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从“月印万川”到“水月镜花”
朱熹是“月印万川”诠释模式的开创者和执行者。他认为，“五经”“四书”等经典无别，若能参得透，都是“一理”。“一理”是万物与所有伦理纲常关系的根本依据，但又是具体的，以特殊的样式展现于不同事物之中。解读圣人典籍，就是要弄清“一理”如何落实到个别事物之上，凝聚成个别的、具体的、所以然之理的。解经虽应立足文本，不能空发议论，但在弄懂文字内含具体之理后，还要由“下学”而上达“一理”。朱熹强调“情”与“理”、“事”与“理”的区分，挖掘儒家文本的道德追求与工夫进路的“分理”客观性，以保证其实施的有效性，进而为“一理”的普遍性存在找到现实依据。
朱熹主张诠释经典时要“格物致知”。经由探究而掌握“物自身”，进而帮助主体意念“纯化”，达到“一理”的认知境界，同时将本心所具之理推广至事物上而体会事物之理的状态。此方法的实质是将“下学上达”的为学顺序，变为“理一分殊”的逻辑推演。朱熹认为，经典之内既有“文理”又有“义理”。文理是文脉、内容与意义，而义理除了意义之外，更指道德性、价值性的真理。文本的基本内容与中心思想需要掌握，意义与真理更需要理解与领悟，其关键在于格物。“一理”的发现，在于日常“格物”的积累之中。
陆九渊则提出“发明本心”的命题，认为解经首要的要求是学者先学会体证自己的本心。圣人与普通人心理“同构”，古之“一理”与今之“一理”相同，故经典是“此心此理”的具体化。解经是一个“求心”的过程，由于“心同、理同”，所以不同经典间只有文字的差异，而无义理之不同。故文字训诂仅是经典诠释的初级阶段，解释者以心灵体察的方法领悟经典创作者的意图，把握“此心此理”的要义才是最终的目的。
表面上看，陆九渊似乎将“理本论”转变为“心本论”的解释形上学，实则不然。“理”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公理”，是宇宙运行规则，亦是人类活动的最高法则，而“心”则是对根源性“理”的体认。“心”的道德感知于自身固有的“理”，它只是“理”的先在规定和表现。与“理”相比，“心”的地位仍处于第二位。即陆氏虽将“格物”之法转为“格心”之样式，但其实质仍在践行着“理一分殊”“月印万川”的诠释路线。
明代，儒家学风发生转变，“月印万川”式的解经悄然被“水月镜花”模式替代。
“水月镜花”的特点是“贵意象”，坚持“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经典中的语言既真实又虚幻，诠释的关键在于，明确主观心志会超越客观文字。它将解经视为一种纯粹的向内实践，剖析文本获悉的伦理目标、修养原则均成为心志运作的边界或框架，所有的活动都是为了修炼主体心志本身，所谓“经学即心学”。学者在诠释经典时往往以体悟内心“良知”为终极价值，经典随之成为从属性的“影本”。因为形上本体“心”古今如一，而经典所依附的语言由于创作者自身的“历史性”与“不完美性”，总会存在某些不完整之处，故“六经”也可视为一种“糟粕”，需要后来的诠释者不断加以修正、发挥。
在此思想的指引下，解经的“随意性”增强，经文成为虚无化的东西，诠释只要能立足于本源性的“良知”之上，便就不用在意“所说的”距离“本文”多远。诠释经典的根本在于体证一种作为本体的宇宙心，此心是道德与存在的双重依据，是一切德目之所出。
“水月镜花”式解经提升了诠释者的主体性，它强调经典诠释是体验之学，应以主体人格为中心而不是以文字解读为中心的活动。知识上的领略，只是内化经验，重要的是将领悟与心志相结合付诸实践。虽然它容易带来主体“成见”影响诠释效果的“理解之弊”，但它却将深受“存天理、灭人欲”观念压制的“人性”解放出来，主体的价值意义得到彰显。它既是一种学术方法的变换，更是一种思想的启蒙。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朱熹认为，“五经”“四书”所讲的具体之理虽然不同，但同属“一理”，并认为解经时应由“下学”而上达“一理”。

B．朱熹看到了儒家文本中的道德追求与工夫进路的客观性，因而通过强调“情”“事”“理”的区分来保证其实施的有效性。

C．陆九渊认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故经典只是“此心此理”的具体化，解经就是一个“求心”的过程。

D．“水月镜花”式的解经模式往往以体悟内心“良知”为终极价值，经典于是变成了从属性的“影本”，成了修炼主体心志的契机。

【小题2】（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朱熹主张的“格物致知”，实质是将“下学上达”的为学顺序，变为“理一分殊”的逻辑推演。

B．在陆九渊看来，“心”的道德感知于自身固有的“理”，只是“理”的先在规定和表现，与“理”相比，“心”的地位仍处于第二位。

C．朱熹认为解经应立足文本，陆九渊认为文字训诂仅是经典诠释的初级阶段，二人的看法虽然有别，但在尊重经典的客观性这一点上还是有一致之处的。

D．“水月镜花”式解经认为经典所依附的语言由于创作者自身的局限总会存在某些不完整之处，故需要后来的诠释者不断加以修正、发挥才能还原经典的“真意”。

【小题3】（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朱陆二人的阐释模式都强调了“理”的先在性、根本性，强调了解经时对“理”的体认，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阐释者的主体性。

B．“水月镜花”式解经容易带来主体“成见”影响诠释效果的问题，但其对主体性的提升，实质上有思想启蒙的效果。

C．朱熹提出的“格物致知”本质上还是一种解经的学术思路，但他在此基础上推出“存天理、灭人欲”无疑就是思想僵化的表现。

D．朱熹主张由探究而掌握“物自身”进而帮助主体意念的“纯化”，而“镜花水月”式的解经则强调主体人格的中心地位，在主体的地位上，二者差别巨大。

   晋国祁奚“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一直以来被传为佳话。但是实际上，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了防止官吏任人唯亲的回避制度。从现有史籍上看，最早在西汉的武帝时期就已经开始出现地方官任职必须回避本郡的规定，而到了东汉桓帝时，就已经正式出现“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相对临监”的“三互法”，从此初步奠定了中国历代行政回避制度的基础。

中国历代实行的回避制，主要包括地域回避与亲属回避两方面的内容，简单来说即是“避地”与“避亲”。所谓避地，是指地方官员任职时必须回避某些地域，主要是官员籍贯不能与他的任职地重合；而避亲则是指官员担任行政职务或执行公务必须回避与自己有亲属关系之人。随着时代变迁，行政回避制度也在发展，可用一句话来概括：制度越来越严格，回避范围越来越大，处罚越来越严厉。

西汉武帝时期，为了防止官员与地方豪强勾结，规定各郡、国的守相以至于县令、丞、尉等官职，都不允许由本郡人担任，可谓是首开地域回避制度之先河。此后，除了在魏晋时期曾一度放松外，历代对地方官任职都有严格的回避规定。如唐代初期，已开始明确规定除了京兆、河南两府外，其余地方官员均不得在本籍及邻近州县任职。到了宋代，地方官员任职回避的地域范围，已不限于本州、县，而是扩大到了路一级区域，宋神宗以后更是不仅要求回避本籍，同时还需要回避田产所在地。

明清时代，中国官僚体制最为成熟，对官员任职回避的规定也最为严格。明太祖时期，为了防范各级官员弄权地方，一度实行南北更调制度，即南人只能任职北方、北人只能任职南方，同时又将全国划分为三大行政区，施行地方主要行政官员轮换制。但是，由于地域回避限制过于严格，地方官员调任频繁、任职遥远，导致很多地方空缺官职难以得到及时补充，不得不又将回避地域限定为省一级，同时将滇、贵等边疆地区地方官员任职回避范围缩至府级区划。入清以后，在继承明代回避制度的基础上，对官员任职回避要求进一步细化，如康熙四十二年规定，各级地方官员任职，“五百里内，均行回避”。

实行回避制度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行政廉洁。历代之所以制定日益严格的回避制度，是因为中国有重乡土、重血缘关系的传统，各级地方官员很容易陷入各种复杂关系网，难免会利用自身的权力为亲友谋利，从而导致行政腐败。而回避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让官员在任职与具体行政公务中，脱离原本熟悉的关系网，避免官员利用亲属、乡土关系腐败，防止出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后果。从历史经验来看，尽管历代王朝腐败现象层出不穷，但是随着唐宋以后回避制度日趋严格、规定日益细密，官员的腐败现象虽然依旧存在，但是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汉、魏晋时代梁冀、石崇那样庞大、富可敌国的家族腐败，官场腐败更多的是官员个体行为，证明严格回避制对防止腐败确有着重要作用。

 （摘编自郑金刚的《中国历史上回避制的困境》）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任人唯亲的现象在中国早已有之，统治者也有意识地加以防范，汉武帝时禁止地方官吏在本郡任职的规定开避亲制度之先河。

B．东汉桓帝时制定的 “三互法”，包含了亲属回避与地域回避两方面的内容，初步奠定了中国历代行政回避制度的基础。

C．为抑制地方官员的势力，唐代初期，地域回避规定更加明确和严格，大部分地方连官员籍贯所在地的邻近州县都要回避。

D．回避本籍一直是行政回避制度的重要内容，随着时代变迁，回避范围曾不断扩大，回避田产所在地也曾纳入了制度规定。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严苛的地域回避制度是一把双刃剑，虽能起到防范各级官员弄权腐败的作用，但也带来了有位无官的负面影响。

B．宋代地方官员任职回避的地域范围进一步扩大，严格规定官员只能在田产所在地以外的区域任职。

C．在限定行政区域的基础上补充里程限定，是清代较明代在地方官员任职回避制度制定上更显细化的表现。

D．回避制降低了重乡土、重血缘关系的传统对官员行政的影响，减少了地方官员依靠宗族、地方势力弄权的可能性。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历代实行的回避制度是为了防止出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象，防范地方滥权，事实证明这一制度在历代都有它的积极作用。

B．清代对官员任职回避的规定最为严格，但单纯依靠人事回避制并不能杜绝“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类腐败现象的发生。

C．魏晋时代石崇富可敌国的家族腐败，证明回避制度一旦松懈或执行不力，容易导致地方势力极度膨胀。

D．自回避制实行以来，历朝历代不断对其进行完善、细化，且日趋严苛，入清后，清政府规定各级地方官员任职，“五百里内，均行回避”。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戏曲随着演员的表演而发生、变化、消失的时间和空间是一种自由流动的时空。一个圆场就是人行千里路，一个趟马就是马过万重山，演孙悟空的演员翻一个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它首先体现为场与场之间时空的流动，主要采用连续性的人物上下场手法来体现，不同于西方写实戏剧的分幕和分场结构。戏曲舞台的前台和后台不是全然断开的，它有联有隔，联者如川流不息，隔者不计时日和远近。一个上场一个下场，空间上可以相隔三步、五步或千里万里，时间上可以瞬息之内也可以是十年八载。南戏《幽闺记》演兵荒马乱中王瑞兰母女和蒋世隆兄妹被冲散的场景，连续用了七次人物上下场来完成，其间的时间、地点一直在变，既渲染了慌乱的情形，又交代了人物处境。戏曲时空的流动性，还体现为同一场戏中时空的流动，它采用圆场、转场、唱念、歌舞的虚拟表演，塑造出舞台上流动的画面。南戏《张协状元》里张协赴任，转一个圆场，唱几支曲牌，人就到了相距数千里之遥的五鸡山，时间也度过了一年半载。
戏曲演员用身段动作创造空间结构和时间流程，就对舞台时空采取了一种超脱的态度，既不考虑舞台的空间利用是否合乎生活法度，也不追究剧情的时间转移是否符合常理，戏曲因而拥有了时空伸缩的自由。《长坂坡》里曹操立在桌子上表示在山顶观战，赵子龙在桌子前趟马表现七进七出救取阿斗，现实空间就被缩小，戏曲空间就被扩大了。戏曲经常运用唱腔揭示人物心理，时间往往就被拖延。豫剧《三上轿》里崔氏被仇人逼娶，怀揣利刃准备为夫报仇，但她不舍丈夫灵位，挂念年迈的公婆，惦记襁褓中的娇儿，一次次上了轿又下来，声泪俱下地唱出自己内心的极度痛苦和矛盾。现实中的片时犹豫，被人物拖腔和表演拉长到十几分钟不止，其效果却是唤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京剧《乌龙院》里“坐楼杀惜”一场则是时间压缩的例证。宋江、阎惜姣被阎婆倒扣在卧房里过了一夜，实际所用舞台时间约十五分钟，所表达的剧情却经过了四个更次八个小时，相差三十余倍。
戏曲还可以采用类似中国绘画的散点透视法，把不同时空的事物在舞台上共同表现，造成场景的时空交错。《张古董借妻》里，张古董把妻子“借”给李天龙，让妻子冒充李天龙新娶的妻子，到李天龙的前岳父家赚取盘缠，张古董后悔又追去，被关在了瓮城里。于是，舞台上一边表现张古董在瓮城猜疑自己老婆和李天龙同居一室而心急如焚，另一边表现李天龙被强留住宿碰到的种种难堪。两边对照表演，营造出强烈的喜剧效果。戏曲舞台上运用最多的时空交叉法是“追过场”手法：前面一个人逃，后面的人追，二者同在一个舞台上跑圆场，路线还互相穿叉交织，不仅使不同空间的画面得到同时呈现，而且极大地渲染了环境气氛，收到了奇特的现场效果。    （选自《中华戏曲的审美精神》，有删改）
【小题1】下列关于“戏曲时空的流动性”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戏曲的时空是自由流动的，其中，场与场之间时空的流动主要采用连续性的人物上下场手法来体现，一个上场下场既可表示距离很近或很远，也可表示时间很短或很长。

B．一个圆场就是人行千里路，一个趟马就是马过万重山，翻一个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赵子龙在桌子前趟马表现七进七出救取阿斗等等，都是戏曲时空流动性的体现。

C．戏曲时空的流动性可通过圆场、转场、唱念、歌舞等虚拟表演来体现，如《幽闺记》中王瑞兰母女和蒋世隆兄妹被冲散的片断、《张协状元》里张协赴任等。

D．戏曲时空的流动性使人们不必考虑空间利用是否合乎生活法度、时间转移是否符合常理，如“坐楼杀惜”一场所用舞台时间和所表达的剧情所需时间相差三十余倍。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戏曲中，既可以把现实中的时间拉长，也可以把现实中的时间压缩。

B．我国戏曲《张协状元》《长坂坡》《三上轿》运用了相同的时空流动法。

C．《张古董借妻》通过张古董和李天龙的对照表演，营造出了强烈的喜剧效果。

D．“追过场”是戏曲舞台上运用最多的时空交叉法，能收到奇特的现场效果。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西方写实戏剧场与场之间时间和空间的变化是通过分幕和分场来完成的，这和我国戏曲是不同的。

B．在戏曲舞台上，空间的转换、时间的流逝可以通过转一个圆场、唱几支曲牌的方式来完成。

C．观看戏曲表演时，要求舞台时间等同于实际生活时间是荒谬的，这样的观众根本不了解戏曲时空的特点。

D．艺术是相通的，我国戏曲家就从我国绘画的散点透视法中受到了启发，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时空交错法。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宋诗还有个缺陷，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也煞费笔墨去发挥申说。这种风气，韩愈、白居易以来的唐诗里已有，宋代“理学”或“道学”的兴盛使它普遍流播。***同志说：“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同时，宋代五七言诗讲“性理”或“道学”的多得惹厌，而写爱情的少得可怜。宋人在恋爱生活里的悲欢离合不反映在他们的诗里，而常常出现在他们的词里。如范仲淹的诗里一字不涉及儿女私情，而他的《御街行》词中就有“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这样悱恻缠绵的情调，措辞婉约，胜过李清照《一剪梅》词“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据唐宋两代的诗词看来，也许可以说，爱情，尤其是在封建礼教眼开眼闭的监视之下那种公然走私的爱情，从古体诗里差不多全部撤退到近体诗里，又从近体诗里大部分迁移到词里。除掉陆游的几首，宋代数目不多的爱情诗都淡薄、笨拙、呆板。
南宋时，金国的作者就嫌宋诗“衰于前古……遂鄙薄而不道”，连他们里面都有人觉得“不已甚乎！”。从此以后，宋诗也颇尝过世态炎凉或者市价涨落的滋味。在明代，苏平认为宋人的近体诗只有一首可取，而那一首还有毛病。李攀龙甚至在一部从商周直到本朝诗歌的选本里，把明诗直接唐诗，宋诗半个字也插不进。在晚清，“同光体”提倡宋诗，尤其推尊江西派，宋代诗人就此身价十倍，黄庭坚的诗集卖过十两银子一部的大价钱。这些旧事不必多提，不过它们包含一个教训，使我们明白：批评该有分寸，不要失掉了适当的比例感。假如宋诗不好，就不用选它，但是选了宋诗并不等于有义务或者权利来把它说成顶好、顶顶好、无双第一，模仿旧社会里商店登广告的方法，害得文学批评里数得清的几个赞美字眼儿加班兼职、力竭声嘶地赶任务。整个说来，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我们可以夸奖这个成就，但是无须夸张、夸大它。
前代诗歌的造诣不但是传给后人的产业，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向后人挑衅，挑他们来比赛，试试他们能不能后来居上、打破纪录，或者异曲同工、别开生面。假如后人没出息，接受不了这种挑衅，那么这笔遗产很容易贻祸子孙，使子孙养成了贪吃懒做的膏粱纨绔。有唐诗做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这个好榜样，宋代诗人就学了乖，会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时，有了这个好榜样，他们也偷起懒来，放纵了模仿和依赖的惰性。瞧不起宋诗的明人说它学唐诗而不像唐诗，这句话并不错，只是他们不懂这一点儿不像之处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所在。明人学唐诗是学得来惟肖而不惟妙，像唐诗而又不是唐诗，缺乏个性，没有新意。宋人能够把唐人修筑的道路延长了，疏凿的河流加深了，可是不曾冒险开荒，没有去发现新天地。用宋代文学批评的术语来说，凭借了唐诗，宋代作者在诗歌的“小结裹”方面有了很多发明和成功的尝试，譬如某一个意思写得比唐人透彻，某一个字眼儿或句法从唐人那里来而比他们工稳，然而在“大判断”或者艺术的整个方向上没有什么特著的转变，风格和意境虽不寄生在杜甫、韩愈、白居易或贾岛、姚合等人的身上，总多多少少落在他们的势力圈里。鄙薄宋诗的明代作者对这点推陈出新都皱眉摇头，只知道拘守成规，跟古人相“同”，而不注重立“异”标新了。
(选自钱锺书《宋诗选注》，有删改)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宋人大多不懂作诗要用形象思维，从宋诗开始出现爱讲道理、发议论的倾向，读起来味同嚼蜡，令人生厌，被后人鄙薄或不屑。

B．陆游有几首爱情诗写得不错，而范仲淹不写爱情诗，只写爱情词，有些词中缠绵悱恻的情调，比李清照有过之而无不及。

C．从南宋开始，宋诗就受到了冷落；到了明代，宋诗更被批评得几无可取之处，甚至不被排到诗的行列里；晚清时期，宋诗出现过短暂辉煌。

D．作者虽然认为宋诗的成就在元、明、清三代诗歌之上，但并不因此认为宋诗在整个诗坛就是最好的、天下无双的。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宋人不爱写爱情诗，但并不是说他们因为“道学”“理学”的兴盛，对爱情很寡淡，他们是把恋爱的悲欢离合放进了他们的词里。

B．作者认为文学批评应该有个分寸，不要过分夸大，也不要全盘否定，如果做诗歌选本，每个阶段都要有适当的比例。

C．诗歌也是产业和标杆，看后人能否继承、突破、创新和别开生面。如果后人接受不了这种挑战，反而会好吃懒做，坐享其成。

D．宋人有唐诗作为榜样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一方面在唐诗的基础上语言技法有所推进，一方面又一味地因循而难以突破。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黄庭坚作为江西诗派的代表诗人，他的诗集在晚清卖过好价钱，可见诗人身价的高低与当时文坛创作者的舆论推崇有很大关系。

B．明人看不起宋人，说他们学唐诗而不像唐诗，而明人是学得像唐诗而不是唐诗，从这点上来说，宋诗比明诗要有价值和创造性。

C．唐诗作为一座高峰，宋诗难以望其项背，如果想要有所突破，除了要把唐诗的领域拓宽加深，还要发现新天地，可惜宋诗并没有显著转变。

D．明人意识到宋诗的创作不懂得标新立异而难免落入俗套，所以明代作者能够推陈出新、彰显自己的风格。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自然科学理解世界是对象化的理解，探求的是“客观性真理”，重在利用厚生；人文学科理解世界则是生命气息的互动感通，所探寻的是“启示性真理”，重在树德立人。人文学科研究一靠生活，二靠思想，三靠学问，其中关键在于是否“有我”，是否能站到精神领域最前沿，兴味充沛地回答时代之问，谈论学术发现。人文研究的治学类型大概可分三种：一是职业的，二是事业的，三是趣味的。
职业的研究一般有学院学术训练背景，专业基础扎实，对于各种新潮理论熟稔于心，运用自如；其研究多是“因题为文”，如课题的设置、刊物的策划、会议的研讨、市场的约请等；其笔力多集中于某一点，发掘细密，心态上是“完成任务”。职业化有其必要，但满足于这一状态，就往往屈己从人，疲于奔命，很难施展才华；且过于单一，容易自我重复，也常使研究蜕变为一种批量制作，困于“套路”。收集、整理、甄别、归纳所有材料，借助一定理论把材料重新装置、分配、知识化，提出些观点和看法。不乏识见，却也易为成见、俗见。这类研究者不少，其中固然有“我”，只不过还未走出“小我”“私我”，难以推动学术大发展。
事业的研究是将治学视为全身心投入的名山之业。这类学者往往数十年如一日，筚路蓝缕，心无旁骛，苦行深学，视学术为生命；既高屋建瓴，质疑问难，又一砖一石，扎实筑基；对时代精神特具感知能力，鸿篇巨制粲然可观，识见规模远高同辈，引领当代学术思想潮流。其佼佼者强强联手，在保留学术个性前提下，构建实力雄厚、结构合理的团队，秉持核心学术理念，斟酌古今，打通中西。其特出者孜孜于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学术体系的学理性建构，独创一格，其事业之发达与否关乎学科发展之盛衰。
趣味的研究则是有灵性的精神劳动，是关乎生命价值、系乎人生况味的生活方式，因而研究者能够不慕虚荣，不从流俗；豁朗深邃，不拘一格，极具创造性和生命力。此类研究不从事功上着想，价值与意义却甚为重大，因为这种自动的工作不忮不求，总是竭尽了心力，决不模糊敷衍；总是蕴藏大量尖新学术创见，这是世间顶好的妙文，可惜凤毛麟角。
上述三种治学类型，后两种研究有“我”，有“大我”，能将阅世、说理、论学三者合而为一，卓然而为学问大家。这些学术大家既有敏锐过人之思力，又有气劲神完之文笔；他们不仅是学问家，而且是文章家。他们的学术作品往往都是美文，不单能把理说圆，还有一种“余情”贯穿其中，显得从容、澹泊、丰饶，有余味，有气象。譬如，冯友兰、任继愈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陶行知、林汉达的教育学研究，顾准、孙冶方的经济学研究……这些学术大家各自以完整的人对应完整的文化，是所谓“专家之上的文人”。
（节选自吴子林《提升人文研究境界》）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人文学科理解世界的方式与自然科学不同，它探寻的是“启示性真理”，重在树德立人。

B．人文学科通过生命气息的互动感通来理解世界，它的研究依靠生活、思想、学问三方面。

C．人文学科研究要“有我”，要能站在精神领域的最前沿来回答时代之问，谈论学术发现。

D．人文学科可分为职业的、事业的、趣味的三种不同的治学类型，这三者间没有高下之别。

【小题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着重介绍了人文研究的治学类型、治学方法，采用了“总——分——总”的论述结构。

B．文章第二段指出人文研究治学类型的“职业的研究”的特点，并且指出它的不足之处。

C．文章在论述“事业的研究”时，既分析了这类学者的共性，又具体分析了其中两种人。

D．文章论述了“趣味的研究”不求功利，极具创造性和生命力，是自动的、常见的工作。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职业的研究大都是专业基础扎实，笔力集中，但仅满足于“完成任务”的心态，困于“套路”，因无 “我”而难以推动学术大发展。

B．事业的研究会全身心投入治学，专业钻研，感知时代精神，引领当代学术思想潮流，实现学理性建构，独创一格，推动学科蓬勃发展。

C．“趣味的研究”不从事功上着想，价值与意义甚为重大，是自动的工作，不忮不求，竭尽全力，认真负责，蕴藏着大量尖新学术创见。

D．“事业的”“趣味的”治学类型能够将阅世、说理、论学合而为一。研究者不仅是学问家，而且是文学家，以完整的人对应完整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