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5月10日，首个“中国品牌日”的到来引起广泛关注。国家层面设立“中国品牌日”，宣示着一个“质造”和“智造”时代的来临。这不只是仪式，更是一种使命。

品牌时代的来临，承载的是一个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的梦想和使命，需要别开生面的创新精神，也需要精雕细琢的工匠精神。从国际上看，一个国家经济崛起的过程也是质量升级、品牌壮大的过程，德国专注务实的工匠精神，美国高度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体制，韩国成立国家品牌委员会的推进机制，都给我们以启示。当C919国产大型客机翱翔蓝天，当中国高铁“扬帆出海”，我们不只有品牌之梦，更有品牌之力和品牌之智。

（摘编自冯蕾《担起建设品牌强国使命》，《光明日报》2017年5月10日）

材料二：

（摘编自《90后最爱“追潮”，女性撑起半边天》，《南方日报》2019年11月1日）

材料三：

小仙炖、钟薛高、ito、北鼎……一批兼具好设计和高品质的国货品牌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并正逐渐成长为“中国制造”的新门面，成为新消费的代表。比如刚诞生两年的雪糕品牌钟薛高，凭借标志性的瓦片造型和不断迭代的口味类别俘获了大批年轻人的芳心。

事实上，90后和00后务实消费的理念，也为服装制造、电子信息制造等传统产业的老牌国货带来了转型升级的机会。

2018年，国产运动品牌李宁首次亮相纽约时装周，以亮眼新潮的设计吸引了年轻消费者的关注。此后推出的球鞋系列“悟道”，以大胆的配色和解构设计，准确切中年轻消费群体的需求，迅速走红。

在产品优质的基础上，用设计感打动年轻消费者，回力、飞跃的帆布鞋，波司登的羽绒服，包括华为近期和眼镜潮牌GENTLE MONSTER跨界推出的智能眼镜，都延续这一套路成功转型，焕发新的活力。

（摘编自《毛文超乌镇演讲：新消费的机会将在细分领域迎来爆发》）

材料四：

中国造，正当“潮”。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为传统文化消费，新生代消费者为了彰显自我个性、打造个人属性标签，日渐乐于使用带有中国文化元素的产品。以故宫推出的彩妆口红为例，一经推出，仅用一晚的时间即预订超过一千支，而这源自于消费者对于产品背后的传统文化价值的认同。而晨光文具则与京剧“联姻”，将生旦净末丑的扮相绘于文具之上，瞬间火爆市场。因为文创的融入，晨光把看似几元钱的小买卖做成了年营收80余亿元的大生意。

与此同时，一批电商平台纷纷“造潮”，孵化出一个又一个国潮新品。据了解，近年来，京东、唯品会、拼多多、天猫等电商平台都开始了对国潮市场的开拓。天猫从2017年就开始了对国潮的策划和重视，2018年更是在国货跨界、文化营销、国潮出海等各个方向上做出了新的尝试。

（摘编自《颜值与性价比兼具，国货当潮源于创新彰显自信》，《南方日报》2019年11月1日）

①如果问人为什么不读书，回答常常是没时间、没精力。但另一方面，日常生活类图书之外，成人读盗墓、穿越；孩子读图文、漫画却越来越多。去年图书零售市场的报告，虚构类书籍销售的前五名全为郭敬明与韩寒包揽，许多大学图书馆的名著出借率被排在百位之外。以图代书，做在线阅读，甚或以上Facebook、刷微博代替阅读的也不在少数。这种“浅阅读”风气的存在，凸显了整个社会浮躁肤浅的荒败的景观。

②音画构成的具象，多刺激感官，不触及心灵。耽溺日久，很容易使人产生惰性，形成按给定预设被动接受的知觉依赖，进而造成迟钝自闭，沟通不良。严重的，连生存都会发生问题。至于网络，因常提供即刻性与碎片化的资讯，在使读网带上时尚化的“轻阅读”特性同时，也会程度不同地损害阅读的品质，造成人智力的降级与思想的衰退。对此，尼古拉斯·卡尔的《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有很详尽的讨论。因网络对人“神经线路”与“记忆程序”的重新编布，使人的阅读常流于字表滑行，而无法做深入的思考，由此，他会觉得《战争与和平》太长，《追忆似水年华》又太晦涩，将爱读经典视为前人少环境刺激、无处可去养成的老嗜好，而将其毫无顾惜地抛弃。可事实是，尽管现实世界无限广阔，虚拟空间更丰富多彩，但如果人们对它的贪恋是以牺牲自身与客体世界的区别为代价，就太不值了。因为众所周知，人与包括机器在内的客体世界的分离能力与分离程度，恰恰是人所具有的本质力量的表征。它不但构成了文化的基本定义，也是一切经典创造的终极要旨。有鉴于此，我们实在不能相信，一味的读图和读网有益人的精神。相反，它在提供便捷的同时容忍懒惰，因此毋宁说是有害的。

③如今已有人不再思考问题，只想着去哪里找现成的答案，甚至哪里有上网点，全不知批判式思维的形成，更依赖人的“原始硬盘”——人经由经典阅读养成的智慧头脑，以及由其分析整理过的知识记忆。至于因分析能力与实际享有信息数量不对称，造成的一些年轻人的价值观倾圮，就更触目惊心。而那种对深邃思想的卓越追索，对人类整体性精神出路的关切，恰恰经典里最多，甚至就是经典最显著的徽标。

④经典阅读有全然不同于“浅阅读”的特点。它有对普遍性和本原特征的热切关注，能助人了解世界，观照自我，因此提供给人的是切切实实的精神养料。

⑤所谓了解世界，是说借由经典提供的经验，人们能找到世界的原始图景，从而认清未来发展无穷。相信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也发过类似的感慨——这个世界是如此之美，但人看到的是如此之少。仅仅是因为没时间、没精力吗？其实，主要是因为个体常受种种困扰的限制，未能获得了解世界的能力与方法。而经典阅读能让自感处处受限的我们在身心解放中拓展视野，此所以，这个活动会被称为“心灵的探险”与“灵魂的壮游”。或以为，生活是最好的导师，这话自然不错，但对于经典阅读，我们想说的是，生活并不必然就比虚构具有更多的真实，世界也并不必然就比人的心智创造更能象征存在的本质，而由媒体构建出的生活世界，有时更只是表象，它的肤泛和破碎，根本不足以映像真实的世界。如果没有经典思想的烛照与指引，它们完全有可能被表现得毫无真实感，更遑论深邃。由此，透过现象，直抵本质，在不出离历史细节和人性真实的同时，认识和把握世界的任务也就无从完成。

⑥ 所谓观照自我，是说人生有限，决定了人有使命要完成，不但对自己和家人，还有对国家和社会。_____________，故“自知者明”与“认识你自己”，会成为横亘在东西方所有人面前的千古难题。而经典阅读在很大程度上恰恰能助人了解自己，因为它致力于一切假真和伪善的剔析，对集天使魔鬼于一身的人性原态更有深刻的追索，这些都能让人从中发现一个真实的自己，从而疏浚心源，检点小我，唤出自觉意识，养成反省习惯，然后从心底生出广大的社会关怀，乃至以天下为己任的高上的担当。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罗曼·罗兰说，“从来没有人为读书而读书，只有在书中读自己，在书中发现自己或检查自己”，普鲁斯特所谓“阅读过程是一交流的过程，是一次与不在场或已死去的当事人的心灵对话”，也是强调通过人书对话真正认识自己。

 ⑦在此，我愿再举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为什么要读经典》中恳切的告诫：“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对读过并喜爱它的人构成一种宝贵的经验”，“每一次重读经典，就像初次阅读一般，是一次发现的-AJL行。经典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很容易将时下的兴趣所在，降格为背景噪音”。

（节选自汪涌豪《经典闭读的当下意义》，有删改）

作家在写作某一个故事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以下的情形：笔下的故事的发展与原先的构想已经形成了冲突,作家是按照故事本身的逻辑来完成作品呢，还是削足适履式地回到原先设定的意图上去呢？换句话说,他是听命于自己的思想呢,还是听命于小说本身的智慧呢？

米兰·昆德拉认为,“每一位真正的小说家都在等待听到那种超越个人意识的智慧之声”,“那是小说的智慧”。在这里,昆德拉使用了“等待”一词,它起码暗示了我们这样一个现象：这种存在于小说自身的“智慧”并不是先验的,它与创作过程一同产生,并且稍纵即逝。这个词还试图表明,这种智慧之声并不一定经常出现,而一旦它来临,它的光亮必然会照亮作家的道路。它是小说家真正的福音。正如威廉·福克纳在创作《当我弥留之际》时的情形一样,小说的智慧之光使他原先构思的人物、故事、情节结构发生了奇妙的变化,他受惠于这种“光亮”完成了自己的“神构妙品”。

我们据此可以推断,如果在创作过程中,作家一直没有听到这种“智慧之声”,那么小说创作的意义和价值并未能够充分地体现出来。法国学者兼批评家爱弥尔·法盖和米兰·昆德拉抱有近似的看法。他在评价司汤达的作品时曾经分析到：司汤达似乎在小说的开始就设想好了作品的结局。“当于连·索耐尔在《红与黑》中一露面,就注定了要在最后朝德瑞那夫人射去决定性的一枪”。法盖在这里至少说出了某种实情。

与司汤达的《红与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一书的写作。我们可以从托尔斯泰研究专家日丹诺夫提供的材料中隐约推知《安娜·卡列尼娜》第一稿的雏形。作为一个狂热的教徒,托氏^（注）原先构思的《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走向大致是这样的：安娜·卡列尼娜作为一个背离宗教原则的妇女,背弃了自已忠实可靠的丈夫与别人私通,最后遭到了惩罚。托尔斯泰原先的初始意图是要表现夫妻关系的永恒性。我们在此不妨引用一下俄国学者巴赫金的著名论点——作家在构思故事并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并非完全为“第一视野”所控制；“第一视野”的内容是先验的、抽象的、空洞乏味的。而我们在公开出版的成书《安娜·卡列尼娜》中,原先的故事框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安娜从一个丑陋、堕落的“妓女”摇身一变为一个风姿绰约、优美动人的贵族妇女。安娜这一人物的变化,作为一个象征性的信号,使托氏的目光从宗教、家庭伦理投向个人情爱的存在状况,他的兴趣和想象力也从社会学转向了存在境遇的复杂领域。实际上,托尔斯泰对故事初衷的背离不仅挽救了一部天才的巨著,而且使他卸下了道德重负,对家庭、婚姻、情爱等一系列问题产生了崭新的见解。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是作家赋予了作品以智慧,相反,小说自身的智慧却一直在引导和教育着作家。可以说，小说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作家在多大程度上对创作初衷构成了违背。

这同样也可以说明,一个作家在构思作品时,不能过于周全,有时一个作家的初始意念过于强烈,其结果是,意念本身在写作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控制着作者,作者成了某种意念和价值的奴隶,这将妨害小说本身的价值。这样的例子在中外的小说创作中可谓屡见不鲜。

（摘编自格非《故事的内核和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