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创新与方法论转换（节选）

基于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伦理学发展状况的理论反思，伦理学本身的创新问题在近年来受到了许多学者的普遍关注。不言而喻，伦理学创新涉及许多复杂问题，其中最主要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基础理论创新，而其前提和基础则在于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原则创新。然而，通常人们只是着眼于新立场和新视野的寻求，而对于这些立场视野之间的内在关联则往往重视不够。其结果，虽然新主张和新看法接连不断，但真正的新思想和新理论却难以确立。

上述种种不同看法意味着，没有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就没有伦理学的发展和创新。在此意义上说，不同看法存在本身并非坏事，相反，它倒是伦理学发展和创新的必由之路。但是，伦理学作为一门特殊学科，毕竟有其特殊性质，不可能总是见仁见智。谈到哲学方法，黑格尔曾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即真正的方法应当是与其内容相一致的方法。伦理学也同样如此。它之所以应当确立价值与事实相统一的方法论，从根本上说乃是因为伦理学对象本身就是价值与事实的有机统一。毋庸置疑，伦理学是一门研究人应当如何生活的价值规范学科，它要给人们提供符合人的发展需求及社会发展要求的道德价值原则和伦理价值规范，因而首先是一门特殊的价值学科。然而，正像其他任何价值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基于某种事实矛盾和现实困境一样，道德价值原则与伦理价值规范，也并非脱离现实存在的人的主观情感意志的某种抽象表达。

由此而言，当代中国伦理学就应当是一门事实性和价值性相统一的综合性学科。其事实性，意味着它的对象的客观性和实然性，决定了它的方法的描述性和性质的科学性；其价值性，则意味着它的内容的主体性和应然性，决定了它的方法的超越性和性质的理想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伦理学从“事实如此”直接推出“应当如此”。实际上在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中介，那就是人的现实生存方式的道德矛盾和人与人的现实交往关系的伦理困境。伦理学本是一门既研究道德伦理生成和发展规律，同时又为人的应然生存方式和理想交往关系提供道德价值原则和伦理价值规范的事实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双重性质学科。

（选自光明网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系 崔秋锁）

诗歌是生活的审美超越

郭国昌

①古人云：“诗言志”。诗歌是表达人的内心情感的。尽管胡适、陈独秀等人倡导“文学革命”时对古典诗歌进行了大力否定，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抛弃那些可以超越时代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诗歌观念。即使在现代诗歌受到人们广泛质疑的今天，“诗歌是人的内心情感的表达”的看法恐怕还是具有合理性的。然而，诗歌所表达的“内心情感”是从哪儿来的呢？艾青说：“生活是艺术所以生长的最肥沃的土壤，思想与情感必须在它的底层蔓延自己的根须。”只要翻开郭沫若、艾青、穆旦等人的作品，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诗歌所表达的情感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

②但这并不是说只要生活着就会有新的诗歌情绪发生。诗人不但要生活着，而且要生活得更具广度，更有深度。诗人的生活范围不应当只局限在个人的小圈子里，而应该面向广阔的社会生活，与普通大众生活在一起，进入到他们的精神世界里去。胡风说：“诗歌是发自作者对于现实人生的感受或追求，只有人生至上主义者才能够成为艺术至上主义者。”其实，对于真正的诗人来说，生活与艺术是统一的，诗歌的情绪蕴藏在身后的生活土壤中。诗人应当经常地询问自己：“我被生活感动过吗？”如果生活感动了诗人，这表明诗人是在以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生活着，是在真正体验着普通大众的人生。只有生活在感动的世界里，诗人所获得的诗歌情绪才会是真诚的，包含了人类普通的精神追求，而不至于纯粹是一种封闭孤独的自我情绪的宣泄。

③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情绪和感受并不能全部进入到诗歌的创作中。因为，文学的创作过程是一种审美选择的过程，是一种情绪升华的过程。诗歌的创作需要饱满的情感。读郭沫若的诗，我们感受到的是诗人渴望民族新生的期盼；读艾青的诗，我们感受到的是诗人面对民族抗争的悲壮；读穆旦的诗，我们感受到的是个体生命在艰难境遇中的痛苦。然而，进入诗歌中的情感必须是以真善美为核心的。像郭沫若、艾青、穆旦等现代诗人的诗歌之所以能够感动读者，就是因为他们作品中的情绪和感受是经过了诗人的审美超越的。

④古人云：“在心为志，发口为言，言之美者为文，文之美者为诗。”诗歌创作中的审美超越也是一个语言的选择过程。“五四”新文学革命以后，口语化成为现代汉诗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然而，日常口语成为诗歌的语言，必须是经过诗人的审美加工的，是诗意化的口语。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正是诗人通过诗化的日常生活语言和意象的排列与组合，表达了自己独特的人生体验和情绪。托尔斯泰说过，一个高明的作家“并不在于知道他用什么语言写什么，而在于知道不需要用什么语言写什么。”当我们的诗人也知道这样做的时候，现代汉诗的口语化也就不会成为一个广受人们争议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