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应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全面把握新动能的内涵和外延。经济发展新动能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不仅指第三产业中的“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电子商务等新产业新业态，也包括工业制造中的智能制造，大规模定制化生产等，还涉及第一产业中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股份合作制企业以及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概括地说，旧动能是指依靠大量资源投入，较高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来驱动经济增长的动能，新动能是指主要依靠科技进步、高素质人力资本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能。推进新旧动能转换，需要树立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目标导向，集聚创新人才和企业家等创新型主体，建立激发各种要素活力的制度机制。既要加大力度支持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实现“无中生有”，打造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又要致力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有中出新”，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低碳化、智能化改造。只有两者相辅相成、有机统一，才能顺利实现新旧动能接续转换。

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紧紧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推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必须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把是否符合新发展理念作为区分新旧动能的基本标准；必须紧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旧动能转型升级和新动能主导发力都要以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为导向，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完成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这“三大变革”。其中，动力变革就是新旧动能接续转换问题。

立足发展阶段和本地实际，加强系统谋划，顶层设计、动态调整。目前，我国总体上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和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是：旧动能不断减弱，而新动能走向成熟还需要一个过程。解决新旧动能“青黄不接”问题，必须深刻认识和把握规律，积极作为，衔接好新旧动能转换，缩短新旧动能转换阵痛期，避免因动力机制错配阻碍经济向更高发展阶段攀升。各地应紧密结合自身实际，加强系统谋划，顶层设计、动态调整。首先，深入调查研究，找出本地新旧动能转换的定位、重点、难点、优势、劣势、突出短板、可借力处等。其次，加强系统谋划，找到突破口和具有带动性的关键领域，达成广泛共识，在此基础上进行顶层设计。最后，在实施过程中进行动态调整，在具体操作中做好“加减乘除”法，确保推进新旧动能转换不走样，不出现重大偏差。

（摘编自魏士国，王小静《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有改动）

中国的历史小说在古代主要以“演义”形式出现，通过文学虚构，其与历史有了根本之别。但历史小说的虚构是有尺度的。茅盾曾说过，艺术真实应该建立在对史料的考证上，做到事事有出处，甚至“找不出证据的东西，我们最好暂时不作大胆的猜想”。

新历史小说作家则认为，只有摆脱现实生活经验和现有历史材料的束缚，完成对历史的“消解”，才有可能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于是他们倾心于探寻历史与时间之间的关系，以虚构的热情执著于历史叙事，使作品散发新的文学魅力。可以说，新历史小说拆除了真实与虚构的樊篱，在对历史的消解中，历史的时间边界随之模糊不清，历史的复杂性和历史的本质在文本叙述的“历史时间”中得以呈现。

新历史小说消解历史的一个重要方式是时间的淡出。小说像一把扇子似的把时间打开或折拢。有时完全打乱，原本在时间轴上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纠结在一起，在小说中浓缩为一刹那的功夫。这种时间的停滞，使由“过去—现在—将来”构成的历时性故事被叠合或拆解，更多以共时性故事呈现，故事的时间安排都获得解放，正史的权威话语也面临质疑和挑战。

在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李冯的《另一种声者》和《我作为英雄武松的生活片段》等小说中，叙事者无视时间的自然流程，让故事主人公在时间轴上不断变换着身份，自由往来过去与现在、梦境与现实之间。出现在这些小说里的“历史”不过是一个空洞的事件背景或时间限制，看似实际却又充满虚幻性。作家把对人物和事件没有价值的时间剔除。把有价值的时间放大，以此揭示小说所讲述的过去与现在无非千古如此、未经变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新历史小说消解历史的另一个方式是时间的循环，让时间回到永恒的轮回的本质，以叙事时间造成对故事时间的悖离形成文本叙事的张力。莫言在小说《生死疲劳》中以佛家的六道轮回构建了历史的传奇叙事，达到了突破时间对人类精神本源状态的一些遮掩和控制，让生命真正回归到它的自然本质之中的目的。可以说，作家正是在对时间的征服中摆脱了传统情节结构的束缚，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话语自由

对历史的消解，是为了表达作者自己对于历史的感知，也催生了种种具有现代色彩的想象。作家把不同种类、不同时代的素材杂糅在一部小说的整体结构中，既解构又建构，有利于隐喻历史和现实，使文本更具张力；但也有一些作家将自我囿于内心的狭小天地中，这无疑大大缩小了新历史小说的视域，令小说沉浸在一种自我沉迷、自我哀怜、自我放逐的境地了。综观近年来的一些新历史小说，作家的想象力更为丰年对内心的描绘也更为细腻，但是，其对自我意识的指升却是以自我封闭为代价的。当自我主动地躲避与当代社会思潮之间的互动之后，小说便更去了思考人类命运的坚实基础，变得脆弱而无力。部分新历史小说走到这一步，的确是有走向消亡的危险。

（摘编自王平《虚构历史的魅力——新历史小说的文学价值》）

足下的文化与野草之美

——一个景观设计师的手记

俞孔坚

歧江公园位于广东省中山市区，园址原为粤中造船厂旧址，总面积11公顷，其中水面3.6公顷。场内遗留了不少造船厂房及机器设备，包括龙门吊、铁轨、变压器等等。粤中造船厂始建于1953年，终止于1999年。作为工厂，它不足称道。但几十年间，粤中造船厂历经新中国工业化进程艰辛而富有意义的历史沧桑，特定年代和那代人艰苦的创业历程，也沉淀为真实并且弥足珍贵的城市记忆。而在当今轰轰烈烈的城市建设高潮中，这种记忆是稍纵即逝的，甚至就连亲身经历过的人们也会怀疑其真实性，更不用说他们的后代了。

人们在追求“文化”，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而当需要建筑师或景观设计师将其具体化的时候，我们习惯于把眼光投向城市与场地的久远历史——百年、千年，甚至万年。这些文化与传统，作为设计师的追求都无可厚非。而本设计所要体现的是脚下的文化——日常文化，作为生活和作为城市记忆，哪怕是昨天的记忆的历史文化，那些被遗忘，被鄙视，被践踏的人、事和自然之物的故事。这是设计师的一种理解，一种对人自我的理解，一种对文化与传统的理解。土地与土地那么不同，南方与北方那么不同，大城与小城那么不同，而人间的万家灯火又点燃了多少不同的喜怒悲欢、离合兴衰！歧江公园使我们看到了那些被熟视无睹的人们，推开了被时光默默湮没了的“单位”之门，迎面吹来清新怡和的风，听到劳动的人们在歌唱。

设计之初，本设计面临着三个设计思路上的诱惑：

第一大诱惑：借用当地古典园林风格，即岭南园林的设计方法。

第二大诱惑：设计一个西方古典几何式园林。

第三大诱惑：借用现代西方环境主义、生态恢复及城市更新的路子。

坦诚地讲，第三大诱惑是最大的，而且整个设计也贯穿了生态恢复和废旧再利用的思想，其中的许多方法也借鉴到本设计中来了。但同时本设计放弃了极端的保护与生态主义的途径，而强调了文化内涵的挖掘和通过设计来体现自然与普通的美。

人们在追求“美”，一个同样抽象的概念。我们习惯于追求园艺之美、几何之美，或古典式的小桥流水之诗情画意。这些美，作为设计师的追求也都无可厚非。而本设计所要表现的美是野草之美，平常之美，那些被遗忘、被鄙视、被践踏的自然之物的美。

儿童时代以放牛为业，每天最大的心愿是给牛找到丰盛的野草。当在林中、溪边、田埂之上看到青翠鲜嫩的野草，便有获得大发现时的激动。这种激动源于对牛的心爱，因此也期待田里长野草而非庄稼。由此也想到美的本源，特别是对园艺美的反思：野草是美的，因为它和庄稼或鲜花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

新的环境伦理则在更理性的层面上告诉人们，乡土野草是值得尊重和爱惜的，它们之于人类和非人类的价值绝不亚于红皮书上的一类或二类保护植物。在每天都有物种从地球上消失的今天，在人类日益远离自然、日益园艺化的今天，乡土物种的意义甚至比来自于异域或园艺场的奇花异木重要得多。

然而并没有多少城市居民有儿童时代放牛的经历，也没有多少公园的造访者懂得环境伦理，所以，野草之美往往被埋没。景观设计师的责任是通过对自然的设计向人们展示野草之美的特质。

在本公园的设计中，大量使用了乡土野草，包括用于湖岸绿化的挺水植物，各类茅草。在与几何路网和机器的对比中，白茅、象草和莎草成为营造公园历史与工业气氛的主要材料之一。

野草不自美，因人、因设计而美。本设计的理念是，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用水生、湿生、旱生乡土植物——那些被人们践踏、鄙视的野草，来传达新时代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并以此唤起人们对自然的尊重，培育环境伦理。

歧江公园是一个充满时间感觉的地方。在这个结构的“丛林”里，时间是风，穿梭其中，并追逐着一些为我们所不知的东西。

（有删减）

所谓整体思维，是以普遍联系、相互制约的观点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整体思维方式将整个世界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认为构成整个世界的一切事物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并且每一个事物又是一个小的整体，除了它与其他事物之间具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之外，其内部也呈现出多种因素、多种部件的普遍联系。西人所说的“关联思维”、“关联宇宙论”、“有机宇宙哲学”或“有机主义宇宙观”，今人所说的“系统思维”，实际上就是“整体思维”。

注重整体统一的整体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整体思维从整体原则出发，强调事物的相互联系和整体功能，探讨天与人、自然与人为、主体与客体、人与人、人与自我的相互关系，以求得天、地、人、我(心)的和谐统一，即注重“天人合一”“天人和谐”。这种整体思维方式，在道家、儒家以及中华传统医学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早在西周时期，“天人合一”思想就已经萌生。《周易》“推天道以明人事”，“天人合一”思想是《周易》整体思维观念立论的基本依据之一，其目的在于揭示人与天地、自然的相互关系，从而合理指导人之所作所为。在《周易》看来，人与天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因此，人应当随顺天地之道而为。如此，方可“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东周以来，道家的列子、庄子以及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张载等不但合理继承了“天人合一”思想，而且有所发展和创新。道家认为，天、人同类而合一，“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董仲舒对天、人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证和明确的表述，明确指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即天人本来合一，故“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至宋代之时，张载正式将“天人合一”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明确提了出来，“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易》所谓不遗、不流、不过者也”。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张载在《正蒙·乾称篇》中提出了宝贵的“民胞物与”思想，为合乎德性的实践行为提供了一种观念阐释，将儒家的天人观、物我观、知行观提升至新的境界和层次。

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华传统医学，亦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观念为立论的理论依据，并且将这一整体思维观念具体化、实践化。中国医学理论将人体看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认为人体内部各个组成部分及各个组成要素之间既是相互联系的、不可割裂的，又是互相制约的、互为作用的。并且，“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因此人之保健养生等都应合乎天地之道、日月之行。在临床治疗中，中医反对单纯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强调整体而观、全面诊断、辩证论治，亦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说“治病必求于本”。进而言之，中医学不仅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且认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也是一个统一体，亦即人体－自然－社会是统一的有机整体。

“天人合一”思想既是一种宇宙观或世界观，又是一种伦理道德观(生态伦理)，代表着一种人生追求、一种精神境界。中国传统文化以“天人合一”“天人和谐”为根本特点的整体思维观念和思维方法，对于保持人类的生态平衡，促进社会的协调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摘编自彭华《中国传统思维的三个特征：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

剧作家与戏剧性

①一出戏演完了，当你随着人流涌出剧场的时候，常常听到这样的议论声 :“不错，真有戏!”或者是:“我都要睡着了，没戏!”“有戏”或“没戏”是观众评价一出戏的常用标准。可是，究竟什么是“戏”呢? 我们通常所说的“戏剧性”究竟涉及一些什么问题? 剧作者该如何对待“戏剧性”呢?

②美国戏剧理论家贝克首经对“戏剧性”一词进行了探讨，他说。“在日常用语中，‘戏剧性’这个词的意思有三个:(1)戏剧的材料;(2)能产生感情反应的；(3)在剧场条件下完全可以上演的……只有第一、二两个定义才合乎‘戏剧性’，而第三个则应该是“剧场性’。同时，第一个定义太抽象，可以不用。那么‘戏剧性的'就只专用于‘能产生感情反应’，那么各种混淆也就一扫而清了。”可是，如果我们认真探讨这个结论，就会由此生发出一系列新的问题:

剧作家究竞靠什么“产生感情反应”? 为了得到观众的“感情反应，剧作家应该注意那些问题呢？剧作家同小说家，抒情诗人都要使读者，观众“产生感情反应”，他们的工作又有什么区别呢?

③英国的威廉.阿契尔在《剧作法》一书中指出:“关于戏剧性的唯一真正确切的定义是: 任何能够使聚集在剧场中的普通观众感到兴趣的虚构人物的表演。”他认为:“任何进一步限制‘戏剧性’一词含义的企图，都只不过是表现了这样一种看法-一某些表演形式将不会使观众感到兴趣，而这种看法常常会被实践所否定。”如果我们正视创作实践存在的复杂情况，就不能不承认阿契尔这种看法的合理性。假如有人认为一个剧本的某种处理方式是具有戏剧性的，就匆忙做出结论: 不这样处理就不会产生戏剧性。这种论断，十有八九要被新的创作实践所推翻，

④由此可见，对“戏剧性”一词下的定义大都过于笼统:再进一步限制这个词的含义，又难免失于武断。我们的剧作家们在这里遇到了困难。尽管如此，人们却在广泛地使用这个概念。在生活中发生了一件事，它充满了巧合，出人意料，就会有人说:“这真是戏剧性的！.”

人们在街头观看一场争吵，有人逐渐失去了兴味，又会说:“走吧，没戏了!" 甚至人们在读

小说、看电影时，如果感到枯燥无味，也会失望地说:“没戏!”至于在文学评论、电影评论

中使用“戏剧性”这一概念，把它作为评价作品的标准，更是不乏其例。

⑤有人说，剧作家并不是先要从理论上搞清什么是“戏剧性”才去写戏。这也许是对的。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过: 他在写小说之前，曾经看了不少短篇小说，却没有读过一部‘小说作法”之类的东西。他是反对这类东西的。在戏剧领域中，成文或不成文的法规自古有之，但这类法规，对剧作家的创作实践未必有多少用处。法国著名的剧作家博马舍在为“严肃戏剧”(即“正剧”)辩护时，曾经激动地质问那些“规则”的制造者们:“规则在哪个部门的艺术里曾经产生过杰作?”戏剧历史表明，真正有成就的剧作家都是敢于突破成规、勇于创新的。

⑥但是，这也绝不是说剧作家就不需要认真研究戏剧创作的特性，不需要去掌握有关戏剧创作特殊规律的基本原则。袁枚曾经说过:“变尧舜者汤武也;然学尧舜者莫善于汤武”、“变唐诗者宋元也，然学唐诗者莫善于宋元”。学和变是辩证的统一。不学，就谈不到变;不变，就难免流于食古不化。

⑦艺术的特性包含的内容往往是具体的。小说家、电影家、戏剧家以及诗人、画家等等，都要竭力使读者、观众对自己的作品“发生兴趣”、“产生感情反应”。他们要获得这样的效果，就需要深刻地理解不同艺术样式的特殊表现手段。所谓“小说味”、“电影味”、“诗味”、“戏剧性”，就是由不同艺术特有的表现手段形成的。因此，要搞清“戏剧性”一词的具体含义，首先就要弄清:戏剧艺术的特殊表现手段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