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散文的命运

石华鹏

“文化散文”这一文体的出现和形成，是以1992年出版的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为标志的。《文化苦旅》对中国散文文体的拓展和散文表达模式的突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以及因它而诞生的“文化散文”这一概念，一定会载入文学史册。

文化散文不是一个大箩筐，不适合什么都往里边装。因为我们无论谈论文化散文还是写作文化散文，这一话题和文体的价值都基于两点：一是题材与表达模式。文化散文在历史文化与散文之间找到了一块交界地带，用文学的形象和情感来唤醒沉睡的历史文化，用历史文化的精神维度来丰富散文的深度。二是写作方式。文化散文强调行走，强调在场与现场感，强调用自己的脚印去追寻前人的脚印，用自己的呼吸感受前人的呼吸，在现在与过去之间建立某种精神应答。所以说，将文化散文的边界无限泛化会导致文化散文自身价值的泛化，文化是个大词，我们更愿意从狭义的角度来定义文化散文。

文化散文是散文从审美趣味过渡到审智趣味之间的一座桥梁，当下散文变得知性、智性，抒情退到一旁，见识、经验、知识成为散文的主打内容。文化散文至今仍有广泛市场，甚至仍是普通读者获取历史文化知识的主要渠道。20多年前，余秋雨让文化散文“红”遍全中国，原因之一是余秋雨用“余式风格”——情绪充沛、表达文雅——为国人补上了“历史文化”的课，人们突然发现那些僵硬的历史文化，原来也可以如此生动、如此感染人，同时，人们也发现散文可以如此知性、如此厚重。文化散文一度作为“精神营养品”，老少皆宜，滋补了人们贫瘠的精神世界。到今天，文化散文仍有庞大的读者市场，吸引读者的还是那些形象生动、富有感染力的历史文化知识，文化散文仍以其知性和感性的美妙结合成为人们获取历史文化知识的亲切方式。

大受写作者青睐的文化散文，其作品数量汗牛充栋，其水平也有上、中、下品之分。上品者疼痛，能写出对历史文化的反思和对灵魂的拷问，从中透出某种现实性的疼痛感，文字优雅大气；中品者深刻，对历史文化的追溯过程引人思索，叙述视野开阔，对某些历史文化事件有自己独到的分析和表达；下品者展示，把历史文化变成故事的演绎、知识的展示，作者沦为“文抄公”“说书人”，语言也缺乏感染力，历史文化有了，文学没了。反观20多年来文化散文的写作实绩，上品者不多，中品者有一些，下品者众多。

文化散文从出现到热潮再到逐渐归于平静，经历了自己该经历的命运，当年的新文体也成为旧文体了。任何一种文体都处于变化之中，任何一种文体都是开放的文体，文化散文也是如此，它终究会变成什么，只有时间才知道。

(有删改)

青花瓷发展的黄金时代是明朝永乐、宣德时期，与郑和下西洋在时间上重合，这不能不使我们思考：航海与瓷器同时达到鼎盛，仅仅是历史的偶然吗？从历史事实来看，郑和下西洋为青花瓷的迅速崛起提供了历史契机。近三十年的航海历程推动了作为商品的青花瓷的大量生产与外销，不仅促进技术创新，使青花瓷达到瓷器新工艺的顶峰，而且改变了中国瓷器发展的走向，带来了人们审美观念的更新。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没有郑和远航带来活跃的对外贸易，青花瓷也许会像在元代一样，只是中国瓷器的诸多品种之一，而不会成为主流，更不会成为中国瓷器的代表。由此可见，青花瓷崛起是郑和航海时代技术创新与文化交融的硕果，中外交往的繁盛在推动文明大交融的同时，也推动了生产技术与文化艺术的创新发展。

作为中外文明交融的结晶，青花瓷真正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则是因为成化年间原料本土化带来了民窑青花瓷的崛起。民窑遍地开花、进入商业化模式之后，几乎形成了青花瓷一统天下的局面。一种海外流行的时尚由此成为中国本土的时尚，中国传统的人物、花鸟、山水，与外来的伊斯兰风格融为一体，青花瓷成为中国瓷器的代表，进而走向世界，最终万里同风，成为世界时尚。

一般来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而时尚兴盛则是社会快速变化的标志。因此，瓷器的演变之所以引人注目，还在于它与中国传统社会从单一向多元社会的转型同步。瓷器的演变与社会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我们对明代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如果说以往人们所了解的明初是一个复兴传统的时代，其文化特征是回归传统，明初往往被认为是保守的，那么青花瓷的例子，则可以使人们对明初文化的兼容性有一个新的认识。事实上，与明代中外文明的交流高峰密切相关，明代中国正是通过与海外交流而走向开放和进步的，青花瓷的两次外销高峰就反映了这一点。第一次在亚非掀起了中国风，第二次则兴起了欧美的中国风。可见，明代不仅是中国陶瓷史上一个重大转折时期，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正是中外文明的交融，成功推动了中国瓷器从单色走向多彩的转型，青花瓷以独特方式昭示了明代文化的演变过程，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从单一走向多元的例证。

（摘编自万明《明代青花瓷崛起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