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书法理论诞生较早，始见于汉代。崔瑗所谓“观其法象，俯仰有仪”，蔡邕所谓“书肇于自然”的书法评论，可算是书法理论的萌芽。此后，“自然”二字出现频率极高，且在不同时段、不同理论家的认知中有着不同的内涵。

汉代的书论中，“观物取象”意识普遍存在。在此观念下，当时的书论家不但关注汉字点画形状的书写方法，而且注重以自然物象来对应说明点画的形状与面貌。到了魏晋，书论对点画的描述更加微观细致。卫夫人《笔阵图》中提到“横如千里阵云”“点如高峰坠石”，以自然之形比附书法之形；王羲之《笔势论十二章》中的“屈脚之法，弯如角弓之张”，则揭示了书法点画形状与自然物象之间的相似性。这种从形状上把自然物象与书法点画紧密相连的理论，属于第一自然——“眼中自然”。在后世有关“永字八法”的讨论中，这种理论被进一步细化，但对自然内涵的拓展上并没有多大进展。用这一自然概念理解书法，具体可感，真实可信，但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毕竟有限。因为，它只能停留在书法具体点画外形的层面，一旦超出点画外形，进入到点画姿态以及整个字的造型与姿态问题时，这种以物对应的办法就陷入了尴尬。于是，书法理论的构建中就出现了“第二自然”，即“胸中自然”。

“胸中自然”基于生命意识与书法审美。魏晋南北朝书论中用自然物象来喻说书家的个人风格，并以此来表达不同书家作品中流露出来的生命意象，如梁武帝说“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韦诞书如龙威虎振，剑拔弩张”。到了唐代，孙过庭《书谱》中讲到书法“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这就是说，书法与自然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视觉感官上的相似性，而是自然与人心妙合的产物，需要感受与体悟。

怎样将胸中的“第二自然”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呢？这就进入了基于法道观念与心性表现的“第三自然”——“手中自然”。宋代以后，在尚意思潮的影响下，书法的主要追求已经不是妙悟自然，更不是眼观自然，而是心性的自然流露，以及表达方式上的“自然而然”。苏轼的书写状态“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便是他本人真性情、真情感的流露。此类作品，字如其人，人如其字，一切都自然而然。自然而然即为自由自在，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也必然是书法的最高境界。

历代书家正是在观察、体悟、回归自然的过程中，提炼了书法的点画样式，丰富了书法的生命意象，升华了书法的审美境界，终将书法内化为书家的人格修养和心性表达。

（摘编自史忠平《中国古代书论中的“自然”变迁》）

新时代中国文学发展必须以文化自信为现实基础。从现代文学诞生至今，中国文学的发展在不断成熟和繁荣过程中，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积淀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发展理念和理论。20世纪中期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为世界文学的发展提供了鲜活的中经验和中国式的文学思维，向世界全方位展示了建于中国文化基础上的中国文学范式，成为世界文学发展中的重要一极。

但也不可否认，在这种发展流变和日益壮大的文学实践中，有一种“虚无主义”的倾向，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理论的自身建构上还缺乏原创的勇气和视野，缺乏基于中国文化自身逻辑的理论创设和延伸。这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缺少了这种自信，也就会缺失新时代中国文学发展的现实基础，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也就无从谈起。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深刻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自信不仅是新时代中国文学发展的现实基础，而且是新时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内生动力。

新时代中国文学发展必须蕴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当中。正如人们所知，特定的文化产生特定的文学。因此，新时代中国文学一定是蕴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中的，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历史的积淀、过程的总结、时代的凝练，是它们相互作用、彼此呼应的结果。***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一论述指出了中大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三个构成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三个层面累世叠加，通过不断继承和创新，积淀出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这三个方面既构成了新时代中国文学发展的线性文化线索，也指明了新时代中国文学发展必然的文化逻辑，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性和当代性总结，每一个作家都是带着自身的文化积淀和文化经验开始文学创作的。因此，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特质的浸润下，才能创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优秀文学作品，才能从文化还原的角度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建构提供丰富源泉。

(选自《新时代中国文学发展的路径与秩序》，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