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时期,江南城墙的修筑是渐进的过程。许多城市城墙的修筑和不断加,最直接的意义是使城市少遭或免遭战火的破坏,保存了江南城市的发展基础,这也是江南城市得以繁荣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如五代时,钱缪驻扎杭州后,修筑城墙七十里,建城门十座,使杭州几乎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所以当时的杭州“邑屋之繁会,江山之雕丽,实江南之胜概也”。

城墙的修筑能确定城市的范围。江南城市城墙的修筑,使城市范围得以圃定,同时一些城市数次修筑城墙,也促使城市的面积不断扩大。城市面积的大小,能说明城市容纳的人口数量,城市街道、桥梁、河道的布局状况,及其相应的城市工商服务行业的发展程度。在没有修筑城墙之前,城市的发展是无序和杂乱的,城市是不固定的,一些城市主要依靠子城而向外散状弥漫式地发展。一旦修筑了城墙,城市范围就确定下来,城市就会在一定的区域内有序地发展。 

城墙的修筑使城市管理者能根据城市的大小和形状,合理地规划城市内的街道、坊里建设。修筑城墙时,根据地形特点,江南城市往往在四面修筑數量不等的城门,城门外接重要的交通线路,内与城内的街道相通,城内外的交通紧密连接在一起。江南城市都会建数条路面较为宽阔、方向是正南北或正东西的主干道通向主要城门。与主干道相连的是深入坊里的小街小巷,方向也都是正南北或正东西。可以说,城墙的修筑对城区内的建设有较大影响,城墙修筑后,城市的物质形态会更加完善,城市内部人们的生活状态也会受到直接影响。

城墙的修筑保证了城市的安全,使城市人口越来越多,促进了城市服务业的发展。江南城市的城墙使城市与农村的界限清晰起来,城市比农村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这大大促进了人口向城市的涌入。城市人口密度的增大,相应地使城市工商服务行业迅猛兴起,城墙内人们的财富快速聚积,从而为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城市服务业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在江南各大城市迅猛发展。

城墙的修筑使城市商业经营模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唐代江南城市实行市制,许多城市都有专门的商业市场。城墙修筑使城区面积有所扩大,人口数量增加,囚而迫使市场的规模也要扩大,以保证城市生活用品的供应。于是,在主要街道或者城门内外以及居民聚居区,新的小规模的经商场所越来越多,渐渐演变成一片片的商业街巷,成为城市中新出现的繁华的商业区域。

总之,城墙修筑是隋唐五代江南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城墙修筑的不断完善,既是江南城市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推动了江南城市的进一步发展。

摘编自张剑光、邹国慰《城墙修筑与隋唐五代江南城市的发展》

争吵两千年 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谜

今古文经学之争是汉代始兴的儒学内部的一场派系斗争。作为学术发展不可缺少的备件之一，学术流派之争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耐人寻味的是，今古文之争长达两千余年其范围也远远超出了学术论争。

本文的“经”即指儒家经典部分，古老的经书内容深奥，主要靠经师的传授得以流传。由于讲授者对经书的理解各不相同，于是，便产生了以经书为研究对象的学问——经学。

所谓今古文的“文”，是指记载经典所使用的文字。今文指的是汉代通行的隶书，古文则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古文字。秦初，秦始皇实行愚民政策，大搞“焚书坑儒”，只有“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得以幸免，西汉时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将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家思想，作为官方认可的统 治思想，可是，西汉流行的儒学经典多无旧典文本，而是靠幸存的经师口授相传，由习经生们记录下来，他们记录所用的文字便是西汉通行的隶书，属当时代的“今文”，故而这类经书被称之为今文经。

从表面来看，今古文经学之争主要表现在文字及对经义的理解、解释的不同。一般来讲，解经时，今文经学注重阐述经文中的“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则注重文字训诂；今文学派竭力把经书和神学迷信相联系，特别在西汉，今文经学家为迎合统治者的喜好，解经时喜欢掺杂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他们把经学和阴阳五行相附会，把经书说得神乎其神，古文学派虽然还未能完全摆脱神学迷信的羁绊，但却反对讲灾异谶纬，注重实学。

汉代的今古文学派之间的斗争非常尖锐。西汉时期，今文经学盛行，王莽改制失败后，东汉光武帝又废古文经倡今文经，但古文经仍在民间有相当的影响，随着今文经学研究的日渐走向繁琐，其影响也日益衰退。到东汉中叶以后，古文经学崛起发展，并压倒今文经学。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堪称大师级的古文经学家，值得一提的著名经学大师郑玄，他本是马融的高足，属古文经学派，但他不拘泥于师说，也兼通今文经，并善于吸收今文经学中的一些学说，从而使古文经学更加完善，也使得古文经学最终压倒了今文经学。

今文经学在西汉时期，受政府支持，属于官学。古文经则是“在野巨儒”的私学。古文经学也要想争为官学，以期取得与今文经学相对等的地位，从而打破今文经学家垄断学术乃至政治舞台的局面，这自然为今文经学家所不容。在这里，今古文经学之争实际上已远远超过了正常的学术之争的范围，而成为政治统治的需要在经学领域的延伸。

东汉以后，今古文经学之争随着学术风气和政治形势的变化时起时伏。东汉至唐，基本上是古文经学占据优势。宋代，以怀疑而著称的“宋学”兴起，宋学一反古文经学的训诂、传注传统，主张直接从经文中寻求义理，这一时期，正统的古文经学告衰。明代，经学进一步衰落。清代前期，古文经学复兴，至乾隆、嘉庆年间，随着乾嘉学派的出现而达到全盛时期。嘉庆、道光年间，古文经学进入尾声，今文经学却又兴起。魏源、龚自珍及康有为等人主张变法，他们吸取了汉代今文经学派主张改制的思想，极力提倡今文经学。随着清王朝的覆灭，长达两千多年的今古文学派之争也随之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