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目。
谈书法
朱良志
卫恒《四体书势》中的“兽跂鸟跱，志在飞移；狡兔暴骇，将奔未驰”，以自然鸟兽外在紧张的动态形式特征来描绘书法，这里重在强调内在的“势”与内在的节奏。
书法中对于迟与速、燥与润、疾与涩都不能偏重一面，比如为了“燥”的效果而简单地使用渴笔或特殊的墨。书法的用笔及形态表现要燥中有润、润中有燥是非常清楚的，看起来笔下干裂秋风，却又有润泽如春的感觉，方能入妙。概括地从表象、形式的层面谈及迟与速、燥与润、疾与涩的对立统一关系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书法只从这些表象和形式入手，从我们古代书论来讲，必然不是一个最好的路径。因为我们中国艺术的本质，包括书法，不是一种形式上的追求，它的节奏感也不是简单的形式上的节奏感，而是内在心灵的蕴藉，是在某种特殊的场合中的一种生命的反应。这种生命的反应跟人的情绪、情感、潜在的理性知识以及对某一问题独特的领会角度有关，其直觉和理性都在起作用，是一种整体的呈现。这不是把握形式上的节奏就能做到的，而是需要艺术家具有良好的修养、特别的情愫、内在的资质、艺术创作过程中的独特的感觉世界，这才是最根本的东西。所以像迟与速、燥与润、疾与涩的问题，是人的内在情性与外在的艺术形式如何契合的问题。
在书法与绘画中，我们讲“意在笔先”。著名音乐学家汉斯利克讲音乐是一种纯形式的艺术，音乐本身是没有感情的，音乐节奏本身也不是感情。但节奏必然要受感情、知识、理性的左右。所以，“翰逸神飞”必要“神融笔畅”，“神融”是关键，唐代书法理论家孙过庭讲“取会风骚之意”“本乎天地之心”，不是玄虚的东西，它要求必须有非常大的气度，像弘一法师早年与晚年的书法有很大的不同，绝非简单的形式感的变化问题，而是另外的哲学、思想、情感对他的影响，造成了他书法风格的变化。书法虽然被有些学人称为“形式之艺术”，但绝不能导向“技”的方面。中国书法之所以成为中国艺术最典型的表征形式，正因为它是“写意的”中国艺术的最典型的表达，它代表中国艺术的特点，不在于它的线条，而在于它重视情性。
书法不是形式之艺术，而是“表现”之艺术。从这方面来讲，黄庭坚的书法就有极高的价值。若没有黄庭坚在“苏氏集团”中的悠游，没有他对道禅哲学的领会，他书法风格的独特面貌也不会出现。
书法当观“韵”，“韵”不是形式感的问题，而是内在情性的东西。所以“意在笔先”“书在写意”是中国艺术的本质，中国书法体现中国艺术的特征也是在这里。
(有删改)
请简要分析第二段的论述层次。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三
薛宝钗多年来蒙冤最甚的便是说她“奸”。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有人以此相责，说宝钗“孜孜以求的是‘甜如蜜’的小人之交。她常常给人送东西，有时是有一定同情心的善行。但我们应看到，她的动机是复杂的。首先是求得美名，目的是邀时誉，笼络人心”。其实这说法有可商榷之处。
比如，说她破坏宝黛爱情，觊觎宝二奶奶的位置，甚至还为此耍了阴谋——移祸黛玉。我承认，宝钗是有缺点的。但读者如果不存先入之见，实事求是地分析此事的前因后果，则不难发现，指斥其“奸”过于严苛。那日正值芒种，宝钗与凤、纨、迎、探、惜等在园中玩耍，因独不见黛玉，故去潇湘馆找她。由于忽见宝玉进去怕自己也去“一则宝玉不便，二则黛玉嫌疑”，她便抽身回来。这恰好证明她心地纯正，不存妒忌之念。接着见一玉色蝴蝶，十分有趣，遂追扑起来，又证明她当时并无醋意与不快。这时听见亭内红玉与坠儿说话，宝钗认为“奸淫狗盗”，固然反映了她的封建正统观念，实不足取，但她装着追寻黛玉，却是彼时彼境合乎实情之言。人们情急之下做出的反应往往与当时正在进行的事有关。宝钗当时就是为找黛玉而来，因此，说寻黛玉实在是最正常不过的。毕竟，处境窘急，脱口而出，情有可原。
比如，在金钏自杀的问题上，宝钗说她“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确实是无情到了冷酷的程度。但说她将自己两套新衣拿来给金钏装裹，是为了对照贬损黛玉，实在有失偏颇。因为黛玉“素日是个有心的”之类的话是王夫人所说，且宝钗历来心胸宽大，从不计较琐事，连庭院花木、房间布置、衣服首饰等都不大讲究，所以在姨妈精神上承受巨大压力这一情境之下，她主动提出此议是十分自然的。她在宽慰王夫人时说的一席话，除了表现其惊人的无情外，确实有讨好巴结之嫌，但也仅仅是嫌疑而已。因为人们为了安慰亲人、朋友，有时会说一些减轻其责任的话，这并不能完全代表她心中真实的判断，只能说有讨好之嫌。断言其“奸”，并无铁证。
曹雪芹正是这样以严重缺点、微妙处境和几处嫌疑的模糊手法使宝钗形象复杂化，从而增加了对人物释读与评价的多种可能性，拓宽了审美的艺术空间。
（取材于周思源《探秘集》）
【小题1】根据材料三，下列证明宝钗不“奸”的理由中，与文意不符的一项是

A．去潇湘馆寻黛玉，因见宝玉进去怕有不便，便没有前往，可见她不存妒忌。

B．担心红玉与坠儿怀疑自己，便假装是在追黛玉，这是情急之下的正常反应。

C．提出拿自己的新衣给金钏装裹，是为了给王夫人减压，不是为了贬损黛玉。

D．认为金钏死不足惜，是特定情境下的话语，目的是安慰人，而不是讨好人。

【小题2】对薛宝钗这一人物形象的评价，历来众说纷纭。请综合以上三则材料，概括说明造成对宝钗的评价众说纷纭的原因。
【小题3】人物的复杂性是指文学作品中某个人物形象有丰富的释读和评价的可能，上面材料中所分析的宝钗就是一个复杂性人物。请从《红楼梦》《呐喊》《边城》《老人与海》《平凡的世界》《红岩》这六部作品中任选一个人物（宝钗除外），结合作品中的相关内容，谈谈你对该人物复杂性的理解。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三种人生态度
粱漱溟
“人生态度”是指人日常生活的倾向而言，向深里讲，即入了哲学范围；向粗浅里说，也不难明白。依中国分法，将人生态度分为“出世”与“入世”两种，但我嫌其笼统，不如三分法较为详尽适中。
按三分法，第一种人生态度，可用“逐求”二字以表示之。此意即谓人于现实生活中逐求不已：如饮食、宴安、名誉、声、色、货、利等，一面受趣味引诱，一面受问题刺激，颠倒迷离于苦乐中，与其他生物亦无所异；此第一种人生态度（逐求），能够彻底做到家，发挥至最高点者，即为近代之西洋人。他们纯为向外用力，两眼直向前看，逐求于物质享受，其征服自然之威力实甚伟大，最值得令人拍掌称赞。他们并且能将此第一种人生态度理智化，使之成为一套理论——哲学。其可为代表者，是美国杜威之实验主义，他很能细密地寻求出学理的基础来。
第二种人生态度为“厌离”。第一种人生态度为人对于物的问题。第三种人生态度为人对于人的问题，此则为人对于自己本身的问题。人与其他动物不同，其他动物全走本能道路，而人则走理智道路，其理智作用特别发达。其最特殊之点，即在回转头来反看自己，此为一切生物之所不及于人者。当人转回头来冷静地观察其生活时，即感觉人生太苦，一方面自己为饮食男女及一切欲望所纠缠，不能不有许多痛苦；而在另一方面，社会上又充满了无限的偏私、嫉忌、仇怨、计较，以及生离死别种种现象，更足使人感觉人生太无意思。如是，乃产生一种厌离人世的人生态度。此态度为人人所同有。世俗之愚夫愚妇皆有此想，因愚夫愚妇亦能回头想，回头想时，便欲厌离。但此种人生态度虽为人人所同具，而所分别者即在程度上深浅之差，只看彻底不彻底、到家不到家而已。此种厌离的人生态度，为许多宗教之所由生。
第三种人生态度，可以用“郑重”二字以表示之。郑重态度，又可分为两层来说：其一，为不反观自己时——向外用力；其二，为回头看自家时——向内用力。在未曾回头看而自然有的郑重态度，即儿童之天真烂漫的生活。儿童对其生活，有天然之郑重，与天然之不忽略，故谓之天真；真者真切。天者天然，即顺从其生命之自然流行也。于此处我特别提出儿童来说者，因我在此所用之“郑重”一词似太严重，其实并不严重。我之所谓“郑重”，实即自觉地听其生命之自然流行，求其自然合理耳。“郑重”即是将全副精神照顾当下，如儿童之能将其生活放在当下，元前无后，一心一意，绝不知道回头反看，一味听从于生命之自然的发挥，几与向前逐求差不多少，但确有分别。此系言浅一层。更深而言之，从反回头来看生活而郑重生活，这才是真正的发挥郑重。这条路发挥的最到家的，即为中国之儒家。此种人生态度亦甚简单，主要意义即是教人“自觉的尽力量去生活”。此话虽平常，但一切儒家之道理尽包含在内。儒家最反对仰赖于外力之逼催，与外边趣味之引诱往前度生活。引诱向前生活，为被动的、逐求的，而非为自觉自主的；儒家之所以排斥欲望，即以欲望为逐求的、非自觉的，不是尽力量去生活。
此三种人生态度，每种态度皆有浅深。浅的厌离不能与深的逐求相比。逐求是世俗的路，郑重是道德的路，而厌离则为宗教的路。即以我言，亦恰如此。在我十几岁时，极接近于实利主义，后转入于佛家，最后方归转于儒家。厌离之情殊为深刻，由是转过来才能尽力于生活；否则便会落于逐求，落于假的尽力。故非心里极干净，无纤毫贪求之念，不能尽力生活。而真的尽力生活，又每在经过厌离之后。
（选自《人生的艺术》，有删节）
【小题1】对“三种人生态度”的解释，不准确的一项是

A．“逐求”意即人于现实生活中受趣味引诱和问题刺激，逐求予物质的享受。

B．“厌离”是人被欲望和种种社会现象纠缠感到人生太苦、太无意思而产生的人生态度。

C．“郑重”的态度在“向外用力”时就是听其生命之自然流行，求其自然合理。

D．“郑重”的态度在“向内用力”时是教人“自觉的尽力量去生活”，与“逐求”相近。

【小题2】（小题2）根据原文内容，下面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近代之西洋人将“逐求”理智化，并使之成为一套理论，杜威之实验主义是其中的代表。

B．与其他动物走本能道路不同，人的理智作用特别发达，突出表现为能回转头来反看自己。

C．儒家最反对仰赖于外力之逼催与外边趣味之引诱往前度生活，因为这不是自觉自主的。

D．逐求是世俗的路，郑重是道德的路，厌离是宗教的路，三种人生态度各有所长，相互补充。

【小题3】（小题3）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作者对人生态度的三分法与中国传统的“出世”“入世”二分法有着根本的区别。

B．“厌离”的人生态度人人都有，分别在于程度上深浅之差，只看是否彻底、到家。

C．“郑重”一词用于儿童看似太严重，其实是为了强调听从于生命之自然的发挥。

D．作者自己的经历证明，只有经过厌离后心里极干净，无纤毫贪求之念，才能尽力生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商王室及其他贵族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历史上，系统讲述商史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但此书撰写的时代距商代较远；即使公认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被改造过的文章。因此，胡适曾主张古史作为研究对象，可“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甲骨文的发现，将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的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
甲骨文的发现也使《史记》之类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那么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恐怕也不是向壁虚构。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甲骨文的发现同时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辨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注重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具有催生作用。1928年秋，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继续寻找甲骨。而第二次发掘时，已从主要寻找甲骨变成了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
甲骨文的发现还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传统的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到了清代，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性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甲骨文的发现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源的理论难以维持，从此中国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摘编自朱凤瀚《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殷墟甲骨文是商代后期王公贵族占卜凶吉时写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它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B．在殷墟甲骨文发现之前，人们只能从有限的文献记载中了解到中国历史上存在过一个商王朝，然而这些文献却并非成于商代。

C．1917年王国维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内容的真实性。

D．由于缺少成于商代的文字史料，因此从稳妥的角度出发，胡适认为古史研究大致可从西周时代开始进行。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一些历史学家对《世本》的可靠性将信将疑，认为其中记载的一些内容恐怕是虚构的。

B．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让中国历史研究者认识到，在考证古史时不仅要注重历史文献的记载，也要重视地下出土的新材料。

C．旧史学的研究既缺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又缺乏科学的考古资料，因而它受到古史辨派的无情批判。

D．许慎的《说文解字》没有利用汉字的早期形式，而主要依据小篆来研究古文字，这使它在解释字源方面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尚书·盘庚》明显是后人改造过的文章，由此看来，尽管其中保留了许多商人语言，但是仅凭此篇仍不足以证实商王朝的存在。

B．若想证实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的客观存在，还要依靠地下出土的新材料。

C．第二次殷墟发掘的目的发生了改变，是因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认识到，除了甲骨之外，遗址的其他遗存也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

D．直至殷墟甲骨文被发现，学者们探究先民的造字之法才有所凭依，从此中国的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两千多年前司马迁著《史记》，对孔子钦慕之情切切。又似有丝丝缕缕弦外之音，好像司马氏不仅找到了精神家园，还体悟到了更高境界的史家情怀。

然而将至圣先师名为史家，古今鲜有人为。当然，孔子称得上是一位了不起的史学家，尽管他没做过一天的史官。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依班固言推论，《春秋》当为鲁国右史所为。而孔子年轻时做过委吏、职司吏，后任中都宰，三年骤迁大司寇摄相事，唯不见其做史官的记录。

言史家孔子，也实不虚妄。读万卷书，孔子自不待说，孔子于周史应是详熟，行万里路孔子也是不输，少时“入太庙，每事问”，壮而适周问礼，又周游列国十四载，孔子该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周详。其外，孔子于人物也察考洞明，当是有资格论人议事了。孔子的历史观与著述态度在今看来也十分可取，对待历史所持科学严谨的态度胜过今人。此大可辅言孔子为史家了。

但是，以《春秋》名孔子为史家似乎也有点勉强。首先，孔子著《春秋》一事实有争议。《春秋》是鲁国史书，历来被认为是鲁国史官所为；可历代史家、学者又以为是孔子所修，《左传·成公十四年》载“君子曰：《春秋》……非圣人谁能修之”。“圣人”就定指孔子吗？所以，这里不足为明证。倒是孟子言之凿凿：“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孔子惧，作《春秋》。”算是敲定此事。孟子齐人，距孔子百多年，近圣人之居，史料当丰，传闻即真，况孟轲崇信求义，可信度应是很高。再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道：“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大抵也能杜左右之口。当然也有折中的说法。两边都讨好，各方不得罪：《春秋》原为鲁国史官所写，后经孔子修订成书。虽万分稳妥，可如此一来，孔子有假他人之功的嫌疑。

还有一个问题，《春秋》一万六千字，在今不抵一篇硕士论文的篇幅，可却微言大义，辞微旨博，一字褒贬，影响深远。于是历代解“经”传“经”之作不乏。单说用古文写就的《春秋左氏传》，其史料补充丰赡，记事因果清明，写人性格丰满，使《春秋》史纲泱泱为一部有历史律动的不朽巨作，堪称伟大。然而左丘明因《左传》称史家，而孔子有《春秋》却不称史家，这很值得深思。

所以，言孔子为史家实不足取。孔子只是“好古”。自称“述而不作”，只阐述前人学说而不去创作；“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旨在缔造理想，“大同”“小康”。孔子又不只是好古，世衰道微，礼崩乐坏，孔子批判，毫不隐晦。虽“干七十余君，莫能用”以致“累累如丧家之犬”，仍卓然独立，岁寒松柏，代王立法，惩恶劝善。如此说来，称孔子为史家还真的格局太小。夫子“木铎”，不若称“春秋”孔子。 

    （ 选自郭小琲《<春秋>有大义》，有删改 ）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春秋》是一部历史专著，依据孔子的生平和班固的意见，可以认为它是鲁国专门负责“记事”的右史所作，与孔子无关。

B．左丘明认为《春秋》出于“圣人”之手，却言辞含混约略，未能言明具体的编撰者，以致为后世留下一桩谜案。

C．《史记》非常明确地主张《春秋》为孔子所编撰，但更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自孟子，他清楚地介绍了孔子撰述《春秋》的意图。

D．有的学者认为《春秋》并非成于一人之手，鲁国史官有著述之功，至圣先师有修订之劳，这种观点未被本文作者完全接受。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史家要有扎实的学术功底，熟悉前人留下的历史著述，还要能够关心国家乃至天下大事，同时有一定的人生阅历。

B．如果能清楚地考察人物的事迹和品质，却缺乏科学的历史观和严谨的著述态度，也还是难以成为一位优秀的史家。

C．孔子一生中任职虽然甚多，却唯独缺少做过史官的记录，所以本文作者认为“言孔子为史家实不足取”。

D．出于史家独特的体悟，司马迁认为孔子观史、论史，也极具史家情怀，这在《史记》的相关记述中隐约流露了出来。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与反映历史律动的不朽巨作《左传》相比，《春秋》是一部微言大义的史纲，在史料、记事与写人方面较为简略。

B．作者从“好古”与“不只是好古”“丧家之犬”与“岁寒松柏”等角度描述孔子，意在表现出其形象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C．孔子一面借“好古”缔造着自己的社会理想，一面“知其不可而为之”，以直言不讳的批判精神面对社会现实。

D．孔子在春秋乱世遍干诸侯，教化民众，宛如木铎，这是他被称为“‘春秋’孔子”而非 “《春秋》孔子”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