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是自然生发的一种亲情。任何人都因其父母而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人的生命是如此脆弱，只有亲人时时刻刻地关照，才可度过其婴儿期。正是因为父母无私的爱，子女才得以成人。在子女年幼时，为子女尽心操心，是父母的责任与本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情感自然产生，非外部所加，属于无条件的道德情感。在孩提时代，当我们觉察到自己的存在时，我们就知道自己已经有了双亲。基于对父母的爱和尊重之上的孝起初是孩子天性和爱心的觉醒，经过强化和培养，会逐渐成就孝道，然后进一步成为超越任何个人私利的人格。

在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形成了一种基本的情感相通关系后，父母会理会到孩子的需要，孩子则尤其亲近父母。两者相互都有亲近感，达到爱的统一。子女尽孝也就是爱的体现，这样一种爱，也是人对父母之外的他人的爱的起点。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蕴含着父母养育子女、子女赡养父母的义务。这种关系既不是契约协定，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交换，而是人性的自然产物。因而，这里有着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

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传统理想，从孝道上看，也就是把孝道弘扬光大，达到孝治天下的目的。孝道把对国家的爱以及对君王的忠诚看成孝的扩展和提升：“移孝作忠。”儒家伦理的核心是仁，而仁的核心则是“孝悌”。在孔子那里，他以“仁”为最高道德要求，而“孝悌”则是仁的基础。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并且明确地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儒家的基本教育，是道德教育，而在道德教育中，孝的教育尤为重要。这里还需要指出一点，即儒家往往“孝悌”并用，孝是指对父母的德行要求，而悌则是指兄弟之间的相互尊重，但前者更为根本。

孟子也明确谈到把“孝悌”作为基本的道德要求，并且把它看成是传统的社会伦理的核心，这也是儒家的基本观点。他不仅把“孝悌”看作基本的德行，而且提出了“移孝作忠”的说法。汉代的董仲舒也说：“无孝悌则亡其所以生。”无孝悌则不配做人，更无从谈起政治上的公忠。

在当代社会，由于传统的断裂，孝与公忠两者之间已经看不到基本的联系。多年来脱离个人的私德来讲政治，实践表明这样的政治是靠不住的。传统孝道认为为父母尽孝是一切教化之本，由亲亲施始，亲亲启蒙，人情陶冶，进而达到道德的升华。试想，谁会相信一个连侍奉双亲的德行都没有的人，会真诚热爱他人和国家呢？把孝与公忠联系起来，其起点就在于孝。教化强调施从亲始，而其根本精神在于更多地远离对自我利益的关切，把爱心更多地放在他人和社会那里，从而养成一种关怀他人、关怀社会的胸怀。

（选自龚群《孝道的情感与外推》，有删改）

句子是语言的基本使用单位。句式，顾名思义就是“句子”的“式”，包括格式、形式、方式、样式等等。修辞学中所说的句式没有严格的定义，范围比较广泛，既包括语法里说的句式，也包括一些语法领域之外的句式，如“排比句”、“对偶句”、“顶真句”、“散句句式”、“长句句式”、“短句句式”等等。

一般性修辞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讲究句式的选择和使用。古人有“百炼成字，千炼成句”(皮日修《皮子文数》)之说。所谓“炼句”，一方面是指对句子的锤炼，另一方面则就是指的对句式的选择和使用。

锤炼句子主要是为了使句子表达连贯、周密、简练和生动。要使句子连贯须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句子之间的配合问题，即注意上下文衔接紧密而不中断，条理层次清楚而不紊乱；一是句子内部的组织问題，即注意句中成分的组合得当，文气通畅。要使句子表达周密则需要做到修饰恰当、谨防缺漏、考虑周到、照应严密。句子的锤炼表现在力求用简洁的句子表达丰富的内容，力求做到“言简意赅”。要把句子锤炼得简练精粹，必须做到四点：防止兀赘、化长为短、凝缩结构和提炼句意。只有形象生动的句子才能使人们感奋起來，产生共鸣，因此生动也是句子锤炼所必须达到的要求。种种修辞方式的运用正是为了使句子表达更生动。

从修辞的角度来说，句式的选择包含的内容有调整语序、通过虛词和语调变换句式、长短句的选用、整散结构的交错以及追求整体的和谐等等。

语序在汉语里通常较为固定。但有时岀于表达之需要，也可在不改变句子基本意义之情况下，将词语之顺序变换一下，目的是为了増强表达效果。这即是通常所说的变式句或倒装句。

除了运用语序变化，还可以通过运用虚词和语调来构成不同的句式来表达同样的意思。例如：

1)这孩子漂亮

2)这孩子不丑

以上两句话意思一样，但是例1)语气肯定，语意要重些，例2)用否定句式，语意就轻得多。这是因为，一般来说，否定句比较委婉、缓和，不像肯定句那么直截了当。

除了否定句，其它如双重否定句式、设问句式、反问句式等等使用时都有特定的修辞效果。

句子还分长短，但这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长句和短句各有各的好处。一般来说，短句简洁明快、铿锵有力，长句涵义丰富、叙述周详，选用哪一种句式要根据表达的内容和交际的目的来决定。在一篇或一段文章中单纯用短句或单纯用长句的时候不多，为了更好地表现思想的丰富多彩和感情的波澜起伏，一般总是灵活地、交错地运用长短句。

汉语句子也还有结构上整散的区别。一般我们所看到的句子大多属于散句的范畴，整句结构大多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对偶句、排比句、顶真句等等都属于整句结构，这些结构的使用都有超越于一般散句的特殊的修辞效果。汉语在句式的选用上比较讲究“错综”，即使句子整散结合。通过这种方式使语句结构整中见散、同中存异，可以避免句式的单调平板，使语言富于变化，而增加文章的波澜。

汉语句式的选用还要整体的和谐。具体来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所选句式要与其所要表达的意思、所要传达的语气情味相契合；二是所选句式要与其前后句式上下均匀、和谐；三是所选句式要与语篇的整体语境所要表达的内容相和谐，与文章主题、上下文语境，包括所刻画的人物形象要吻合。

(许红菊《汉语修辞与词汇发展》节选，有删改)

①摆脱同质性的、辨识度极高的写作，才能真正进入文学史。保持辨识度，就是保持差异性、异质性，这要求作家对于现代主义的“精神渐冻症”、颓废冷漠的美学观念等，具备强烈的反思批判能力。

②当下的中国文学有三种主要的写法。其一是消耗自然资源的“资源枯竭型”写作。这种写作无视乡土已经不能代表整个中国的现实，闭门造车。其二是自80年代后期至今、在青年写作者中颇具影响的工匠式写作。这种写法浸染了世纪末的颓废情绪，对于书写中国特异的地域经验而言，这种写法是问题重重的。其三是立足于边缘经验的写作。这类小说可遇不可求，而且传递出的时代经验之间的紧张和对峙关系，也成了一种针对“现代主义”写作的异质性声音，对当代写作具有一定的启示性。

③世界文学发展史可以带给我们新的启发。21世纪以来，诺贝尔文学奖多次颁给了亚非拉等后发达国家，比如略萨、莫言。这提醒我们，后发达国家的地域性经验非常珍贵，其神话系统还没有遭到现代性经验的污染和毁灭，是值得被发掘和书写的。诺贝尔文学奖还颁给了奈保尔、石黑一雄等具有移民背景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作家。可见，除异于西方文化的特定民族经验之外，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体验，也是滋生创造性表达的重要因素。尤其是石黑一雄的获奖，是对虚无冷漠的现代主义文学传统的纠正。他的文笔浸润着日本的“物哀”美学传统，它对于爱、忏悔、牺牲等人类最光辉的感情，是抱以信念的。可以猜想，诗意而深情的东方美学，在世界文学的进程中发挥作用的时刻到了。

④我们必须打开自己视野的宽度。从时间上，要往现代之前看，从古老的东方古典美学中寻找新的细胞，植入当代文学的肌体。从空间上，要关注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和地区的生活现状，关注不同生活经验之间的差异性。在这种宽广的视野当中，调整自己写作的姿态、立场，找准真正具有价值的崭新题材，去表达自己。不能只求视野的深度，天天拿着现代主义美学的放大镜，在经典作家早已涉足过的领域徘徊不前，在日常碎片的细节当中流连忘返。

⑤此外，最重要的是重新拾起人类的信心。现代科技对人性的挑战、战火纷飞的局部战争对文明的残害等，这些现状已经在渐渐摧毁人类的信心了。文学不应该加入这股破坏性的力量，而是应该在虚无中发现希望、在冷漠中发现热忱、在残忍中发现良善。

⑥肯定人类的价值，这是曾经的现实主义所主张的。如今，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新的现实主义，与其说它是一种方法，不如说是一种态度和信念。这种新的现实主义并非盲目乐观，而是对人性闪光的瞬间保持肯定和信念。它与现实生活血肉相连，与真善美的价值血肉相连。它没有滑入纯粹形式主义的顾影自怜与哲学层面的虚无主义，而是保持着与生活的互动、与现实的相拥。找到这种写法，就找到了文学最原始的力量与最基本的尊严。

（《光明日报》2018年7月24日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