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人类社会充满希望。同时，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需要世界各国齐心协力、共同应对。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努力推动大国间的文明对话对于深化大国关系、维护当今世界和平、发展与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

世界各大国均拥有丰富多彩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兼收并蓄，融合了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在历史进程中不断与其他各种文明碰撞、交流、融会，为推动世界文明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欧洲文明同样极富历史文化底蕴，无论是希腊的雕塑、罗马的万神庙、拜占庭的镶嵌画，还是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哥白尼的日心说、伽利略的望远镜，莫不是欧洲文明的奇丽瑰宝。

中国与欧洲各国文明对话源远流长，其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不同文明之间能够实现互容互鉴互通。自2014年启动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以来，中法两国在教育、科技、文化、艺术、社会等领域的交流发展迅速，而以此为依托的双边政府交流、民间交往、经贸往来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近年来，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陆续建立了高级别财金对话、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等机制，为各领域合作持续推进提供了动力和保障。中俄两国民众相知相亲的历史举世公认，已经成为了两国关系发展的不竭动力，两国文化在彼此国家的影响力、亲和力和感召力不断提升，已经成为了当今大国之间文明对话的典范。

源于欧洲文明的美国文明，与美洲文明结合，发展成为一种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其文明的迅猛发展，很大程度上基于多元文化的价值观。而中国一直努力倡导着多元文化和不同制度间的和平共存，已成为世界文明互通的有力推动力量。2019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中美交往40年来的教训和启示说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唯有合作才是正确选择。在中美利益已经高度融合的今天，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新时代，中美双方更应该承担大国应承担的特殊责任，摒弃冷战思维，谋求合作共赢。

然而4月29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主任基伦·斯金纳就中美关系发表谈话，将中美关系界定为“文明较量”，宣称美国正在制定基于“文明冲突”的对华关系框架，从而将中美关系渲染至所谓“文明冲突”的层面。在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的21世纪，这种“文明冲突论”完全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人类文明的悲哀。

文明的生存和进步离不开交流互鉴，文明只有在交流互鉴中才能不断前行。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一个充满自信的文明，其前提是要拥有对其他文明包容欣赏、乐于交流的心态。只有交流互鉴，尊重、包容姹紫嫣红的不同文明，自己的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大国文明的自身发展及对话交流更是如此。当前的大国关系，需要的就是文明的交流与融合，需要的就是文明的理解与对话，而不是冲突和较量。

（摘编自潘震《大国文明对话的时代意义》）

网络时代文化批评的伦理力量

肖复兴

网络时代的文化批评，呈众声喧哗的特征。这种变异，首先彰显的是大众文化的民主化进程。语言资源和经济资源一样，历来受到社会权力的制约，分配不是公正和公平的。网络时代的文化批评，打破了传统的屏障，让任何人可以出入自由，可以成为批评家。

然而需要明示的是，众声的喧哗，嘈嘈切切错杂弹，缺少定音鼓般有力量的声音。问题就在于，为什么面对网络时代，我们大众文化的批评会如此乏力甚至虚脱呢？

在我看来，重要的是面对崭新的网络时代，我们的文化批评未能建设起自身的伦理。所谓伦理，就是文化批评自身应该建起的道德与义务的准则。显然，在商业时代，消费主义携带着众多利益的诱惑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时候，文化批评的迅速堕落，比自身一时乱了方寸的茫然不知所措还要可怕。段子替代了小说，顺口溜替代了诗，知音体替代了报告文学，搞笑的小品替代了相声，堂会式的电视晚会替代了艺术……与此相对应的文化批评，自然便出现了红包批评、宾馆批评、旅游批评、整版报纸买断式批评、媒体娱乐版的八卦批评……种种利益化批评不一而足，大行其道，不是成为金钱与权势的附庸，就是成为娱乐的附庸。

重建文化批评的伦理，必须和毫不羞耻的为红包的区区小利就断送了批评的尊严和品质的行为决裂。这是重建批评伦理的底线。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要加强批评家的自律之外，还需要建立批评家的整体与独立的体制与机制建设。

在这里，文化批评权威性的建立，尤关重要。一个文化多元化时代，需要不同的声音，需要定海神针般的权威声音。这种权威性的建立，依靠的不是行政的力量或金钱的力量，而是表现在对当前大众文化现象具有理论性、真理性、预见性、建设性和批判性的真知灼见。

以电视剧制作为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有我国电视剧发达的了。在每年生产15000部电视剧这样惊人的数字面前，我们没有像样的批评，而是任其泛滥。对于这些，遗憾的是，我们看不到批评的权威，看到的是在工业和商业模式的运作操控和畸形竞争下制作的霸权。美国大众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约翰·费斯克教授，早就说过文化工业可以产生快感，但“此类快感不是大众的快感，而是霸权式的快感”。就是说这是电视剧的生产商为了收视率的利益强加于大众的。只是面对这样的霸权，却未见批评的作为，更谈不上批评的权威和力量。

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有出息的文化批评，就不会有有出息的大众文化的发展。网络时代的大众文化和文化批评，都面临着自己的挑战。两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是都需要自身伦理的约束和支撑的，而不是前者仅仅是晚会的邀请，后者沦为盛装的出席表演。

（摘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