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强手”到“三国杀”

——全球桌游二次热潮来袭

⑴“对我来说，只有桌游玩家，而非那些紧盯着电脑液晶屏幕或者不停按动游戏机控制手柄的电子互动娱乐上瘾者，才配称为深思熟虑的游戏者。”美国俄勒冈州一位知名桌游玩家查尔斯·刘易斯在参加完2009年度德国埃森玩具大展后如是说。

⑵在今天已经习惯电子互动数码娱乐方式的全球大众看来，仍然坚持转动六面骰子，在一张硬纸板上移动形形色色的金属、塑料玩偶，绞尽脑汁地计算花色卡牌上的数据，看起来确实和“酷”一点也不沾边。2009年统计，桌面游戏的市场仍然不足年销售额107亿美元的电子游戏的6%。然而，在全球经济形势衰退中诞生的一批被称为“抗衰退产业”的行当中，桌面游戏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强调社交参与和运算策略能力的阁楼老玩具，为亟待削减开支的欧洲与美国家庭提供了一种更为廉价的“全家欢”式娱乐。

⑶这种情况，似乎与1933年那次席卷全球的经济大衰退遥相呼应：1934年10月，在一位名叫列文·斯特恩的画家朋友的帮助下，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德国城的失业推销员查尔斯·达罗利用几块桌板、一块台布，以及几个小工艺品造出了第一套“强手棋”。1935年，这个游戏就售出了50万套。当然，仅凭“廉价”一项长处，并不能解释桌游为何能让大家放弃蓝光DVD和动态捕捉游戏手柄，转而老老实实地坐在游戏盘边上。

⑷“作为计算机游戏的鼻祖，桌上游戏也许不能提供足够的体验，但它所引发的人际关系交流却是电子游戏望尘莫及的。”不仅如此，桌游和电子游戏有不断吸取各类文化艺术因素、创造全新体验的功能。

⑸按照“孩之宝”游戏研究室负责人安玛丽·克罗西的说法，桌游之所以远没有衰退，是因为它对玩具业的核心消费群体—青少年儿童有不可阻挡的吸引力。“桌上游戏由于技术门槛低，不会贸然剥夺父母与下一代共乐的机会，并且会早早为儿童培养起处理社交人际关系的能力。”

⑹此外，边际利润率极低的高科技玩具在衰退期销售量的下跌，也让越来越多的玩具产业巨头把注意力转向一度被忽视的桌上游戏。2006年，“孩之宝”全美桌游销售量大约是9.2亿美元，占其玩具年销售额的43%，只有电子游戏软件的1/7，然而它60%的利润率却使其他玩具望尘莫及。

⑺对中国桌游玩家来说，2009年同样是个不寻常的年头，一款名为《三国杀》的中国原创卡牌类桌游几乎在一夜之间从各高校流行开来。《三国杀》的发明者之一的北京游卡桌游产品总监尤尤说，《三国杀》的基本构架是基于万智牌和经典美国桌游《Bang!》，而她自己第一次听说桌游是通过《游戏创造》杂志一篇关于经典桌面游戏《卡坦岛》的介绍文章。

⑻对于这款骤然而红的游戏，本土桌游玩家对它的评价褒贬不一，然而从业者对它的欣赏是显而易见的。“在欧美地区，桌上游戏已经有了50至60年的积淀，中国刚处于启蒙阶段，所以抄袭和模仿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三国杀》  存在诸多问题，  绝对是个好游戏，  它促进了中国桌游玩家队伍的急剧扩大，使得全球桌上玩具产业开始认真考虑中国市场和玩家的诉求。”

批评家需不断清扫“自己的园地”

华东师范大学 杨扬

汪曾祺先生曾说：文学评论就像是湖中的倒影，它不是树本身，但有时却比树还清新、美丽。这是汪曾祺从自己的创作经验中体会到文学批评的重要性。

文学批评不是创作的附庸，但也不是与创作格格不入的玄谈。李健吾与巴金，一位是评论家，一位是小说家。当年因为李健吾尖刻的批评，引来巴金的不快，即便是这样，他们两位在私下的言谈之中，还是彼此尊重，尤其是巴金对李健吾的艺术感觉持肯定态度。而李健吾作为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他的优势不仅在于批评感觉的敏锐，还在于对文学艺术有一种真正的鉴赏力，他是真懂艺术。

由此，联想到眼下对文学批评的一些议论。好像1990年起就有批评缺席这样的说法，这些尖锐的意见并不意味着对今天的文学批评成就的全盘抹杀，而是以一种尖锐的方式提出了文学批评在当今社会中遭遇到的问题。我以为在困扰当代文学批评的诸多因素中，批评家的个人修养问题是值得关注的。

文学批评家首先就是一位在行的艺术鉴赏家，像王国维、鲁迅、梁实秋、李健吾、傅雷、钱钟书、朱光潜等，他们对于一些艺术问题的独到见解，并不是缘于灵机一动的小聪明，或是某种碰巧，而是他们艺术修养长期积累的结果。看看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学的熟悉程度，看看他们对于中外艺术的广泛兴趣，这是让很多后来的批评家都会感到自愧不如的。相比之下，当今的文学批评者并不是才学太多，而是才学严重不足。以文学批评为例，当今的一些批评家关注最多的是小说创作，除此之外，似乎没有更多的艺术兴趣。事实上，一位批评家如果不对几种艺术门类有较为浓厚的欣赏兴趣，很难说他对小说评论会有准确的判断力。

文学批评的思想性的建构，基本的要义也应该是在艺术修养的熏陶之中逐渐获得，而不是像一些人理解的单靠搬弄一点理论概念名词，或单靠翻阅几本理论书籍就能解决。对文学批评的思想性的追求，一些人的理解，也仅仅停留在理论方法和概念的机械搬弄上，过一段时间就搬弄一些西式装备，不是“现代性”、就是“全球化”，好像有了这些进口武器，文学批评的思想性自然就体现出来了。我们听到对今天的批评家的最多议论，就是缺乏思想。其实岂止于缺乏思想，而是缺乏艺术修养。在一些人眼里，文学批评似乎越尖锐越好，而对尖锐的理解也是流于表象，变成了文字上的尖酸刻薄，毫无艺术性可言。其实文学批评的创新并不是这样的。周作人曾经将文学批评形容为“自己的园地”，意思是说文学批评是一种老老实实的工作，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批评家在批评别人的同时，也需要不断清扫自己的园地。文学批评不仅是对作家作品的批评，也应该含有批评家自我批评的成分。

（2011年6月 《文汇报》）

人的觉醒

从东汉末年到魏晋时期，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反映在文艺和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

简单说来，这就是人的觉醒。它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响。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但这种觉醒，却是通由种种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的途径而出发、前进和实现。文艺和审美心理比起其他领域，反映得更为敏感、直接和清晰一些。

《古诗十九首》以及风格与之极为接近的苏李诗，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开一代先声。它们在对日常时世、人事、节候、名利、享乐等等咏叹中，直抒胸臆，深发感喟。在这种感叹抒发中，突出的是一种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核心部分。

这个核心便是在怀疑论哲学思潮下对人生的执著。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而它们正是在对原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奴隶制意识形态——从经术到宿命，从鬼神迷信到道德节操的怀疑和否定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也就是说，以前所宣传和相信的那套伦理道德、鬼神迷信、谶纬宿命、烦琐经术等等规范、标准、价值，都是虚假的或值得怀疑的，它们并不可信或无价值。只有人必然要死才是真的，只有短促的人生中总充满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哀伤不幸才是真的。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抓紧生活，尽情享受呢？为什么不珍重自己生命呢？魏晋诗篇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深刻地表现了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生命无常、人生易老本是古往今来一个普遍命题，魏晋诗篇中这一永恒命题的咏叹之所以具有感人的审美魅力而千古传诵，也是与这种思绪感情中所包含的具体时代内容不可分的。从黄巾起义前后起，整个社会日渐动荡，接着便是战祸不已，疾疫流行，死亡枕藉，荣华富贵顷刻丧落，曹丕曹植也都只活了四十岁……既然如此，而传统、事物、功业、学问、信仰又并不怎么可信可靠，大都是从外面强加给人们的，那么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突现出来了，如何有意义地自觉地充分把握住这短促而多苦难的人生，使之更为丰富满足，便突现出来了。它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这是一种新的态度和观点。正因为如此，才使那些公开宣扬“人生行乐”的诗篇，内容也不同于后世腐败之作。而流传下来的大部分优秀诗篇，却正是在这种人生感叹中抒发着蕴藏着一种向上的、激励人心的意绪情感，它们承受着不同的具体时期而各有不同的具体内容，使所谓“人的觉醒”没有流于颓唐消沉；正由于有人的觉醒，才使这种内容具备学术深度。《古诗十九首》、建安风骨、正始之间直到陶渊明的自挽歌，对人生、生死的悲伤并不使人心衰气丧，相反，获得的恰好是一种具有一定浓度的积极感情，原因就在这里。

（节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