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去主义

“拿来主义”是鲁迅的一篇杂文的题目，现在已成为引进、吸收外来文化的一个专用名词，同样重要的是“拿去主义”，虽然未经鲁迅述及，却也值得一提。

在“文化热”中，加强对外文化交流的呼声越来越高。可是在有些同志的心目中，所谓“交流”，就是指“拿”，至于“拿去”，对不起，意识不强，也许是没有考虑。这实际上是单向流程，而不是双向流程。“来而不住，非礼也。”中国人是礼义之邦，总不能光拿人家的啊！

有些同志认为我国的民族文化落后、陈旧，对是否有输出价值和竞争能力表示怀疑。其实，这些同志未熟谙西方的心理和行情。须知东西方文化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互为补充，不可代替，从而构成世界文化整体。中国文化，诸如长城、秦始皇兵马俑、汉代墓葬中的金缕玉衣、唐诗、宋词、《红楼梦》等等闻名世界，这是众所周知的。即使是未被我们重视的所谓“糟粕”，西方人的评价也常常出乎意外。例如老庄哲学和《易经》，我们认为是完全过了时的东西，而目下在西方却大为走运。许多科学家对目前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无法进行概括，他们找来找去，终于在老庄的“道”和《易经》的爻象中找到了合适的语言，并给以很高的评价。这里说明一个问题，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毕竟是一座内容丰富的宝库，我们大可不必妄自菲薄，说得一无是处。

但是，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如果我们拿出去的永远是一些陈年百代的古董、祖传的遗物，那也不能使我们今天的炎黄子孙脸上增光。对西方读者来说，他们既想了解中国的昨天，当然也想了解中国的今天和明天。所以拿出去新的文化成果，才是今天中国人的光荣职责。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近几年来，西方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化艺术有了较多的关注，就以文学方面来说，王蒙、冯骥才、谌容、张贤亮、王安忆等作家的作品已陆续有了各种译本，被介绍到西方，有的还有专著论述，成为新一代的汉学家的研究课题。但也应该承认，我国当代文化在西方的影响还是有限的，要在国际上占一席之地，赢得声誉，看来还要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

推出中国当代的文化产品，当然必须顾及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如果不能反映八十年代中国的风貌，如果“拿去”的和“拿来”的是一样货色、一副面孔，人家是决不会报以青睐的。所以对热衷于“拿来”的同志来说，切忌以照搬为能事，以模仿为时髦。否则，“拿来”容易，“拿去”就困难了。正如一位来自美国的汉学家所说：“中国作家切不可费力去迎合西方读者的品味，要完全为中国读者而写，写出中国自己民族的特色，写出西方没有的风格。这样，才能引起西方读者更强烈的兴趣。”

“拿来主义”是我们所要提倡的；“拿去主义”也是我们所要强调的。中国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应该有勇气，有志气，广泛吸收、消化外来的营养，发展自己的优势，努力攀登文化高峰，拿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先人的优秀成果，贡献于全人类。

（选自《文学报》1986年8月21日）

语言腐败

语言腐败是指通过语言表达或者是语言行为做不正当的事，从而产生大家所关注的腐败现象，这是因为语言使用者的思想健康出了问题。

有腐败现象，必然就会反映在语言使用中，因为语言是社会生活的镜子。民众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搞腐败的人必然会利用语言来混淆黑白。“口是心非”、“口蜜腹剑”是语言腐败最突出的表现，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说一套，做一套”。口头上说“打黑”，实际上做的是“黑打”，口头上说的是“打假”，实际上做的是“假打”。正如有的顺口溜所说：“心里想一套，开会讲一套，做的又一套。”

委婉语和语言暴力是语言腐败表现的两个极端、两个软硬兼施的手法、一个矛盾统一体。前者以羞答答的姿态为自己的丑恶行径辩解，后者则是以攻击性的语言对无辜者进行辱骂或攻击。用委婉语来遮羞，往往是做了见不得人的事，说话人心里往往有理亏的感觉。用恶毒言语侮辱无辜民众，实施语言暴力者往往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真理也在自己一边，骂起人来觉得天经地义。殊不知把自己推到民众的对立面，不能不说也是语言腐败的一种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暴力给社会安定带来的危害远比遮羞的语言大。

委婉语的产生，本来是同语言禁忌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人们为了回避说出一些不吉利或不雅的词语，用拐弯抹角的办法表达那些不愿意说出来的事物或概念。一般地说，委婉语具有文明礼貌的语言功能，特别是能够创造比较温馨和谐的语言环境。例如用“安睡”、“长眠”代替“死”。委婉语作为语言腐败的手段，并不是中国当代腐败人士的发明。中国古代买官就说是“捐纳”。美国人创造了“技术监视”一词来代替“窃听”，因为窃听总有偷偷摸摸、不光明正大的意思。时下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涉及腐败现象的词语，有些就是委婉语，这些委婉语似乎不是出于文明礼貌的原因，如明明是渎职，却说是“管理不到位”，明明是跑官要官，却说是“要求进步”，明明是受贿，却说是“礼节性收入”，明明是在打麻将，却要说是“政治学习”。这些发明看起来似乎很有创造性，说穿了只不过是玩弄文字游戏，耍小聪明而已。委婉语本来的文明礼貌功能在这里丧失殆尽，实际上变成了腐败现象的遮羞布。

用攻击性语言侮辱人，那便是语言暴力;对无辜人士实施语言暴力，那便是语言腐败。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有许许多多无辜遭受语言暴力的体会，不管是发生在自己还是他人身上。例如对于那些应该被打倒的人，说打倒他们、批倒斗臭还远远不够，还得再踩上一只脚，让他们永远不得翻身。“炮打”、“摧毁”、“砸烂”等等暴力语言是施暴者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卖国贼”、“崇洋媚外” 等等莫须有的罪名铺天盖地，利用这些暴力语言便可以置人于死地而后快。文化大革命中无辜遭受语言暴力致伤致残致死者不计其数，经历过那场劫难的人们对那一幕幕惨剧怎能那么快就会从记忆中消失?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戴帽子、打棍子的语言暴力现象为人民所唾弃。摆事实讲道理、开放务实的风气已经逐渐形成。但是不可讳言，文化大革命语言暴力的阴魂不散，至今在某些新闻报道中仍然可以找到影子，例如辱骂不喜欢看国产电影的观众崇洋媚外，赫然用上“中国电影观众有崇洋媚外的劣质性”标签。

语言暴力通过不恰当的语言表达，会对他人造成人格、情感、自尊以及心灵的伤害，它违背了语言交际的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是一种不与他人合作，也不要求他人与之合作的错误言语行为。这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现象。

（选自《人民论坛政论双周刊》总第393期 ，作者：苏金智。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