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朝鲜的文化交流

中朝两国是唇齿相依的邻邦，自古以来在文化上就有至为密切的联系，中国文化流入朝鲜占主要方面。我国原有“箕子去国”的故事，说周武王灭殷商后，殷王族箕子不愿事周，率领五千族人避居朝鲜，随同带去了诗书礼乐、医巫阴阳的学识和百工技艺。一般认为这是中国文化最初传入朝鲜。这段广为流传的旧事不免带有传说的色彩，但是，中朝两国人民早有交往却是事实。中国战国时代，天下纷乱，干戈四起，近在朝鲜侧旁的燕赵之地有许多人为避战祸，经由辽东半岛或山东半岛浮海到朝鲜，促进了两国的文化交流。秦汉之际，两国也有密切的往来。

中国的金属生产工具，包括先进的铁器很早就流入了朝鲜。稍后，中国铜镜、漆器和兵器等也传入朝鲜。两国在古代教育、宗教、文学艺术等许多方面十分相似。朝鲜古来崇尚儒学，不少人能背诵《诗经》《春秋》，熟知《周易》。人名、地名取自《周易》卦名和十二地支的很多。风俗习惯也有许多地方与我国相同，衣袖宽大的朝鲜服装至今犹保存中国古代的遗风。在朝鲜三国时期，中国文化仍不断地传播，特别是在发展经学、儒学、佛教三个方面，使朝鲜当时的高句丽、百济和新罗深受影响。高句丽在大学里讲授中国经学史，百济和新罗也先后设立了儒学教育，公元372年，姚秦苻坚遣使护送名僧顺道带佛像、经书赴高句丽，这是佛教最早从中国正式传入朝鲜。佛教传播后更促进了文化流通，中国南北朝的文明大量输出到邻邦，同时也汲取了朝鲜文化的精华。百济输送到南朝的手工艺品做工精致，朝鲜的歌舞音乐在南北朝时期已传到中国，高句丽乐在隋唐宫廷音乐中占有重要地位。唐初，长安城中居住着许多朝鲜音乐家和舞蹈家，对中国乐、舞的发展颇有贡献。

当新罗统一朝鲜后，将王号、年号都改用了汉文。它倾慕唐代文明昌盛，竭力仿效，于是向中国派出了遣唐使和留学生，政制和服饰都参照唐朝，这样，朝鲜的衣冠文物制度完全同于中国了。当时到中国来的新罗商人和移民人数很多，他们多聚居在沿海地区，从而形成了朝鲜人居住区——新罗坊。中国的发明也陆续传到了邻邦。造纸方法估计在四世纪前期就传去了，朝鲜是最早获知我国造纸术的国家，三国时期已能造出很优良的纸张了。中国十一世纪发明活字印刷后，不久传到了高丽。中国发明的火药约在元代引入朝鲜后，朝鲜自己制成了火器，并在抗倭斗争中成功使用。

摺扇是朝鲜首创的取凉与装饰用品，这一风雅之物流传到中国后博得了我国人民，特别是文人墨客的极大喜爱。十三四世纪时，高丽的造船技术已很发达，建造的兵船载量大、航速快、战斗力强，元世祖忽必烈渡海入侵日本之役，就是按照高丽船样式打造了大量兵船。元朝时，重要的作物棉花从中国移植到高丽，经栽种成功，高丽的棉花与棉布生产迅速发展，不仅在国内市场流通，还对外出口，在十四世纪末供应中国的女真人，十五世纪初起，开始向日本输出棉布。由于长期使用汉字，朝鲜朝野人士都很注重书法艺术。高丽太上王忠宣王于十四世纪初在元都燕京开设万卷堂，探究书法、儒学和文学等，其中的高丽儒学家李齐贤，在书画、诗文方面造诣很高，他与赵孟等中国大书法家交往，把赵孟的字体介绍到国内，以“松雪体”流行于高丽。

有清一代的朝鲜有识之士和中国学者之间也有频繁的接触，十八世纪的朝鲜实学家洪大容、朴趾源等许多人来到北京，搜集了大量中国书籍载回国内，回国后主张学习中国的文明和从欧洲传入中国的西学和先进科技，借以达到朝鲜的繁荣富强。当今，朝鲜文化仍融入中国文化的因子，2010年朝鲜国宝级艺术团体——血海歌剧团潜心50年创作的大型歌舞剧《红楼梦》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巡演，观众十分喜爱朝版的林黛玉、薛宝钗，曾在中国引起轰动效应。

(节选自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中国文化史三百题》，有删改)

鲜花贯穿于宋人生活中的繁忙景象。但冬夏揖别，秋去冬来，四季的花样年华在时间的秩序里却永无聚首之日，于是宋人把四季的花样叠拼起来，让每一个好景致定格在一个瞬间里。这便是宋代流行的“一年景”。

“一年景”源于簪花。宋制：新进士赴闻喜宴时，要由皇帝赏赐鲜花簪戴。宋太宗在宴会上曾赐千叶牡丹给寇准簪戴，宋真宗也常常赐花给大臣簪戴，以示恩宠。皇家风尚，必风行民间，虽然品质层色渐次下流，不过，这正是民本主义所带来的从众的社会心理所致。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风俗记》里写道：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挑担走街串巷者亦然。《武林旧事》也有这样的记载：“妇人簪戴，多至七插，所直数十券，不过供一饷之娱耳。”宋代女子还把应季的鲜花夹在书册中间，使之渐渐缩水为干花瓣，留作冬天簪发髻插花之用，宋人称之为“花蜡”。不过，干花易碎，亦不够鲜美，于是女子们仿制鲜花，称作“像生花”。“像生花”暗喻了一种努力对自然生命状态的模仿，对生命形式的尊重与审美，对自我与对自然外在的细腻体贴与平视。

“像生花”可以做出一年四季的各色花朵，如果喜欢，就把一年四季的花朵都簪戴起来，“一年景”花冠便被热宠。然而，“像生花”也有贵贱之分。皇家花冠上的“像生花”大多用罗娟、金玉、玳瑁制成，《历代帝王图》所描绘的皇后服饰、仕女花冠恐怕是最昂贵的“一年景”了，最普通民女也恐怕只能自选力所能及的花料了。但宋人的花事，早已脱离了功利的羁绊，从皇家、士大夫到平民百姓，那份美丽已是每天生活里必不可少的精神点缀，是一种全民精神生活方式的呈现。“一年景”一直风靡至南宋末年。北宋靖康初年，京师妇女喜爱用四季景致为首饰衣裳纹样，从丝绸绢锦到首饰、鞋袜，“皆备四时”。京城人把这种从头到脚展示一年四季景物的穿戴，称为“一年景”。

“一年景”在出土文物和宋画里更加风雅多彩。福建南宋黄升墓和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都出土了纹样精美的“一年景”丝织品。黄升墓墓主和德安周氏，都戴有高贵的头饰，梳高冠，插金钗银簪，罩金丝彩冠。依据宋人对“一年景”的热情追捧，彩冠上应该插满了四季的鲜花，不过除了金银财宝，鲜花已随墓主化为尘土了，想必正合墓主心愿，这便是鲜花的可爱处，不留恋，不永恒。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七中，引用了张盐远《画评》说：王维画画，多不问四时，画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莲花同画一景。应该说，王维早已将花中的“一年景”入画了，以此来宣泄他对自然的拥有，对生命的审美期待。

既然人生如四季流转，美好的生命就不能成为被时间拉长的影子，亦不能任由时间分割。每一天都有一生的丰满，每一瞬间都有四季的奢华。“一年景”便是宋人以审美之眼对自然的独特把握，是在刻骨铭心处生长出来的生命态度，是一曲人生的欢乐颂。

（摘编自李冬君的《宋人嘉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