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勒论美，曾言“人应该同美仅仅进行游戏，人也应该仅仅同美进行游戏”，对于哲学亦然。哲学在于求真理，真理亦需在自由的心态下方可获得。

首先，游戏精神意味着无功利性。哲学在本质上，同游戏一样，具有无功利性，受制于功利性的哲学是“失真”的，亦必然缺乏创造性。金岳霖老先生对此深有感喟：“坦白地讲，哲学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游戏，这立即使专家感到可笑和气愤，但是我们尽可能努力根据哲学规则来做哲学游戏。我们不考虑成功或者失败，因为我们并不把结果看作过程的一半。正是在这里，游戏是生活中最严肃的活动之一。”谁若将功利带入哲学，“谁”不但降低自身的品格，亦势必使哲学蒙羞。

其次，游戏精神本身意味着自由，自由乃是创造之源。哲学追求真，而“真”的本质就存在于人与宇宙万物所达成的自由的关系中。游戏的精神本身就践行了自由的精神，同时也贯彻了求真的精神。换言之，在自由中，“真”才能现身;只有在“真”中，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追溯人类哲学发展史，伟大的哲学作品总是兴趣的产物，是心灵自由的产物。且不说西方的古希腊、中国的先秦（那些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家其作品大抵如此），即使十七、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亦兴趣完成其不朽名著：西方著名哲学家如笛卡尔、培根、莱布尼兹、斯宾诺莎、卢梭、拉梅特利，中国哲学家如顾炎武、王夫之、戴震等，虽其学说受到外在的限制，未免用了“曲笔”，但其学说本身仍是心灵自由的流淌之物，是兴趣所致，而非为外在功利所驱动的产物。伟大的作品莫不是兴趣的产物，莫不充满一种高贵而朴实的游戏精神。须说明的是，这里的自由，并非目空一切，更非无法无天；而是那种不为外物所拘、心无旁骛的超然的心灵状态。

其三，基于游戏精神的哲学研究不但“致真”，而且“向美”、向善，所谓“致真以达美至善”。其实美与真本来就是统一的，历来大哲皆将真与美视为一遼。譬如，中国哲学中的“游”乃真际层面的至高境界，同时，游代表着艺术，代表着美：孔子倡导“游于艺”，庄子渴望“逍遥游”，皆然。西哲康德所论证的“美的无目的性”，亦大抵含有此意。可见，哲学致真之境亦即“美之至高”境界。自然，这种美并非具象美，而是理性之美，心灵充盈之美，乃至道德之美。还是席勒说得好，“只有当人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时，他才游戏;而只有当人在游戏时，他才是完整的人”。当人从事哲学之思时，他其实就在游戏，并在游戏中体会真、体味美，并由此达向善从而为真、善、美的统一打下根基。

（摘编自郭继民《哲学研究须具备“游戏精神”》，《中华读书报》，2019年2月13日）

中国戏剧的无形剧本

郑劭荣

（有删改）

宜居，重在环境保护，它虽然也是环境美学肯定的，却又是环境保护学、环境生态学所共同的，并不是环境美学的特殊性所在。利居，重在环境开发，仍然没有摆脱将环境当作资源的观念，明显地在利用环境，而环境一旦成为利用的对象，它与人的关系就存在某种对立。只有乐居，人与环境的关系才不是对立的，而是和谐的，而且，这种和谐具有亲缘性、情感性、文化性。亲缘性，说明环境与人共生的关系，人与环境命运相共，真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情感性，宜居，重在生态，利居，重在功利，只有乐居，才重在情感，而众所周知，情感是人之为人的最为深刻的心理因素，是人之为人之根本。文化性，说明乐居是具有丰富而又深刻的文化意味的，它建立在人类创造的全部文明的基础上，而且它浓缩提炼了人类文明的精华。在某种意义上，乐居这一概念是与幸福概念相通的，而且它就是幸福的代名词。环境美学将乐居作为环境美的最高功能，实际上它成为人类文明建设的重要理论。

人性化，或者说以人为本，在环境建设上如何落实？笔者认为，就要落实在乐居这一层面上。宜居、利居，均也是以人为本的，但不是最高层面，因为在宜居和利居的层面上，人性没有充分地肯定，只有到达乐居层面，人性才获得充分地肯定。人在环境方面的全面需要才得以满足。

从以人为本的维度来看环境建设，山水园林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是最能满足人性的，而且也是最能令人乐居的。

山水园林城市，首先是是自然较一般城市多，它有山，有水，能充分满足人对自然的需要，人本来自自然，然当人们为了功利的需要，涌进城市以后，这城市为了满足人对功利的贪欲，不得不削山填水，城市是原有的青山没有了，碧水没有了，有的只是成片的钢筋水泥森林。生活这样的森林里，人的内心是极度恐慌的。山水园林城市，将已经被人们赶出的自然请了回来，这就满足了人的亲和自然的本性。山水园林城市虽然自然山水多，但是它并不缺少现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山水园林城市中的山水不是原生态的山水，而是按照艺术原则，加工过建设过的山水。由于山水园林城市全面满足人对自然、对文明的需求，因此，它是人类最为理想的生活场所，是乐居的首选之地。

（选自《学术月刊》2010年第7期，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