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举与科举

从理论上说，荐举制是一种合理的官僚选拔制度，因为优秀的政治人才通常不是考试所能选拔出来的。其被简拔与否，关键在于伯乐的慧眼。就结果而言，荐举制在乱世环境与治平及大体可以苟安的环境，所取得的效果判然有别。

在春秋战国及曹操时代，荐举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尤其是曹操，提出了唯才是举的选官标准，宣布一个人不管出身如何卑微、品德如何恶劣、曾有过何等的劣迹，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他都会重用。

荐举之所以能在乱世执行较好，主要原因是乱世存在有效的危机约束机制。生死存亡的竞争环境使大家真正成为“同一战壕的战友”，成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命运共同体。无论上司简拔下属，还是下属拥戴上司，都不得不把真才实干放在首位。

可是，荐举一旦到了治平及大体可以苟安的环境，没有乱世里的那套生死存亡的危机约束机制，人的私心及贪欲很快就暴露出来，将荐举制中脆弱的理性及公平掏空。无论是两汉察举制还是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实行不久都很快出现了极其严重的名不副实。察举制的结果是“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九品中正制的结果是，负责选人的中正(官名)一点也不中正，屁股完全坐到了世家大族那一边，使该制度彻底沦为世家大族把持政治的工具。

而科举制实际上也就是中国人情非得已时所划的一道杠杠而已。科举制与其说是较为优秀的官僚选拔制度，不如说是只为优秀的文人选拔及塑造的制度。科举及第者多是一流的文人，而一流的文人却多非一流的政治家。文人最大的特点是善于把简单的问题弄得很复杂，而政治家最大的特点是善于把复杂的问题提炼为很简单;文人最需要的是多情，而政治家最忌讳的是妇人之仁。

从从政的需要来看，科举出身的文人多属智商很高、情商偏低之类。可是，科举偏偏令苏轼之类“天生就是文人”的人，其人生志向或者说是人生第一志向不是写诗而是做官，且官瘾都还不小;同时科举还使他们不仅能当上官，而且多半要在仕途上不断地遭遇坎坷及沧桑，进而因为沧桑而柔肠寸断，由于坎坷而入木三分，总之是越来越适宜写诗了。结果事与愿违，一心想当的大官未必当成，大诗人反倒切切实实地做成了。

在历史的时空里，科举正面意义较多，毕竟科举堪称国人“自行设计并制造、享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最严密、最公平(但非公正)的选官制度，毕竟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大多是聪明人，用聪明人治理国家总比用笨蛋要好。

但从今天的角度看，科举又确实负面性很多。科举诞生后，中国读书人的心被牢牢拴在乌纱帽上，眼睛则被紧紧锁在获得乌纱帽必备的敲门砖——儒家经典及文学创作上，对社会发展作用更大、更直接、更具体的自然科学技术，却被中国读书人几尽忽略。科举走向成熟、发达的宋代以后，中国读书人心无旁骛地在人的内心世界兜圈子、挖潜力，试图从心灵的角度寻求突破，以救众生，可结果却是越想越片面，越走越极端，越“发展”越钳制人性，直到今天仍余孽未消。

科举使中国读书人纷纷成为或者渴望成为统治体系内的一员，使传统中国社会始终缺乏独立的知识阶层，缺乏真正的封建帝制的异端及挑战者，无法产生不同于封建制度、思想及伦理的新制度、新思想、新文化，从而直接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

科举本质上是将读书彻底名利化，久而久之，科举制也就很自然地强化了国人本已浓厚的名利心，造就了中国社会惯以“成王败寇”论人生高低的非正常心态，使整个社会対失意者缺乏应有的包容度。

   阅读下文，完成下面小题。

⑴借着纪念京剧武生一代宗师盖叫天先生去世40周年，上海京剧院近日发起名为“南英北杰”的盖派经典剧目习演活动，将与观众久违了的盖派武戏《武松》和《白水滩》、《一箭仇》、《七雄聚义》等重新推上舞台。

⑵昔日在京剧演出中独占半壁江山的武戏，因为诸多原因，逐渐被挤到了舞台边缘。武戏衰落，曾让盖叫天的嫡孙张善麟灰心不已：“什么盖派、什么武戏，就让它躺在棺材里吧！”而今，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10多位武生演员齐聚一台，排演《武松》等盖派名剧，71岁的他自然欣喜，但久藏内心的忧虑并未消除。当7出盖派武戏连续3天在逸夫舞台集中上演之后，像《武松》这样的武戏大戏又将在观众眼前消失多久？

⑶时下的京剧界，热衷排演新编戏。各家国有的京剧院团，现在都已经没法靠自己的演出收入来维持生计，于是纷纷转向新的“谋生方式”：排演新编戏、力争拿大奖，拿了奖便有“资本”，有了“资本”就可获得政府资助。奔着评奖去的新编戏，大多讲究“戏以载道”、“深刻内涵”，而那些注重在舞台上翻、扑、跌、打的武戏，难以承受“思想之重”。上海京剧院院长孙重亮直言：“京剧舞台上如今的新编戏，绝大多数是文戏，重文轻武的情况十分严重。”

⑷新编戏得奖，自然“荫及”主演新编戏的文戏演员。剧目获奖，同时为演员设置的各类表演奖也纷至沓来。得过奖，文戏演员评职称、涨奖金，一切水到渠成。武戏演员呢？新编戏里做不成主角，跑龙套吧。在这样的格局下，文戏和文戏演员是剧团的主角，武戏和武戏演员似乎有点可有可无。

⑸有人说，时下的京剧舞台给传统戏留着空间，还是可以演武戏的。但圈内人都知道，演《锁麟囊》这样的传统文戏，演员可以连演几个晚上这回演2个多小时的全本《武松》，张善麟找来6位武生演员“接力”演，才敢确保把戏顺利演完。

⑹其实，就算有人情愿“累趴下”，武戏的演出机会也不多。一般的青年武戏演员，一年能轮上几回做主演？上海京剧院副院长张帆有些无奈地说：“恐怕不足10次。”其余时间，他们给文戏演员跑龙套。武生名家奚中路为寻求演出机会，经常到温州等地搭班小剧团，在条件简陋的剧场里演。台上的英雄，在台下找不到用武之地，其苦涩滋味，非亲历不能尽知。

⑺无奈之下，张善麟的学生们一个个离开了京剧舞台，有的跑去影视剧组充当武行，虽然还是跑龙套，辛苦依旧，但收入到底比留守京剧多了好几倍。看着自己中意的弟子远去的身影，张善麟渐渐心灰意冷：“早年的梨园行还讲究‘江湖一点绝，莫对妻儿说’；现在，只要有人真心愿学盖派戏，我绝不保留。”可还有多少演员能静下心来跟他学武戏，又有多少人肯忍受聚光灯总打不到自己身上的落寞呢？

⑻落寞如此，但武戏演员只要还有舞台梦想，武功就不能不练，一天都不能停。

⑼演武戏，讲究“闲时练、忙时演”。张善麟说，盖叫天常带他一起练功。清早扫地，就得拉开武功架势，一会儿“雄鹰展翅”，一会儿“燕子抄水”……“拉山膀”时，一旦手没到位，盖叫天的戒尺就落了下来，一遍遍地打，直到孙子一下到位，并且分毫不差。

⑽上海东湖路上盖家的院子，是盖叫天和儿孙们的练功地。张善麟说：“武戏演员就得常跟‘洋灰地’亲密接触。在水泥地上练吊毛、倒僵尸，这身体才硬实。身体只有习惯了‘硬碰硬’，上台开打时，动作才能干净利落，一抬腿、一招架、一个把式，才优美、帅气。”

⑾然而，这样的要求，如今的武戏演员已极少能做到了。张善麟告诉记者，盖叫天当年教他们练“云手转身”时，右脚弯曲抬起，脚底朝上，这鞋底上要能放平一碗水——他感慨：“这样的绝技，还有多少武戏演员肯下功夫去练？现在的武戏演员大多惜命，哪肯再像爷爷那样玩命！”他曾试着让8岁的孙子练练京剧武功，未必一定要继承祖上衣钵，但必定可以强身健体。不想，他还没使上当年盖叫天对自己“打戏”的老招，孩子的妈妈已然出面拦阻：“这样练功，孩子受不了，我们还是不学了吧。”张善麟叹口气，说：“学盖派，做京剧武生，确实苦。爷爷盖叫天当年断腿再接、再演《武松》，现在有多少人肯吃这样的苦？特别是有多少人肯让孩子吃这样的苦？”

⑿于是，京剧武戏里的好玩意，一样样遗落在了时光里。当然，也有人将之拾起，奉为宝贝。当年陪着盖叫天练功的于占元，到香港开戏班，把盖派武功传授给了成龙、洪金宝等徒弟，还为徒弟们创作了一出以打为主的戏《七小福》，后来，人们就用“七小福”称呼于占元的这帮得意门生。当成龙、洪金宝等成长为一代打星，盖派武功也渗透在了银幕上。只是，如今极少有人知道，成龙他们跟盖叫天、与京剧的武戏有着怎样的关联。

陆游与江西诗派之关系

学术界长期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陆游早年学诗于曾几，受江西诗风的影响，后来从军南征，亲历战争生活，因而从江西诗派的形式主义影响中解脱出来，步入现实主义创作轨道。这种说法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诗人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和创作实践经验的日趋丰富，诗歌风格发生某些变化是很正常的。但是，诗风发生变化并不等于完全抛弃了原来的诗学主张。

江西诗派众多诗人是严守某种统一的诗法规范还是具有各自的创作方法并形成了不同的风格特点？江西诗派是一个凝固的诗人群体还是一个发展变化的群体？我认为，江西诗派自宗主黄庭坚起便倡导求新求变，如果说黄庭坚在元祐（包括之前）的诗歌作品具有瘦硬、奇崛、拗峭等特征的话，在其贬官黔等地及以后的作品，则更注重诗歌的平淡之美。黄庭坚在给他外甥、学生的书信中，不止一次强调应多读古人书，在广泛吸取前人文学遗产的基础上推陈出新、自成一家。这种思想可以说贯穿了江西诗派的整个发展嬗变史。黄庭坚既讲法度，又推崇创新，二者并不矛盾，讲究法度并不等于死守法度，而应灵活运用。江西诗派作者吕本中深谙此理，于是提出“活法”说，进一步阐明了如何运用法度，亦即继承前人艺术规则的问题。“活法”说在南宋初年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巨大，成为诗坛上公认的艺术准则。

正是由于黄庭坚并不谨守褊狭的门户之见，所以其门人弟子都以求新求变为能事。如徐俯曾答客书云：“涪翁之妙天下，君其问诸水滨；斯道之大域中，我独知之濠上。”（《清波杂志》卷5）对他人赞美他与黄庭坚的渊源颇为不乐，显然意欲自成一家。与徐俯交游甚密的韩驹也曾受知于山谷，晚年或置之江西诗社，却说：“我自学古人。”（周必大《文忠集》卷19）正是由于这种追求新变、力求自成一家的倾向使得江西诗派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吕本中提出“活法”说后，“活法”之说，一时盛行于南北宋之交的诗坛上，成为促进江西诗派发展变化的重要诗学思想。除诗歌发展本身的因素外，吕本中、曾几等江西后学都经历过“靖康之变”，社会环境和诗人心态与黄庭坚所处的北宋中期大不相同，创作方法与作品风格发生变化实属必然。

此足以证明，将江西诗派视作一个远离生活，仅仅以雕镌文字、追求形式瘦硬拗峭的诗歌流派显然并不符合实际。既然江西诗派本身也处于一个不断嬗变的进程中，曾几又是陆游的授业恩师，则陆游与变化中的江西诗派有某种契合之处便决非无端臆测。

事实上，陆游终生持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固然有多种原因，但曾几对他的影响绝对不可忽视。陆游晚年为曾几奏议稿作跋，追忆说：“绍兴末，贼亮入塞，时茶山先生居会稽禹迹精舍，某自敕局罢归，略无三日不时见。见必闻忧国之言。先生时年过七十，聚族百口，未尝以为忧，忧国而已。”（《渭南文集》卷30）在这篇短小的跋语中，陆游对曾几奏议稿的其他内容只字不提，唯独念念不忘恩师的这份爱国忧民之情，足证曾几此种情怀对陆游的影响之大。

陆游在诗歌探索方面与江西诗派的契合，还可以从他对晚唐诗的态度窥见一二。《剑南诗篇》卷45《追感往事》云：“文章光焰伏不起，甚者自谓宗晚唐。欧曾不生二苏死，我欲痛哭天茫茫！”对当时崇尚晚唐诗歌的风气十分不满。而自黄庭坚以来，江西诗派对晚唐诗歌均评价甚低。凡此种种，都说明作为江西弟子的陆游与江西诗派的诗学祈向有着相当多的一致之处。

近年，中国阅读状况出现了诸如阅读环境虚拟化、阅读过程碎片化、阅读内容低俗化、阅读目标猎奇化等一些足以影响国民精神素养、思想水准乃至价值体系的不良现象。针对这一状况，一些有识之士在全国开展了一系列倡导经典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等阅读推广活动。作为中国“全民阅读形象代言人”的朱永新，是近年阅读推广活动的强力促进者。其新作《书香，也醉人》，是汇聚其关于阅读的基本主张和理论探讨的精品读物。

朱永新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家，他倡导并在全国20多个省区市1500多所学校推广的“新教育实验”，影响广泛。在朱永新的教育理念中，阅读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基于“让师生与人类崇高精神对话”的新教育理念，朱永新在《书香，也醉人》一书中首先阐述的一个关于阅读的基本逻辑是：一个人的阅读史造就着他的精神发育史，一个民族的阅读水平决定着这个民族的精神境界，一个没有健康阅读的学校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才能成为美丽的家园；就一个民族而言，阅读不仅是个体的行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共同阅读决定着它的精神力量，而精神力量对于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起着关键的培育作用。简而言之，《书香，也醉人》首先传达的价值阐释是，人的精神世界会因阅读而拓展，民族的精神高度会因阅读而提升；面对当下我国并不乐观的全民阅读状况，阅读经典应当成为个体乃至全民为实现中国梦而选择和坚持的一种生存方式。

如果说论述“为什么需要阅读”是一个理论问题，回答“怎样进行阅读”则是一个实践问题。《书香，也醉人》把阅读问题从理论倡导提升到了路径描述和政策推进层面，从而显示了其特色和可操作性。

当今的国际竞争，不仅是经济、科技的竞争，也是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在朱永新看，提高文化软实力，不仅要继续大力发展和提升教育和科技水平，而且必须重视全民阅读水平的提升。经过对中国全民阅读状况的分析，朱永新认为，没有一个全社会基本认同的基础书目，人们面对良莠不齐的图书海洋时囿于选择的困境而“望洋兴叹”，这是制约全民阅读水平提高的不可忽视的原因。制定基础书目不仅对全民阅读起到导航作用，更重要的是，研制和推广国家基础阅读书目，对于夯实民族共同的思想基础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因为“只有拥有共同语言、共同经典的民族才是一个民族共同体，而不是聚集在一起的人群；只有拥有共同基本立场与价值观的社会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共同体，而不是一盘散沙”。面对近年图书出版界因商业驱动、销量至上等因素带来的公益性、公信力降低，图书内容泡沫化、快餐化，图书推介缺乏普及性、稳定性和推广意义等问题，朱永新在书中推出了针对不同阅读群体、已经为社会广泛认可的具有一定层次性、多样性、艺术性的阅读书目。

基础书目是书海遨游的航标，阅读氛围的营造、阅读条件的创建则是阅读推广活动的保障，《书香，也醉人》给出了简洁的描绘和现实的导引。朱永新认为，针对我国一方面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图书生产国，另一方面又是人均阅读量最少的国家之一的现状，应该把全民阅读作为国家战略认真实施。他在书中建构了阅读推广活动的立体保障体系：建立阅读基金，为民族未来投资；设立国家阅读节，敲响唤醒人文精神的警钟；在文化贫瘠的广大农村，广泛建立农家书屋；加强基层图书馆建设，使其成为文化传播的毛细血管；扶持公益出版，净化出版市场，推出经典图书；推广实体书店，美化精神花园；打击盗版，助推网络文学健康发展。

阅读推广的关键在青少年，提升阅读水平的难点则在全体国民。对此，朱永新从政策建言走向现身示范，以自身成功的阅读经历和感悟，论述了领导干部、教师、企业家、父母等不同身份的角色为什么要阅读经典和阅读什么经典等具体问题。相对于研制基础书目和创造阅读条件而言，唤醒懒惰、漠然的阅读个体，激起国民强烈的阅读愿望是阅读推广活动中更为重要、更为困难的工作。只有渴望与人类精神高峰对话的人，才会主动品味经典；只有不断提升自身境界的人，才会自觉徜徉精神家园；只有真正感悟到经典魅力的人，才能沉浸于书海墨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