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常常被人叫做“礼乐文化”。所谓“礼乐文化”，也就是明确表明在这种以培养人格、造就文明社会为目的的文化中，礼乐起着核心的与基本的作用。其中，乐既是个人修身成德的途径，也是理想社会和政治的旨归。这与古人对“乐”的认识有关。

虽然儒家一直讲圣人制礼作乐，实际上古人并不将乐视为纯粹人为主观的产物。乐之本，在天不在人。古人将十二律与十二月相配，将五声对应于五行或四季，在现代人看来是牵强附会甚至是无稽之谈，却未看到古人的良苦用心。音律是由人制定的，但却是“天之道也”。音乐与人的主观情感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更不是情感的产物。一方面，与乐相比，人的情感是主观相对的，因人因地因事而不同，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写到：“夫殊方异俗，歌哭不同。使错而用之，或闻哭而欢，或听歌而戚，然其哀乐之怀均也。今用均同之情而发万殊之声，斯非音声之无常哉？”另一方面，悲伤的音乐未必使听者悲伤，喜庆的音乐也未必使听者开心。

乐如果本出于天，为何又是人的产物呢？这是现代人才会有的问题，现代人相信天人永隔；对于古人来说，天人有别，但天人相通：“天之与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响之应声。”天道运行有一定的节律，《史记·律书》中说：“律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气，天所以成孰万物也。”天之节律即人之节律，此节律也是人事的最高规范，依它行事，天下太平，万物和谐，人心安泰，即为王道。所以《乐论》中曾提出这样的观点：“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合其体，得其性，则和；离其体，失其性，则乖。”

因此，乐作为一种政治教化的体制，它的规范应该具有绝对普遍性，不能因人因事因地而异，因为这种规范性乃人类伦理生活的基本原理与范式，它绝不是主观任意的，而是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具有先天的绝对性。否则，它就不再是一种公共的体制而只是私人产物了。教化如果变为实现任何个人或人群的利益的工具，便不是教化，而是洗脑了。圣人不是根据自己的意见，而是承袭天道作乐。正如阮籍所说：“昔者圣人之作乐也，将以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也。”礼乐乃是“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而不是圣人出于一己之私的发明。

但是，不管怎么说，乐之本质虽然是客观的，它的具体表现却是极为感性的，所以即便是嵇康，也从未否认乐对人情感的巨大作用，“声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但乐不是像大笑或哭泣那样的纯粹私人情感的宣泄；乐是通过感性的方式使人扬弃了自己狭隘的主观性而上升到存在和宇宙的普遍性，达到人生和世界的理想状态，使宇宙人生因此变得完美。

（摘编自张汝伦《论“乐”》）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礼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起着核心作用，对古代文明社会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B．古人把音乐与自然现象的一些要素分别对应起来，以体现他们对音乐本质的理解。

C．天的节律与人的节律彼此相通，它们共同构成人们从事各项活动时的最高规范。

D．在古代社会，乐可以提供普遍且相对稳定的基本规范，它承担了政治教化的功能。

【小题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第2段从两方面阐释了音乐与人的主观情感之间的关系，强调了乐本不在人。

B．文章第3段从对比入手，分析了古人和今人眼中不同的天人关系，论证乐本出于天。

C．文章第4段为了证明圣人承袭天道作乐的看法，引用阮籍的观点，使论证更有说服力。

D．文章第5段补充论证了乐对人情感的作用，指出乐可以使人生变得完美，论证更严密。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乐作为政治教化的体制具有先天绝对性，因此圣人作乐时要将自己的意见与天道相融合。

B．礼乐文化影响着社会的安定和人心的安泰，统治者推行礼乐文化，就能达于王道。

C．乐具有客观性，人的情感是主观的，可见《琵琶行》中作者的感受与乐曲本身关系不大。

D．乐可以使人上升到存在和宇宙的普遍性，这对于个人修身成德和建成理想社会都很重要。

阅读材料，完成各题。

在以经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国古代社会，《诗经》被尊奉为人伦教化的神圣经典，与文学总集分途著录，形成了文学总集不录《诗经》作品的文学禁忌。随着经学内部的嬗变和《诗经》文学阐释的发展，隋代王通和唐代刘迅相继“续《诗》”，选录《诗经》之后的诗歌并纳入诗教范畴。“续《诗》”不仅很难达到其经学目的，反而容易使人们从汉魏六朝诗歌的情貌特征，推想《诗经》的本来面目，成为解构经学和尊经意识的潜在异质，为《诗经》入选文学总集提供了反向的启示。宋代朱熹设想编纂一部收录《诗经》《楚辞》和后世诗歌的大型诗歌总集，直接为文学总集选录《诗经》做了理论准备。但朱熹最终未能将自己的构想付诸实施，也预示着总集选录《诗经》的思想阻力依然强大。直到明代，才出现《诗学正宗》《汇古菁华》《诗冶》等真正选录《诗经》作品的文学总集，《诗经》走下经学的神坛，融入多姿多彩的文学世界。

晚明总集选录《诗经》并不偶然，而与当时《诗经》文学阐释的繁荣局面相呼应，是《诗经》文学身份得以彰显和认可的最直观、最集中的体现，是现代《诗经》文学主体身份最终确立的精彩预演的关键步骤，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小题1】《诗经》文学主体身份的最终确立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过程？请加以概括。
【小题2】请具体解释“反向的启示”在文中的意思。
【小题3】以《氓》为例，谈谈《诗经》文学性的具体体现。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题目。
“历史”一词的建构实际上包含着四个层次：一是真实的历史，二是记录的历史，三是传播的历史，四是接受的历史。
“真实的历史”是指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和已经逝去的历史人物。“真实的历史”具有两大特点：一是唯一性，二是不可重复性。
“记录的历史”是历史学家根据当事人与旁观者的口述、回忆、文字记录下来的历史，比如《史记》，当事人与旁观者的口述和回忆可靠吗？当事人的口述一般来说是可信的，但是，当事人的口述与回忆有时也会存在问题。比如记忆本身的多寡、误记、有意掩盖和无意选择等；而且，当事人只是历史事件的部分经历者，任何当事人都不可能知道历史的全貌，不可能了解历史事件的全过程。至于历史事件发生的独特背景、原因，更难为每一位当事人所知晓。这样，当事人的口述和“真实的历史”之间已经有了误差。如果若干或者一批当事人回忆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差别会更大。旁观者呢？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吗？有时候恰恰是当事者清旁观者迷。因为当事者知道事件的真相，知道事件的全过程。旁观者只凭自己的见闻了解历史事件，而获得见闻的五官常常会欺骗我们。并非所有眼见都是真实，并非所有耳闻都是真实。
史学家书写“记录的历史”，必然要对自己依据的文献进行选择，没有选择的历史记录是不存在的。这不仅因为历史事件的本身太复杂、太庞杂，历史文献太复杂、太庞杂，没有选择就无法记写，更由于史学家书写历史的本身必然受到种种制约，这种制约包括政治倾向、价值判断、逻辑鉴别、文艺修养、心理倾向、个人好恶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史学家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记载的详略和褒贬。
我们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看到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是司马迁“记录的历史”。“记录的历史”和“真实的历史”之间已经有了差距，至于这个差距有多大，我们已经无从考评了。有时候，“记录的历史”和“真实的历史”竟然会截然相反。就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而言，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重点记录了司马相如的辞赋，对司马相如与县令王吉算计卓文君、卓王孙一事进行了回护，只是在个别叙述文字上透露了“真实的历史”的部分原貌。我们只有细心阅读文本，才能发现琴挑文君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是一场周密计划和安排的事件。
“传播的历史”更为复杂。它存在两个极端：一是神话，二是丑化。神话是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偶像化。偶像，包括政治偶像、娱乐偶像、学术偶像等。
宋元明清直至今天，大量的戏剧、小说演绎着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说明此类故事塑造的卓文君的形象受到了观众和读者的热烈追捧。但是，这些演绎都删掉了司马相如和王吉算计卓文君、卓王孙的相关情节，使得相如“琴挑”文君从“历史”演变成一个美丽的爱情神话。神话也是一种对历史解读的方法，不过它是一种极端的解读。
为什么这些远离了历史真实的故事能够如此受到追捧？因为现实需要偶像。现实并不完美，现实本身具有太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偶像恰恰弥补了现实的不足。比如说现实中的爱情与婚姻存在着太多的不足，因此人们特别需要有爱情与婚姻的偶像。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作为一对艺术偶像满足了广大百姓对理想爱情和理想婚姻的向往，尽管这种理想只是一种神话，但是这种神话的本身也是一种现实的诉求。
历史文献往往具有多义性。历史文献本身的多义性也为传播历史带来了神话与丑化的现实可能。特别是“文君夜奔”的多义性更加丰富：第一，浓烈的自由爱情与自由婚姻；第二，不以贫富论婚姻；第三，才子与佳人的完美结合；第四，女儿的慧眼与父亲婚恋的冲突等等。事件本身的多义性为“解读的历史”带来了两种倾向：批判琴挑和神话琴挑。
丑化和神话一样是对“记录的历史”的另类解读。出于某种现实诉求，传播的历史也会出现神话的反面——丑化。
从“历史”一词建构的四层意义来看，“接受的历史”是“历史”一词的终极意义。历代百姓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了解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婚姻真相的人少之又少，绝大多数读者是通过小说、戏剧知道了这个美丽的爱情“神话”。所以，经过数百年的沿习，今天我们如果讲出《史记》中记录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婚姻故事，反而会被许许多多的读者和观众看成是有意翻案，刻意颠覆。
（选自《历史建构与文学阐释》，有删节）
【小题1】下列与“记录的历史”有关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记录的历史”若是历史学家根据当事人可信的口述与回忆记录下来的，也就是“真实的历史”。

B．如果若干或者一批当事人回忆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据此记录的历史与真实历史之间往往有较大差别。

C．因为历史事件本身的复杂性和史学家书写历史本身受到的种种制约，史学家记录的历史必然是有所选择的。

D．《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重点记录了司马相如的辞赋，而对司马相如与县令王吉算计卓文君、卓王孙一事进行了回护，可见其是“记录的历史”，并不是“真实的历史”。

【小题2】（小题2）下列与“传播的历史”有关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传播的历史存在“神话”和“丑化”两个极端，这两个极端是对“记录的历史”的一种另类解读。

B．传播的历史中的“神话”是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偶像化，偶像能弥补现实的不足，因而受到大众的追捧。

C．寄托了人们某种理想的“神话”本身也是一种现实的诉求，而其反面——“丑化”的出现也是出于某种现实的诉求。

D．历史文献本身的多义性使历史在传播过程中必然会走向神话和丑化两个极端。

【小题3】（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宋元明清直至今天，演绎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的大量戏剧、小说都删掉了司马相如和王吉算计卓文君、卓王孙的相关情节。

B．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从“历史”演变成一个美丽的爱情神话，满足了广大百姓对理想爱情和理想婚姻的向往。

C．今天的许多读者和观众很难接受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美丽爱情“神话”背后的婚姻真相，因为他们都对《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的记载深信不疑。

D．“文君夜奔”本身的多义性为这个故事的解读带来了两种倾向：批判琴挑和神话琴挑。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张衡的地动仪管用吗？

方舟子

地动仪早已失传，它是否真能起到检测地震的作用，也就成了一个谜。一百多年来，国内外不少专家根据范晔《后汉书·张衡传》上的简单描述，设计了各种模型，力图复原地动仪。我们在中学教科书上见到的那个模型图是其中最流行的一个，是1951年由王振铎设计的。但是所有这些所谓复原模型没有一个能够真正用于检测地震，不过是艺术品摆设。

2005年，中国地震局的专家宣布他们经过三年的研究，建立了新的地动仪复原模型，并第一次实现了验震功能，通过了专家鉴定和国家验收。他们在媒体上声称地动仪新模型对河北唐山、云南泸西、越南孟艺发生的三次真实地震进行了检验，听上去颇令人信服。但是这三次地震分别发生于1976、2000和2001年，而地动仪新模型在2005年才建成，怎么可能对它们进行检验呢？原来地动仪检验的不是真实地震的发生，而是实验室里对真实地震的模拟，实验的时候假定这些地震发生在几百千米之外。在该地动仪模型建成以后，中国境内每年都多次发生5级以上地震，在该地动仪的检测范围（实验用的“越南孟艺地震”是4.9级），却没有听说该地动仪模型检测到哪怕一次。特别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北京有震感，也没听说在北京展出的该地动仪模型检测到（否则如此大事在其设计者于2010年发表的有关地动仪的论文中不会不提）。所以，该地动仪模型的验震功能实际上并没有经过真实地震的检验。

今人具有张衡所没有的物理学、地震学知识和现代工艺，动用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精力，也还无法实现地动仪的验震功能，不能不让人怀疑张衡的地动仪是否真的管用。《后汉书·张衡传》认为它是管用的，记载了这么一个著名的故事：有一次地动仪的机关发动，但是人们并不觉得地在动，京师（洛阳）的学者都怪它乱报，几天后信使来了，果然在陇西发生了地震，于是大家都佩服它的巧妙，从那以后皇帝就让史官记载地动发生的方位。

但是这个记载很成问题。按《后汉书·张衡传》所说，地动仪建成于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张衡卒于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在此期间，《后汉书》只记载发生过一次陇西地震，那就是永和三年（公元138年）的地震。一般认为地动仪检测的就是这次地震。但是《后汉书·五行志》说得很清楚，这次的陇西地震在京师是有感的，破坏很严重，“裂城廓，室屋坏，压杀人”，京师学者不会对地动仪的机关发动感到奇怪，与《张衡传》的故事矛盾。可见地动仪检测的不可能是这次地震。就令人莫名其妙了。《四愁诗》是一首写相思的诗，有政治寓意，但没有任何能够与地震扯上关系的描述。除了“我所思兮在汉阳”，还有“我所思兮在泰山”、“我所思兮在桂林”、“我所思兮在雁门”，非要把它说成地震诗，难道在泰山、桂林、雁门也都发生过地震？其实张衡不过是用泰山、桂林、汉阳、雁门来代表东南西北罢了。

从地动仪建成到张衡去世，《后汉书》共记载发生过8次地震，但是这些地震在京师全都有感，所以都不可能是《张衡传》说的地震。史书漏载了发生在外地的地震当然有可能，但是《张衡传》所说的陇西地震是在京师学界引起轰动的社会事件，没有留下佐证就不合常理了。所以更可能的是，那只是为了说明地动仪的神奇而编造的故事。中国古代的史书本来就是史实、传说乃至神话混杂的。也没有任何记载能够证明在张衡之后其地动仪起过作用。我们不必怀疑张衡曾经建造出一台叫候风地动仪的仪器，但是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也没有理由让人信服地动仪曾经发挥过验震的功能，它很可能和今人复原的那些模型一样，仅仅是个无用的摆设。

提起中国古代科学家，很多人马上会想到东汉多才多艺的大学者张衡。而提起张衡，人们马上会想到他发明的地动仪。那个八只蛤蟆对着八条龙张嘴的复原模型是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艺术品，张衡的发明也因此深入人心，以致近年来每有大地震，总能见到有人指责地震局：“张衡的地动仪都能预报地震，你们这些地震专家怎么这么无能？”当然，张衡的地动仪不能也不是为了用于预报地震，而是要能检测到远方发生的地震，既不能确定震中，也不能计算震级，比现在的地震仪差远了。

地动仪早已失传，它是否真能起到检测地震的作用，也就成了一个谜。一百多年来，国内外不少专家根据范晔《后汉书·张衡传》上的简单描述，设计了各种模型，力图复原地动仪。我们在中学教科书上见到的那个模型图是其中最流行的一个，是1951年由王振铎设计的。但是所有这些所谓复原模型没有一个能够真正用于检测地震，不过是艺术品摆设。

2005年，中国地震局的专家宣布他们经过三年的研究，建立了新的地动仪复原模型，并第一次实现了验震功能，通过了专家鉴定和国家验收。他们在媒体上声称地动仪新模型对河北唐山、云南泸西、越南孟艺发生的三次真实地震进行了检验，听上去颇令人信服。但是这三次地震分别发生于1976、2000和2001年，而地动仪新模型在2005年才建成，怎么可能对它们进行检验呢？原来地动仪检验的不是真实地震的发生，而是实验室里对真实地震的模拟，实验的时候假定这些地震发生在几百千米之外。在该地动仪模型建成以后，中国境内每年都多次发生5级以上地震，在该地动仪的检测范围（实验用的“越南孟艺地震”是4.9级），却没有听说该地动仪模型检测到哪怕一次。特别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北京有震感，也没听说在北京展出的该地动仪模型检测到（否则如此大事在其设计者于2010年发表的有关地动仪的论文中不会不提）。所以，该地动仪模型的验震功能实际上并没有经过真实地震的检验。

今人具有张衡所没有的物理学、地震学知识和现代工艺，动用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精力从地动仪建成到张衡去世，《后汉书》共记载发生过8次地震，但是这些地震在京师全都有感，所以都不可能是《张衡传》说的地震。史书漏载了发生在外地的地震当然有可能，但是《张衡传》所说的陇西地震是在京师学界引起轰动的社会事件，没有留下佐证就不合常理了。所以更可能的是，那只是为了说明地动仪的神奇而编造的故事。中国古代的史书本来就是史实、传说乃至神话混杂的。也没有任何记载能够证明在张衡之后其地动仪起过作用。我们不必怀疑张衡曾经建造出一台叫候风地动仪的仪器，但是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也没有理由让人信服地动仪曾经发挥过验震的功能，它很可能和今人复原的那些模型一样，仅仅是个无用的摆设。

就令人莫名其妙了。《四愁诗》是一首写相思的诗，有政治寓意，但没有任何能够与地震扯上关系的描述。除了“我所思兮在汉阳”，还有“我所思兮在泰山”、“我所思兮在桂林”、“我所思兮在雁门”，非要把它说成地震诗，难道在泰山、桂林、雁门也都发生过地震？其实张衡不过是用泰山、桂林、汉阳、雁门来代表东南西北罢了。 　　从地动仪建成到张衡去世，《后汉书》共记载发生过8次地震，但是这些地震在京师全都有感，所以都不可能是《张衡传》说的地震。史书漏载了发生在外地的地震当然有可能，但是《张衡传》所说的陇西地震是在京师学界引起轰动的社会事件，没有留下佐证就不合常理了。所以更可能的是，那只是为了说明地动仪的神奇而编造的故事。中国古代的史书本来就是史实、传说乃至神话混杂的。也没有任何记载能够证明在张衡之后其地动仪起过作用。我们不必怀疑张衡曾经建造出一台叫候风地动仪的仪器，但是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也没有理由让人信服地动仪曾经发挥过验震的功能，它很可能和今人复原的那些模型一样，仅仅是个无用的摆设。

2010.11.29 （《中国青年报》2010.12.1）（选自2010年12月20日《中国青年报》，有删节）

【小题1】关于“地动仪”模型的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在中学教科书中最流行的地动仪模型图，不过是解放后由王振铎根据《后汉书·张衡传》设计的。

B．地动仪早已失传，今天我们看到的模型都是近一百多年来后人的仿制品。

C．2008汶川地震时，新地动仪模型在北京展出，并未检测到地震消息。

D．2005年新地动仪模型历时数十年研究，经历了1976、2000、2001三次地震的考验，用三年时间建成。

【小题2】作者质疑“地动仪可能是个无用的摆设”的原因，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后汉书·张衡传》所说的陇西地震是在京师学界引起轰动的社会事件，居然没有留下佐证，不合常理。

B．今人具备现代物理学、地震学知识和现代工艺，动用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精力，也还无法实现地动仪的验震功能，不免令人对地动仪生疑。

C．中国古代的史书的可靠性本身值得怀疑，也没有其他任何记载能够证明在张衡之后其地动仪起过作用。

D．《后汉书·张衡传》关于地动仪验证陇西大地震的记载与《后汉书·五行志》矛盾。

【小题3】下列推断，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关于陇西地震的记载漏洞是作者质疑地动仪无用的关键证据之一。

B．目前中学各科教科书出现的地动仪模型解说是错误的，有待纠正。

C．对地动仪的质疑虽然存在争议且还无定论，但其中的科学精神是必须坚持的。

D．张衡曾经建造出一台叫候风地动仪的仪器的基本史实是可靠的。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自先秦到明清，中国乡村社会秩序的基本构成要素有三：宗族、乡里和乡绅。宗族是由父系血缘关系而结成的组织，乡里是基于地缘关系而形成的组织，乡绅是指有官职或功名的地方士绅。这三者形成了古代不同时期的社会秩序。乡贤是乡绅中的良绅，他们根植、立足于乡土社会，以其士大夫的文化精神影响、作用于乡土社会，上利国家，下益乡民。他们有些人通过读书获得功名，走出乡村，在外为官，但是在他们年老退休之后，选择了回乡养老。他们深受儒家礼仪教化的熏陶，一向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即便是退隐在野，也不忘教化乡里，热衷于地方公益事业，如设义田、修水利、办书院、赈灾民等等。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具有沟通地方政府与社会的权利和便利，对于地方政府的政策，亦可以代表民众向州县官进言。同时，他们又经常是宗族长，维持着乡间社会的礼仪和秩序。这样一个阶层，在乡村社会实践着儒家“进亦忧，退亦忧”的理念，维系着乡村社会的秩序。
从大体上来说，中国传统社会“皇权不下县”，国家正式的行政机构管理只到县一级。这就为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使得乡贤对于乡村的治理成为可能。乡贤属于士阶层，其与乡村发生紧密联系当在宋代以后。先秦时期的士主要依附于贵族，如张仪、苏秦之辈，纵横捭阖，在诸国之间逞其舌辩之才；吴起、乐毅之属，学得兵法，志在建功立业，他们都很少与乡村基层发生关涉。秦代不重文教，焚书坑儒，压制读书人，士人虽多散落在民间，但甚至连道德教化的作用也谈不上。魏晋重门阀，“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读书人也多集中在世家大族。有些可以被当作乡贤的，其影响乡里也只限于道德教化方面。
直到隋唐科举制度的实施，才开始打破门阀对士阶层的垄断。由科举进入仕途的人在宋代以后逐渐增多，他们构成了乡贤的主体，并逐渐参与到地方事务中来。最典型的要数范仲淹，他晚年捐献积蓄，在家乡苏州购置良田千余亩，设立义庄，在家族范围内进行慈善救助。为此，他还订立了义庄规矩，对米、绢、钱发放的对象、数量、方式、管理、监督等事项均做了具体可操作的规定。后来吕大钧的《吕氏乡约》更是对乡民修身、立业、齐家、交友等行为和婚丧嫁娶等社会性的活动作了规范性的要求。钱穆先生说，宋代有一种“自觉的精神”在“士大夫社会中逐渐萌茁”，这种自觉的精神，就是“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感觉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着天下的重任”。
随着明代“一条鞭法”和清代“摊丁入亩”政策的推行，作为乡村基层的里甲制度逐渐流行，国家将缴纳赋税的职能交给民间社会自行办理，由此形成了明清以来的基层社会自治化。而地方政府往往也因人力、财力的困难，而难以有效地组织公共工程、福利机构和教育设施等，乡村的组织及公共产品的提供很大程度上依靠乡贤。清末民国，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乡村的读书人通往上层社会的渠道被阻断，只好走向城市，乡贤大量流失。一向以乡贤为精神领袖的乡民在文化层面也丧失了指引，乡村道德水平急剧下降，其留下的文化真空很快被外来文化尤其是外来宗教文化所填补，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乡村社会急剧凋敝，基层社会动荡不安。
（摘自胡彬彬《古代乡贤与乡村治理》，略有删改）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宗族、乡里、乡绅作为从先秦到明清中国乡村社会秩序的基本构成要素，形成了古代不同时期的社 会秩序。

B．有官职或功名的地方士绅以其士大夫的文化精神，立足乡土，利用自身的权利和便利，上利国家，下益乡民。

C．有些在外为官的乡贤，在年老退休返乡之后，施行乡民教化，积极参与地方事务，维护乡村社会的秩序。

D．乡贤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具有社会责任感，他们作为政府和基层民众之间的中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大体上说，传统中国中央向地方派遣的官员到县级为止就不再有命官，这就为乡村的自我管理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B．乡贤作为士阶层，参与乡村管理的程度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加深，魏晋时期对乡里的影响仅限于道德教化，宋时成为乡村管理的主体。

C．隋唐时期，寒门子弟通过考试，有机会获得“士”的身份，参与国家政治和地方事务，这些由科举进入仕途的人在宋代以后渐增。

D．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就可以说是宋代士大夫“自觉的精神”的反映。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作为参与地方事务的乡贤典型，范仲淹对家乡事务的参与仅限于宗族内部；后来吕大钧的《吕氏乡约》则超越了宗族的范畴。

B．明清以来，由于基层社会自治化程度提高，再加上地方政府人力、财力上的困难，乡贤在乡村治理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C．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可以说是传统乡贤流失的原因之一。科举制度废除之后，乡村读书人为了寻求发展的途径，只好走向城市。

D．随着乡贤的流失，乡民失去文化引领，乡村治理失效，乡村社会凋敝，基层社会动荡，以致乡村的文化空间被外来文化占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