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指出，文艺是国民精神发出的火光，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但是承载着国民精神的文艺不是无本之木，而是耕耘于生活的田野。生活是文艺的土壤，文艺是人类生活长出的禾苗、结出的硕果。创作的源泉来自我们脚下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热土，来自人民砥砺前行的脚步，来自大千世界里活色生香的生活。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文艺创作的基本态度。深入生活，文艺才能植入最深刻的现实；扎根人民，作品才能流动最真挚的情感。只有在火热的生活中寻找创作的灵感，与现实碰撞，与人心激荡，才能生发最动人的力量。也正是这种艺术的力量，才能让人得以面对外在强大力量挑战时作出自觉的回应，得以在美的享受中克服并消除现实生活中的无力感、疲软感、卑微感和恐惧感。

文艺根植于生活，不是被动反映生活，不是机械复制生活。它源于生活而又必须高于生活，艺术家不但要练就感受体悟生活的本领，还要练就提炼升华生活的能力。面对生活原野，艺术家既要像小鸟一样在每个枝丫上跳跃鸣叫，又要像雄鹰一样从高空翱翔俯视。这就要求艺术家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重建现实主义精神，通过文艺创作观照现实、挖掘价值、守望理想，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国家和民族的作品。

如果说生活是文艺的土壤，那么文化就是文艺的家园。中华民族能在历尽磨难后浴火重生，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中华文化拥有5 000多年的悠久辉煌的历史积淀，代表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孕育滋养了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华艺术和中华美学。古雅清新是其精神气质，自由自然是其精神价值，和而不同是其精神结构。中华文化主张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中国人的最高生命理想是通过融入自然万物而实现伟大、自由、永恒和超越。这种对自然的体认已经在艺术领域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和发挥，已经生成独具特色、光辉灿烂的中华美学。正是这些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奠定了中国艺术坚定的自信、自立和自豪。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更是当代中国文艺发展必须坚守的精神家园。

优秀的文艺作品是人类精神天空中自由飞翔的小乌，然而没有一双坚强的理论翅膀，小鸟就不能飞得高远。哲学家说，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进而变成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文艺的发展同样离不开理论支撑和评论引导。当今中国，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社会体制深刻转型、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中外文化交流激荡，文艺正发生着重大变革。由于文艺理论体系、文艺价值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由于新的文艺类型、文艺群体和文艺组织的不断涌现，文艺评论面临许多崭新的课题。于是推动文艺评论的繁荣发展，加强文艺评论学的学科建设，就成了当务之急。

（节选自庞井君《燃起照亮固民精神前途的灯火》，有删改）

先秦诸子为我们留下了一大笔无比宝贵的遗产。儒家的《论语》《孟子》《荀子》，道家的《老子》《庄子》，墨家的《墨子》，法家的《韩非子》等，都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从文体上看，它们基本上都属于论议之文。

先秦诸子的论议文之所以富有魅力，首先一个原因是流派众多，而发表言论的各家及其成员都个性鲜明，卓并不凡。一方面，不管是儒家之文、道家之文、法家之文，还是墨家之文等，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都不可替代。另一方面从各家内部来看，诸多发表言论的人物之间虽然保持着某种一致性，却并非千人一面、千口同声，而是各不相同。就儒家的论议而言，《论语》的文章简而能赅，浅而能深，态度雍容，辞义典雅；《孟子》的文章气势逼人，匠心独运，而挥洒自如；《荀子》的文章缜密谨严，譬巧喻博，句式参差与齐整相间。就道家的论议而言，庄子本人的文章即《庄子》内篇奇妙深幽，庄子后学的文章即<庄子》外、杂篇则大抵奇妙浅豁；庄子学派的文章明于知人心但相对较少辩智，《老子》的文章明于知人心但较多辩智。

先秦诸子论议文之所以富有魅力，其次一个原因是充满了卓绝的智慧。当时，各家各派的成员都关注和思考现实社会与人生中的种种问题，都对这些方面的问题提出了深刻的认识，并为解决问题开出了自己的方子：孔子围绕礼和仁建立的学说，回应的是现实社会秩序的紊乱以及仁爱忠恕之心的缺失；墨子围绕兼相爱、交相利建立的学说，回应的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亏人自利”的世风；孟子建立的仁义、仁政学说，回应的是功利主义的甚嚣尘上以及率兽食人、好战嗜杀的暴政；庄子安时处顺的思想，蕴含着灵魂在现实压迫下的挣扎，其以无用为大用的思想，则回应着把生命当作工具的价值观对生命尊严和价值的戕害……这里充满了对社会发展、社会秩序、人际关系以及个人行为的深刻洞察，充满了对人心与世道、情与理的细腻深刻的把握，充满了对天人关系的宏大锐敏的思考。在我国古代的几千年历史中，人们思考天与人、社会和人生，几乎都没有跳出这些哲人的樊篱。传统从这里发源，反传统也从这里发源；士大夫进取的根据在这里，士大夫退守自持的根据也在这里。在古代社会，先秦诸子文章在很多根本方面所达到的高度，几乎没有被超越过。

总之，先秦诸子论议文就流派风格之多、哲思之深、影响之远、原创性之强而言，是空前的甚至是绝后的。有学者提出，在我国思想学术发展史上，自上古至东汉之末是“纯中国学时期”，自魏初至五代末是“中国学与印度学之交争时期”，自宋初至清中叶是“中国学与印度学之混合时期”，自清中叶至20世纪30年代初是“新中国与西洋学之交争时期”（《（古史辨）第四期，<诸子丛考>自序》，《罗根泽说诸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纯中国学时期”的诸子文章，是我国文化传统最重要的根。我们没有理由不加以珍视，没有理由不弘扬其中优秀的部分。

（摘编自人教社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先秦诸子选读》）

墓志铭与墓碑文考辨

王珂

世人常把墓碑文当作墓志铭。其实二者是有区别的，我们可以从墓碑和墓志的演变来了解它们的区别。

墓碑的使用是在东汉以后。东汉之前，碑的用法典籍记载有三种。一是竖立在宫室前测量日影记时。二是在宗庙前用来拴牲口。碑上有洞，叫穿，绳子可以从中穿过，拴住那些用来祭祀的牲口。三是用作下葬时绑系棺椁的柱子，一般竖立在墓的两旁，其规制有严格的规定。按照郑玄的解释，天子可以用四个木碑，穿六根绳索下葬，诸侯两个木碑、四根绳索……而到了低等级的士，则不能有碑，只能用手挽着绳索下葬了。

从这些记载来看，石碑是用在宫庙前面的，而墓地前的碑，为木质，没有文字，只起到承载棺椁下葬的作用，与后世的墓碑，作用显然不同。

东汉立墓碑的习俗，应当和先秦、秦汉时期的刻石纪念、歌功颂德的传统有关。“物不朽者，莫不朽于金石”（蔡邕《铭论》），由于金铜材质较少，所以纪念性的墓碑就用石碑代替。我们今天发现的东汉初期的墓碑，如袁安碑、甘陵相尚府君碑都是有穿的石质墓碑。

而墓志是在魏晋以后兴起发展的。墓志是埋在坟墓里的石碑，所以它的别称都带有入土的意义，如埋铭、葬志、圹志等。西汉中后期，世家大族建立祠堂、家庙，广立碑铭，刻石记其祖先功德，为的是团结族人，增强宗族的凝聚力。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曹操以禁止厚葬为名，禁止立碑，其实是为了淡化士大夫们的群体意识，淡化世家大族的凝聚力。曹操立法的威严，使立碑之风受到遏制，但是人们依然按照立碑的风俗，把石碑立在坟墓之内，这就是墓志。魏晋时期的墓志，仿照墓碑而制，直立在墓内，不像后世的墓志都是平放。

南北朝时期，墓志经过不断发展，已经逐步确定了其形制。我们看到的过渡期最具代表性的墓志就是南朝宋大明八年的《刘怀民墓志》，这个墓志是方形石质，但是还没有盖，加盖的墓志是洛阳发现的北魏正始二年的《寇臻墓志》。这一时期墓志基本定型，为后世所效仿。

禁止立碑的政策至隋唐之时，已基本解禁。但是相较于碑，墓志的使用却更加频繁。由于竖立在墓地前的墓碑，会因战乱灾害人事变迁等原因被损毁，而随同棺椁埋在一起的墓志，则一般不会被毁坏，它的长久保存性更强，因此，虽然禁碑之令有所松动，但墓志因具有独特的优势而被保存并传承下去了。

再说墓碑文与墓志铭。墓碑文包括序和铭。序主要叙述死者的姓氏、籍贯、世系以及生平事迹等；铭在序之后，以韵文的形式来对死者进行歌功颂德。而墓志上的文字前一部分是“志”，即简述死者生平；后一部分是“铭”，即用韵语概括前一部分内容，并加以褒扬和悼念之意。墓志上的文字虽由墓碑文发展而来，但二者是有区别的。黄金明在《汉魏晋南北朝诔碑文研究》中说得很详细：“就文体功能而言，碑文更注重铭颂德勋，墓志虽也记德铭勋，又很注重记事。碑文于序中更见辞彩，墓志于铭中更显文丽，故古代文章选集如《艺文类聚》碑文主要选其序，墓志则多选其铭。”

（节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2月12日第391期）

A．墓碑与东汉之前的碑功用不同。根据史料记载，东汉之前碑主要用于测量日影记时、拴祭祀的牲口以及承载棺椁下葬。

B．西汉中后期，为团结族人，增强宗族凝聚力，世家大族纷纷建立祠堂、宗庙，立碑纪念先祖功德，一时立碑之风盛行。

C．墓志铭和墓碑文有渊源关系。墓志上“志”的内容和功用类似于墓碑文中的“序”，墓志上的“铭”也源于墓碑上的铭文。

D．就文体功能而言，碑文和墓志都注重歌功颂德，但后者更重记事；就文采来说，碑文中的“序”不如墓志上的“铭”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