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勃·迪伦与哲学

鲍勃·迪伦注不仅在某一方面跟萨特、克尔凯郭尔等存在主义者相通，还有人说，他跟德里达、福柯等也有不谋而合之处。美国哲学家乔迪·罗切雷奥说：“迪伦的抗议歌曲展现了启蒙运动的社会哲学，而他那个阶段之后的作品则引入后现代主义的政治洞察与含混。”

启蒙哲学家康德号召人使用理性不断地提升自己，并扩展自由和确保幸福。康德相信人类的反思和社会行动能够克服那些损害自由、平等、和平和幸福的传统与权力。康德知道人类距离这些理想还很远，但人类有能力理解不公正并实现进步。迪伦早期的抗议歌曲指责美国的体制未能达到他们声称的启蒙运动的平等理想。他在《飓风》中写道：“看着他遭受那些显而易见的陷害，我不禁为生活于这片土地而感到羞耻。在这里公正是儿戏。”他意识到进步面临强大的阻力，但他认为道德反思最终会指明正确的道路。

后现代主义不像启蒙运动那样认为普遍的真理和价值观是人类进步的基础。迪伦放弃抗议可以说是一种后现代的转向。他突然开始怀疑平等原则的意义：“我说出‘平等’一词，就像是婚礼誓词，但我那时太老，现在我比那时年轻。”这段副歌的含义是，平等的理想很天真，不能像他曾经以为的那样构成清晰的进步之路。启蒙运动有一个教义是，人类的理性能带来进步和人类的逐渐提高。迪伦对进步表示质疑，他宣称人类头脑的成就如登月实际上埋下了毁灭的种子。人性不但没有不断提高，世界反而被暴力统治着。

后现代主义者的一个问题是，他们的行动跟他们的结论是矛盾的，按照他们的看法，就不存在批评现有社会的立场，但他们一直是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他们抗议启蒙运动的理想，那就等于认为没有这些原则会更好。这仍然包含价值判断。他们批评用理性去追求自由，但他们仍试图把人类从理性中解放出来。后现代主义有没有办法既开展批评又保持一致呢？一个办法是，只描述社会结构以及理性的限度，但不提出改革方法，由此避免在否认进步的可能性的同时展示进步的前景。可以把这种方法叫做描述性的后现代主义。这正是迪伦在《没事儿，妈妈（我不过是在流血）》《瘦子之歌》等他最阴郁的那些歌里描述的图景。他拒绝做道德判断，并且不会说既然没有好坏，我们就应该相互宽容。

德里达和福柯都试图在不主张任何基本的道德和政治真理的情况下进行社会批评，提出应该拒斥当前的理想，就是说我们应该摆脱错误的理想，我们可以做出其他更好的选择。迪伦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虽然他远离了抗议歌曲，但他的作品仍然在关心自由和正义。他在《政治世界》中感叹“智慧被丢进了监狱”“勇敢成了过往之物”，在《黑眼睛》中感叹“美没被认出来”，说明他相信美仍然是存在的。

（有删改）

（注）鲍勃·迪伦：美国著名摇滚、民谣艺术家。201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王维的“名大家”

明清诗论中对王维“名大家”的特殊定位不仅是介乎“大家”和“名家”之间的调和性观点，更是王维诗歌的独特成就在传统诗学批评标准之下的特殊境遇之写照。

中国历代诗学在评定一流大诗人的具体标准上存在着一些细微差异，但基本要求一致，即人格高尚、才大力雄、超越时代、泽被后世。其中，道德标准是成为伟大作家的首要条件，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伟大”不仅取决于文学艺术作品本身所表现出的审美价值和思想意义，还取决于作家本人在为人行事方面的崇高和磊落。杜甫得到“诗圣”的桂冠和普遍的尊奉主要就出于这种观念，所谓“论诗者观其大节而已”。同样，王维被主流诗学排除在“大家”之外的首要原因也就是其气节人格不够符合儒家正统思想。王维笃信佛教，不是“醇儒”，所谓“耽禅味而忘诗教，此《三百篇》之罪人矣”。“陷贼”事件又于大节有亏，宋人对王维的指摘就是典型论调。而王维的拥护者为了提升王维的地位，首先做的就是强化王维诗歌的伦理道德色彩。如推尊王维为唐诗正宗的赵殿成在《王右丞诗笺注·序》中努力为王维“陷贼”事件辩护，强调王维的立身大节以及其诗中“有得于古者诗教之旨”和“温柔敦厚”的一面，都是为了确立王维一流“大家”的诗歌地位。

兼容并蓄，富于学力，气骨沉雄，也是取得“大家”资格的必备条件。这从宋人以杜甫的“集大成”作为“入圣”的重要条件亦可见出，明代诗学的“格调派”也是以此推尊李、杜为“大家”。王维之所以“大家不足”，主要是其诗歌表现出的自然情韵与主流诗学倡导的学养和骨力之间的差距。由于重学力格调，轻自然情韵的思想在诗学传统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代表王维诗歌艺术特色的山水短章向来被视为诗歌正统之外的“一偏”，以至于清初王士祯为了抬高王维的地位，也要强调王维诗歌中的“沉着痛快”。

清中叶以后，以翁方纲“肌理说”为代表的崇尚学力的“宗宋派”更是逐渐占据上风，对唐诗质实的一面的重视远胜于对其情韵的关注。在这种诗学背景下，王维显然是难以位列“大家”的，即使有王士祯倡导“神韵说”而独尊王维，仍无力颠覆诗学传统中的“大家”观念。在这里，王士祯明确指出以杜甫、苏轼为代表的“长江大河”是“大家”之境，以谢朓、何逊、王维、孟浩然、韦应物为代表的“澄泽灵沼”之境是“名家”之境。然而，论者也普遍感到，与诸“名家”相比，王维有不少接近于“大家”标准的地方，因此，仅以“名家”目之似不太切当：一方面“唐人诸体诗都臻工妙者，惟王摩诘一人”；另一方面，王维在“学问”“才力”方面都超出侪辈。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