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红楼梦》有一个非常精辟的评价：“《红楼梦》的价值，在中国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的，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上海华东师大有位学者说，《红楼梦》对于中国历史具有开天辟地的界分性。也就是说，所谓中国历史，就文化意味而言，可简明扼要地划分为《红楼梦》之前的历史和《红楼梦》之后的历史。《红楼梦》问世，既是对帝王将相的历史之颠覆，又是一种人文精神的崛起。

著名红学家周汝昌，毕生研究《红楼梦》，著有《红楼梦新证》等二百多万字的红学著作，他对《红楼梦》更是推崇备至。他认为《红楼梦》是我们中华民族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文化小说”，“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代表性最强的作品”，“是我们中华文化史上的一部最伟大的著作”。曹雪芹是“惊人的天才，在他身上，仪态万方地体现了我们中华文化的光彩和境界。他是古今罕见的奇妙的‘复合构成体’——大思想家、大诗人、大词曲家、大文豪、大美学家、大社会学家、大心理学家、大民俗学家、大典章制度学家、大园林建筑学家、大服装与陈设专家、大音乐家、大医药学家……他的学识极广博，他的素养极高深。这端的是一个奇才、绝才。这样一个人写出来的小说，无怪乎有人将它比作‘百科全书’，比作‘万花筒’，比作‘天仙宝境’——在此镜中，我中华男女老幼一切众生相，毫芒毕现，巨细无遗。这是何等慧眼，何等神力！”“虽然雪芹像是只写了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的兴衰荣辱、离合悲欢，却实际是写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万紫千红的大观与奇境。”

著名作家王蒙说：你的一切经历经验喜怒哀乐都能从《红楼梦》里找到参照，找到解释，找到依托，也找到心心相映的共振。《红楼梦》帮助你体验人生。读一遍《红楼梦》，等于多活了一次，至少是多活了二十年。

性灵源于古代诗以言志之论，性指本性，性情，本真；灵有灵机、灵巧之意，侧重于情感表达的技巧，后来又加入了天赋、契机、生趣等含义。自南朝刘勰、钟嵘之后很长时期内，性情、性灵、情性在文学批评中出现的时候，只是侧重点的不同，并不存在大的差别，都是在古典诗学性情论的语境中使用。明代中期以来，王阳明心学盛行海内，主张“心者天地万物之主”，打破了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格局和思想学术的僵化状态。与此同时，传统伦理对人性的禁锢进一步加深，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又刺激了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

明代社会随处可见“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教，又随处可见对金钱、美色的追求。万历年间，王学左派尤其是其后期杰出的代表人物李贽，对程朱理学做了尖锐批判，提出保护和尊重人欲使其健康合理的发展，在文学上提倡“童心”，即“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汤显祖倡言“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都表现出以情反理的鲜明特征。晚明公安派文学家袁宏道则将这股个性解放的思潮与古老的“性灵”相结合，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宣言。他们强调诗文创作当不受传统伦理以及古人陈法的禁锢与束缚，自由地抒发真情实感，即使言语拗口难工，也显示出作者自己的本色与独创，呼吁充分发挥自身的创造力，无所依傍、天真率直地创造属于自己时代的文学。

性灵追求创作个体的情感体验和生命本真，自然也就深入到了世俗、琐碎的社会生活，开始坦率地表达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和“好货”等生活欲望的肯定和追求，注重创作主体在精神上的独立不倚，强调灵感触发的创作冲动，以童心、幽默、风趣以及冲决传统伦理之束缚的信念，荡涤了文坛抄袭剽窃丧失创造的卑弱文风。

然而，晚明性灵文学思潮在产生之初，助推个性解放以反抗传统伦理的同时，也存在鄙俚庸俗、狂放怪诞之失，公安末流的创作又导致了新的文坛流弊。公安派自身的修正以及竟陵派钟惺、谭元春的另辟蹊径已经不可能力挽狂澜。加上明清鼎革，广大士人饱经动荡之苦和亡国之痛，一代知识人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尤其是顾炎武等思想家严厉批判以李贽为代表的左派王学败坏了世道人心，甚至将其与“神州陆沉”“五胡窃据”相联系。故而他与钱谦益、黄宗羲、傅山、魏禧等都呼吁文人回到古学，尤其是经学的立场上，重建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于是，被公安派思想家激

（摘编自曾贤兆《明清性灵与文学演进》）

《红楼梦》中的服饰有一些是汉族历代传承的服饰，也有很多是清代人的穿着。黛玉初至荣国府时，见到王熙凤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袭人要回家探亲时也是在“桃红百子刻丝银鼠袄子”外，再套上“青缎灰鼠褂”。徐珂《清稗类钞·服饰》中说：“褂，外衣也，礼服之加于袍外者。”赵振民《中国衣冠中之满服成分》索性认定：“中国古无‘褂’字……盖满制也。”应该说褂子是清代人对肥大上衣的习惯称谓。

贾宝玉是作者着墨最多、寄托最深的人物之一。他的服饰特色体现在红色上。初见黛玉时，服饰以红为主色；群芳夜宴时，枕着红香花枕；祭奠晴雯时，穿着血点般大红裤子：看破红尘出家时，身披“大红猩猩毡的斗篷”。 这是因为红色是最能体现宝玉个性特征和心理状态的颜色。红色有强烈的视觉效果，具有令人产生激动、热烈的本性和感情的力量，与他热情奔放的性格暗合。红色也体现了他尊重女性的心理特征。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常是女性的代名词，古代男子常称其女性好友为“红颜知己”。宝玉非常推崇、爱慕和关心女性，红色岂不正是他怡悦红颜的绝妙注解？红色还是他反抗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象征。他虽被视为掌上明珠，却处处受羁绊，恨不能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而红色常使人联想到火焰和鲜血的颜色，是充满刺激性和令人振奋的色彩，它能使人产生积极进取的思想，这正是宝玉性格的写照。

服饰不但能体现人的外貌和性格，在阶级社会里，更能显示人的地位。贾雨村还是寄住在葫芦庙内的一个穷儒时，曹雪芹只用“敝巾旧服”四个字就画出了这个落魄文人的潦倒。邢岫烟虽为小姐，无奈家道艰难，只能穿着“家常旧衣”，连冬天也穿得“很单薄”。

对那些美貌而富贵的人，曹雪芹则不惜浓墨重彩。看看宝玉的佩戴物就知道了。他的帽子是嵌玉紫金冠；颈上挂着饰有“金螭缨络”的项圈；那通灵宝玉，先是用“五彩金丝”系着，又由莺儿织了一个“梅花络”套上；又有“寄名锁”——在神僧面前“寄名”为“弟子”，再铸一把锁，以示神命锁住；还有道士所画能祛邪的“护身符”。

而地位高至皇妃的元春，曹雪芹又不细写她的服饰了。元春省亲时，我们只看到皇家仪仗队里有人捧着她的“冠袍带履”，回到家后，也只知道她一次次“更衣”。到底穿戴如何，没有具体写。这是不写之写之妙。 总之，曹雪芹笔下的服饰是在不违背清廷禁律的前提下，按照封建审美标准，遵循美的规律创造的。《红楼梦》的服饰集中国封建社会服饰美之大成，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选自《红楼梦中的服饰文化》，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