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明之间确实存在着差异，如东方文明有维护封建等级、重人伦、君主专制、重人治而轻法治的特点，而西方文明推崇商业冒险精神，崇尚个人英雄主义，重科学民主与共和法制等。不过，这种差异最主要体现在东西方思维方式上。东方的思维方式体现为整体思维、循环思维、模糊思维和直觉体悟思维，而西方则是分析思维、直线思维、明晰思维和逻辑推理思维。思维方式尽管不同，但也有融合，作为具有中国文化物态特征的建筑就能体现这一点。正是这种融合才产生了许多中西合璧的建筑，如清代圆明园的西洋楼、开平明楼，民国时期的武汉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协和医院等。其实，东西方在思维方式上也存在相通之处。如西方三权分立与中国古代五行说中的相生相克思想有着相似之处，老子思想中的“大道废，有仁义”的悖论与西方康德哲学中的“二律背反”有着某种一致性，西方莱布尼茨的二进制进位法在中国古代《易经》中早有体现，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散点透视法与西方印象派绘画的透视技法也有着某种一致性。

东西方文明尽管存在差异，但都强调追求自由、平等、正义，真、善、美。所以从大文化角度看，无论哪种文明，它们的最高境界都是相通的。因此，东西方文明之间可以进行沟通、交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在改革开放时期，我们一定要克服泱泱大国的“汉唐文化心态”，以科学的态度扬弃百家，为我所用。

人类需要超越意识形态的竞争，促进文明之间的对话、合作，最终实现融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具有东方色彩的“黄色文明”和具有西方色彩的“蓝色文明”不应相互竞争，而应在相互对话与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融合，从而使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得到整体提升，生成一种新型的、为全球共享的“绿色文明”。

世界文明的发展趋势应该是多种文明的交汇，互补以至融合。在多元文化异彩纷呈的当今世界，东方国家至今尚未形成自己的强势文化，更多地受到欧美文化的冲击而面临着借鉴与整合异质文化的问题。吸收东西方百家文化之长才是最好选择。单方面强调自己的，必然故步自封，裹足不前;但单方面强调外来的，也是不可取的。失去民族性的东西就会浮游无根，产生精神错位，形成思想文化上的空白;完全采用外来的东西也会导致民族虚无主义，头重脚轻。今天，世界已进入大文化时代，看到东西方文化的共性和普世性，并把文化的共性贡献给人类，贡献给未来，才是东西方文明的出路。

（摘编自陈奉林、卢静《探寻文明交融与发展的新路》）

本报北京3月27日电  近年来，国际重大传染病防控行动中频频显现中国力量。中国流感防控科技创新能力国际领先。中国建立了72小时内筛查鉴定152种已知病毒和147种已知病原细菌等多种综合检测方法与体系，拥有了一批国际前沿水平的防控技术。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首次发现新型重配H7N9禽流感病毒的危害，并迅速成功研发出病毒快速检测试剂，下发到全国各级疾控中心和临床机构。2017年，中国首个H7N9病毒疫苗种子株成功研制，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流感疫苗株提供了科学依据，结束了中国流感疫苗株依赖国外提供的历史。中国在国际上首次发现单一抗体通过5种不同的抗病毒机制发挥作用，为研制治疗乙型流感全新特效药和通用流感疫苗找到了新的突破口。

（摘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3月28日）

2008年，侯云德担负起我国现代传染病防控体系顶层设计的重任，主导建立了举国体制协同创新的传染病防控技术体系。

2009年，全球突发甲流疫情，侯云德作为专家组组长，针对防控中的关键科技问题，开展多学科协同攻关研究，用87天就率先研制成功新甲流疫苗，使我国成为全球第一个批准甲流疫苗上市的国家。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注射两剂，但侯云德依据长期积累的经验，结合新疫苗的抗体反应曲线和我国当时的疫苗生产能力和注射能力，坚定地提出了一次接种的免疫策略。最终，这一方案大获成功。

侯云德提出了应对突发急性传染病的“集成”防控体系的思想，重点布置了病原体快速鉴定、五大症候群监测、网络实验室体系建立的任务，全面提升了我国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防控能力，使我国成功应对了近十年来国内和国际数次的重大传染病疫情。

（摘编自冯华《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侯云德：60年织就防病健康网》）

新发传染病是指在人群中新出现或者过去存在于人群中，但是发病率突然增加或者区域分布突然扩大的传染性疾病。如SARS（非典型性肺炎）、艾滋病等，以及过去基本消灭或已被人类控制但由于抗药性或公共卫生措施的消弱而重新出现的传染病如登革热、结核病、流感等等。其特点如下：第一，人兽共患。新发传染病中有3/4是人兽共患病，动物在新发传染病的发生发展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二，传播范围广。如西尼罗河出血热原发于非洲，鸟类是其储存宿主，鸟类的大规模迁徙将该病毒带至世界各地。第三，传播速度快。各地以及国际间的密切往来是新发传染病迅速蔓延的重要因素。第四，预防诊治困难。由于缺乏基线资料，对新发传染病进一步的流行趋势很难预测。

（摘编自易彬樘等《中国新发传染病防控形势及其应对策略》）

2019年初，WHO（世界卫生组织） 发布 2019 年十大健康威胁，其中与传染密切相关的疾病和行为占六个，与十多年前相比，目前传染病对我们的影响更大了。传染病与地球村的每个生命息息相关，地球各个角落的人们与另一个地方出现的新发传染病只有一个机舱门相隔的距离。

2018年，埃博拉病毒在非洲死灰复燃，全球多个地区暴发霍乱，登革热病例数居高不下，尼帕病毒病在印度闪现等无不牵动着每一个传染病工作者的心。8月，非洲猪瘟突然在中国多个地方出现，再次牵动全球特别是动物防疫部门的神经，传染病工作者永远在路上。

回首2018年，传染病领域也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针对埃博拉病毒病的疫苗以及多种药物的临床使用都取得较好的效果；登革热疫苗大范围应用也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效果。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诞生引起轩然大波，但是技术如果用到了正确的领域，则会造福全球。由于中国药物审批提速，2018 年中国国内上市药物种类和质量都有所提升，部分药物对于低收入患者甚至可以免费。

（摘编自李硕等《2018年国内外传染病领域重要事件回顾》）

材料一：

独角兽，是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生物，稀有而高贵。基于此，人们常用独角兽企业来形容发展前景看好的初创企业，它具有发展速度快、稀少，是投资者追求的目标等属性。独角兽企业的界定标准是：创业十年左右、企业估值超过10亿美元。其中，估值超过100亿美元的企业被称为“超级独角兽”。在新经济时代，随着各类创新资源的加速流动，逐渐形成了能使独角兽企业不断涌现的社会土壤，使企业能够在短时间内抓住机会，整合资源，爆发式成长为“独角兽”。当前，独角兽企业的多少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创新能力强弱的评价指标，是全球各路资本竞相关注的热点和焦点所在。

（节选自《发展独角兽企业的思考》）

材料二：

2018年3月23日，科技部在发布《2017年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独角兽企业共164家，与2016年相比增加了33家。其中因上市、被并购和成立超过十年而毕业的独角兽企业共20家，因估值下降而退出独角兽企业榜单的企业有9家。综合来看，2017年新晋独角兽企业高达62家，总估值6284亿美元，成都、宁波、东莞等六城市首次出现独角兽企业，这与国家重视创新的政策相符。而2016年全国共有131家独角兽企业，估值总和为2137亿美元。

从行业布局和地域分布来看，具有如下图的特点：

164家“独角兽”行业分布

材料三：

“独角兽”的大量涌现源于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它是经济爆发增长的标志。新经济时代，创新全球化和社交化等资源加速流动，为“独角兽”的大量涌现创造了基础条件。“独角兽”的成长中，有两个关键特质。一是自成长，制定新的行业规则，遵循新的进化法则，适者生存，依靠生态力量自发前进。比如，共享经济的典型代表“优步”，颠覆原有规则，在打车行业中聪明地构建平台，植入盈利模式。二是要有生态圈。只有冲破藩篱、合作共赢，才能爆发式成长。首先，是“走出去”——与外部企业开展生态型合作。传统制造企业需要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社交、移动等新技术实现转型，从而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而这些新技术往往是外部新兴行业中的企业所具备的核心优势。其次，是“请进来”——给顾客提供参与共创价值的机会。消弭与消费者的“楚河汉界”，利用顾客行为数据来提升自身管理质量，通过释放顾客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来改善创业企业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将成为企业的一项重要准则。“独角兽”在引领产业新业态升级、产业变革、经济发展以及行业创新中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雅虎到谷歌再到脸书，“独角兽”企业成为引领产业新业态升级发展的领头羊。从产业变革来看，“独角兽”是引领产业变革的先锋，它颠覆了传统产业模式，成为产业的新核心，并带来产业的全新变革。“独角兽”还是城市名片和区域经济引擎。“独角兽”的辐射带动作用能促进上下游产业发展，产生杠杆效应，拉动区域经济增长，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独角兽”还成为区域城市名片，提升区域知名度，从而得到政府的重视和引导。

（摘编自长城战略研究所《新经济先锋：“独角兽”企业》）

新闻作为一种媒体信息。本应有助于人们了解事情的真相，如信息论的提出者香农就曾把信息定义为“不确定性的消除”，然而信息也会增加人们对真相认识的不确定性。尤其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摆脱这种困境?除了优化信息环境外，更现实的途径是提高受众的新闻素养。

在信息时代，批判性地解读和使用媒体信息应是社会成员的基本技能。为什么在今天要特别强调受众的“新闻素养”?这是由新闻的性质和当今新闻的发展趋势决定的。新闻是帮助公民自治的必要信息，和其他出于私人利益或兴趣而获得的信息不同，它关乎社会群体的公共利益，最终会影响私人生活。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商业文化的介入、新闻发布门槛的降低，新闻与评论、娱乐、宣传的界线不再像从前那样清晰，“准新闻”甚至“伪新闻”层出不穷。

新闻受众应该提高自己的新闻辨别能力，对不同的信息设置不同的警惕值，这样才能使自已变得明智。如何批判性地解读新闻?受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虑：一、报道有无确切的?可靠吗?二、报道的内容完整吗?是否包含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原因、经过等要素?假如不完整，原因是什么?三、报道者提供了什么证据?这些证据是怎样检验或核实的?四、这则新闻除了报道事件外，是否还有其他意图?

有人认为受众都是愿意看到真相的，他们欠缺的仅仅是辨别能力，然而现实中相当多的受众首先欠缺的是寻求事实真相的意愿。如果说从前的新闻受众在接收信息上缺乏自由的话，那么现在的新闻受众更多是被诱惑，把有限的时间用于关注娱乐新闻，而最危险的是在被抑制和被诱导中养成的对事实真相无所谓的态度，要么是“你知道了真相又能怎样”，要么是“根本就没有真相，一切都是阴谋”。前者导致老于世故地配合做戏，后者导致愤世嫉俗、拒绝相信一切。

还有一些人尽管有寻求事实真相的意愿，却习惯于把常识当成真相，或者以常识为标准来判断事件是否真实。常识是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能帮助我们迅速作出认知，提高判断效率，在生活中必不可少。其实常识并不意味着就是对事实真相的认识，常识往往受到特定观点和具体经验的限制，因人而异、缺乏普遍性和稳定性，有时会遮蔽事实真相。把常识推上神坛，会走向主观先行和反智主义的极端。因此，有必要对常识保持警惕。

我们生活的时代，受众越来越多地拥有制作和发布新闻的机会，所以，仅仅强调受众解读新闻的能力和追求真相的意愿其实是不够的，还应该提高受众参与新闻生产的能力，提高他们所生产的新闻的质量。从新闻业的发展来看，无论对新闻受众还是对新闻工作者，这可能都有更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