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西方素描被引入中国的造型学领域，中国传统绘画的造型发生了很大变化。山水、花鸟画还可以保持原有的造型特征，而传统人物画原有意象造型法逐渐转向写实技法，其中素描教学法的引入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从绘画造型学角度考察，白描和素描分属东西两大绘画造型系统，两者在描绘物象达到造型目的方面有着共同作用，但两者所秉持的理法精神不同，进而两者的审美取向大有异趣，素描与白描无论在视觉方法、表现方法、情感表达及文化内涵上都存在明显的差异。

早在20世纪中叶，进行中国画人物画造型基础训练讨论时，画家们对素描可以作为中国绘画（主要是中国画人物）的造型基础的观点大体上无异议，讨论的中心是如何平衡素描与中国传统造型基础----白描的关系。一些画家从中国画传统造型基础特点考虑，对中国传统白描与西方素描，从概念到形式都进行了比较分析。

传统画家潘天寿先生指出：“我国向来称为白描的一种画，就是用毛笔墨线勾描对象的轮廓，作为绘画的大结构，是画的骨子，也可以说是尚未填彩的画（填了色就是绘画了）。我一直觉得中国画造型基础的训练，不能全用西洋素描的名称。但是在讨论教学方法时，有人说素描也可以画白描、双勾，因此中国画造型训练的课程名称，也可以用素描二字。”潘天寿从概念的角度把传统的“白描”与“素描”加以比较，他的用意还在于解决当时中国画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三种分科的造型基础教学问题，他本人以花鸟、山水画见长，而当时浙派中国画人物画正在探索阶段，一味追求西洋素描的技法，用笔墨作为表现形式，这在很多方面是存在矛盾的。而山水、花鸟画笔墨形式可以独立成章，可以不画西洋素描，山水、花鸟画造型更重中国固有的哲理，而不注意更多的科学观测方法。故而，潘天寿反对“西洋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西洋素描就是享写自然利学的方法”等论断，但就现代中国画人物画造型训练而言，素描在造型基础训练中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而有深厚西洋绘画背景，精通西洋素描画法的画家们，在肯定中国画传统造型基础的同时，对素描的理解有着更宽容的态度。舒传熹先生早年留学德国，深谙素描技法，而回国后又醉心于中国画的创作，人物、山水、花鸟都有独特的面貌风格，他认为：“在我们中国，虽然起先没有素描这个名词，但这一绘画形式仍早已在在了的。我们古代叫‘线描’‘白描’或‘双勾’，草图叫‘粉本’，从性质上讲与西洋的素描没有两样，也是一种‘朴素的描写’，只不过是素描形式方法有所区别罢了……”显然，从性质与表现形式上，舒先生认为素描与白描是一样的，他如此理解是因为他经过长期素描训练造型的实践，并未考虑中国画造型方面的分科因素，是单从造型学的角度去理解素描，把素描视为与传统中国画的造型基础训练的白描有同等性质的概念，只是形式上不同而已。

（选自汪荣强《略论中国画人物白描与素描》，有删改）

距今两千多年前，中国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首倡“朴素”观。“朴”是没有雕琢的木，“素”是没有染色的丝。老子用它们代表事物原本的状态，即自然的状态。老子从哲学的高度提出“道法自然”的思想，认为自然才是事物的极致，也是人精神所应追求的极致，“见素抱朴”是“道法自然”的美学表达。朴素观首创于道家学派，亦为儒墨等学派采用并融入自身学说。在现实生活层面，朴素观与主要由墨家与儒家创立的节俭观结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奉行的道德观、审美观。

中国农业社会倡导由道家创立的朴素观，在精神上发展出一种以自然为本位的崇真尚善臻美的哲学观、道德观、美学观。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本色观，崇尚天然，崇尚纯真，以本色为真，以本色为美，如《论语》引《诗经》中所描绘的那位姑娘“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二是恬淡观，不慕繁华，不贪名利，以清廉为贵，以平淡为美；三是清新观，不繁复，不艳丽，清雅，简洁，充满生气，如苏轼所云“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四是精诚观，《庄子》中云“不精不诚，不能动人”，“诚”为真，为信，以诚为尊，以信为美。此外，朴素观还导出重实质轻修饰、重内容轻形式等观念。就中国传统美学来说，朴素是最高的美。这种美灵动而无限，既是美之极致，又是美之根源。其实，视朴素为美不独中华民族为然，世界各民族也大都如此。法国雕塑家罗丹崇奉自然，他说他最喜欢的一句箴言就是“自然总是美的”。他还说：“美只有一种，即宣示真实的美。”罗丹这里说的“自然”“真实”，均可以理解成“朴素”。

进入工业社会，朴素观被工业社会追求财富、追求享受的价值导向所排挤，奢华成为人们竞相追捧的“香饽饽”，奢华生活也成为个人炫耀的资本，进而腐蚀人心，催生腐败，引发严重社会问题。以大量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的奢华生活方式可以说是工业文明发展之“殇”。基于工业文明掠夺资源造成环境严重破坏的现实，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文明与生态共生的生产方式诞生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低碳、绿色的生活方式提出来了；与之相应，一种新的审美观念——生态文明时代的朴素审美观更受推崇了。

从人类利益出发，我们所希望的生态不是与人类利益相敌对的生态，而是有利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然而，生态自有其规律，完全不会迎合人类。人类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自身的努力，调节人与生态的矛盾，尽量实现文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生态文明时代的朴素审美观就建构在这一宏伟的历史使命中，作为一种审美精神，它又反过来促进这一宏伟历史使命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