审美是人的一种特定的生存方式与生活方式，人的审美具有共通性也具有民族的相异性。西方人称“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而中国人则称“生生为美”。“生生美学”产生于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之中，具有明显的区别于西方美学的中国气派与中国风格。

“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是“生生美学”的文化背景。“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具有根本性的文化传统，是中国人观察问题的特有立场和视角，影响甚至决定了中国古代各种文化艺术形态的产生发展与基本面貌，构成“生生美学”之文化背景。“天人合一”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天人关系的理解，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学对一种宏阔的东方式“中和之美”的诉求，相异于西方古代希腊对微观的物质的“和谐之美”的诉求。

阴阳相生的古典生命美学是“生生美学”的基本内涵。“天人合一”构成了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天人合一”之“一”就是“生”，即生命。“生”有一个中间环节是“气”，阴阳之气为生命化生之本，二气交感诞育万物，成为宇宙人生的根本规律。《周易》言“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之道成为万事万物社会人生包括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阴阳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美善的统一体，也是中国古代生命哲学的艺术体现。这种阴阳之道，在中国传统艺术中无所不在，书法的黑白对比、绘画的线条曲伸、音乐戏曲的起承转合等无不是阴阳相生的体现。

“太极图示”的文化模式是“生生美学”的思维模式。“天人合一”文化传统中的阴阳关系呈现一种极为复杂的“太极图示”。宋初周敦颐所谓“太极而无极”，即指太极无边无极，无所不在。“太极”是一种阴阳相依、交互施受、互为本根的状态。这是对于生命的产生与终止、循环往复、无始无终的形态的现象描述，是中国的哲学思维与艺术思维之所在，中国传统艺术均表现为一种圆柔的饱含生命张力的形态。有学者将之视为艺术的圆形思维模式，这种圆形艺术思维使得艺术极富张力，如汉画像中两只拱背相向、蓄势待发的虎豹。

线型的艺术特征是“生生美学”的艺术特性。根据宗白华的论述，中国传统艺术是线型的艺术，时间的艺术；而西方古代艺术总体上说是块的艺术，空间的艺术。线型艺术呈现的是一种生命的时间之美，一切艺术内容都在时间与线型中呈现，化空间为时间。《清明上河图》在动态的多点透视中呈现了清明时节汴河两岸完整的风情画面；书法是时间之流中笔的生命之舞，最能反映线性艺术的特点。

以“天人合一”为文化传统的“生生美学”及其艺术呈现，反映了中国人特有的生存与审美方式，是一种活着的有生命力的艺术与美学。它已经成为当代美学特别是当代生态美学建设的重要资源，对发展当代美学，对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富有生命活力的“美丽中国”具有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曾繁仁《解读中国传统“生生美学”》，2018年1月7日《光明日报》）

当一些人发出“文学死亡论”时，他们往往找错了可能导致文学“死亡”的“杀手”。现代电子技术，不会导致“文学死亡”。你看，在电子阅读器和手机上，我们照样可以阅读文学作品。纸质书的式微不会影响文学的生存，文学在新的阅读载体上照样活力四射。

那么，谁会成为“谋杀”文学的“元凶”呢？在回答这个问题前，首先我们要弄明白文学的核心价值在哪里？然后才能顺藤摸瓜，看清谁会摧毁和步步侵蚀文学赖以生存的命脉。在提供我的思考答案前，先请看一则数据资料：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发布的《濒危语言图谱》，全世界有7000种语言，其中一半以上的语言将在本世纪消亡，80～90%则在未来的200年灭绝。语言的灭绝速度，比动植物的灭绝速度还要快。几乎平均每隔两个星期就有一种语言消失。据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黄成龙博士介绍，中国有129种语言，其中一半以上活力都很低，至少二三十种语言处于濒危状态，比如云南的阿奴语、东北的赫哲语、新疆的塔塔语、甘肃的裕固语等。如果语言仅仅靠口头代际来传承，那么它的活力则是非常微弱的。掌握语言的人离世了，如果后人无人会说，那么这种语言也随之消失。美国语言学家哈里森教授认为，人类语言的价值要比鲸、金字塔、亚马孙森林这些肉眼可以看到的人类遗产要重要得多。因为“语言是更加古老、复杂精细的人类财富，每一种语言都有结构独特的思想世界，反映了一种独特的人类存在方式。每种语言都有无限的表达可能性，无限的搭配可能性，它们的词汇、发音系统和语法，以精妙的结构组合起来，比我们手建的任何建筑更伟大”。

也许一千个人对文学会有一千种理解，很多人出于各种目的也曾赋予文学各种使命和功能。但我觉得，迄今尚未看到哪一种表述能够触摸到文学的那个核心的功能，或者说文学应该承担的最重要的使命应该是什么？我的理解来自上面关于语言消亡状况介绍资料带来的心灵震撼。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之舟。

有鉴于此，请允许我对文学的核心价值作如此表述：文学是使一个民族语言保持持久生命活力和魅力的重要载体。

汉语言文字的起源是从什么年代开始的，需要考古学家进一步论证。但说汉语言文字历经数千年而不衰，应该是不争的事实。而它能够生生不息传承至今，成为全世界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语种之一，难道我们不应该感谢那些从古到今运用文学这个载体把它的魅力一次次推向极致和巅峰的伟大文学家？请记住那些为汉语言的发展做出了伟大贡献的先贤：……孔子、老子、庄子、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司马迁、罗贯中、施耐庵、曹雪芹……这些灿若星河的名字，是使中华民族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功臣和民族英雄。

常常被我们引用的关于文学是什么的表述，有高尔基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是最接近我的表述的一种定义。但在高尔基这里，语言成为文学创造的工具，是文学的“第一要素”，而不是文学的核心价值。钱谷融先生的“文学是人学”的论述，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意义。可以视作文学实现自己功能的一种重要手段。但这个表述也还不能清楚地说明文学的核心功能。“文学是人学”，对小说这类能够表现复杂社会生活和人性的文学体裁可能是适用的，但对诸如诗歌、散文等并不以研究人、表现人性的深度为优长的文学体裁并不适用。王小波先生说：什么是文学？就是先把文章写好看了再说，其余都是他妈的。“好看”，这是文学的最低门槛。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那么，我们就免谈文学的更高品质。更不用说抵达文学的内核。

在明白了文学的核心价值所在时，我们就清楚了诸如文学如何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文学如何直达人的心灵？文学如何表情达意？文学如何从“小我”进入时代的“大我”？这些都是实现文学核心价值的手段和途径，而非文学的核心价值本身。

一位文学的大师，毫无疑问应该是语言的大师。前些日子，在老屋整理过去的书籍资料，无意间翻检到很早购买的一本林语堂的散文集，就随手翻开其中的一篇《鲁迅之死》读起来，虽然以前读过，再读时仍然津津有味。林语堂先生那种深厚的国学功底，炉火纯青、挥洒自如的驾驭语言的能力，都从一篇小小的短文中发散出来。其实，无须作更多的论证，当代某些作家与现代文学史上的那些大家比差距究竟在哪里，一看就明白了。林语堂先生可以算那个时代的“一线代表”作家之一，更不用说与处于那个时代巅峰的鲁迅先生了。顾彬先生曾经不无刻薄、但也是一针见血地建议“中国作家有必要从头学中文，就像德语作家有必要重新学习他们的母语”。当年梁启超敢于承认：“我的等身著作，不如陈(寅恪)先生一篇几百字的论文。”今天，有不少可以出若干卷文集的作家，有勇气说出这样的话吗？

现在该回到本文的起始，回答那个问题：谁是“谋杀”文学的“元凶”？我的回答是：文学作品中语言的粗鄙化以及像伊塔诺·卡尔维诺批评的“随意地使用语言”，用非文学的语言创作文学作品，这就是从根本上割断文学作品的“命脉”，摧毁、颠覆它在维护一个民族语言持久生命力和活力的核心价值。君不见，长期以来一种假大空的文风对文学产生了何等的伤害？如果大家都把文学作品写得跟工作报告似的，让人读了昏昏欲睡，那么，文学离真正的“死亡”也就不远了。

（选自文汇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