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国祁奚“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一直以来被传为佳话。但是实际上，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了防止官吏任人唯亲的回避制度。从现有史籍上看，最早在西汉的武帝时期就已经开始出现地方官任职必须回避本郡的规定，而到了东汉桓帝时，就已经正式出现“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相对临监”的“三互法”，从此初步奠定了中国历代行政回避制度的基础。

中国历代实行的回避制，主要包括地域回避与亲属回避两方面的内容，简单来说即是“避地”与“避亲”。所谓避地，是指地方官员任职时必须回避某些地域，主要是官员籍贯不能与他的任职地重合；而避亲则是指官员担任行政职务或执行公务必须回避与自己有亲属关系之人。随着时代变迁，行政回避制度也在发展，可用一句话来概括：制度越来越严格，回避范围越来越大，处罚越来越严厉。

西汉武帝时期，为了防止官员与地方豪强勾结，规定各郡、国的守相以至于县令、丞、尉等官职，都不允许由本郡人担任，可谓是首开地域回避制度之先河。此后，除了在魏晋时期曾一度放松外，历代对地方官任职都有严格的回避规定。如唐代初期，已开始明确规定除了京兆、河南两府外，其余地方官员均不得在本籍及邻近州县任职。到了宋代，地方官员任职回避的地域范围，已不限于本州、县，而是扩大到了路一级区域，宋神宗以后更是不仅要求回避本籍，同时还需要回避田产所在地。

明清时代，中国官僚体制最为成熟，对官员任职回避的规定也最为严格。明太祖时期，为了防范各级官员弄权地方，一度实行南北更调制度，即南人只能任职北方、北人只能任职南方，同时又将全国划分为三大行政区，施行地方主要行政官员轮换制。但是，由于地域回避限制过于严格，地方官员调任频繁、任职遥远，导致很多地方空缺官职难以得到及时补充，不得不又将回避地域限定为省一级，同时将滇、贵等边疆地区地方官员任职回避范围缩至府级区划。入清以后，在继承明代回避制度的基础上，对官员任职回避要求进一步细化，如康熙四十二年规定，各级地方官员任职，“五百里内，均行回避”。

实行回避制度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行政廉洁。历代之所以制定日益严格的回避制度，是因为中国有重乡土、重血缘关系的传统，各级地方官员很容易陷入各种复杂关系网，难免会利用自身的权力为亲友谋利，从而导致行政腐败。而回避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让官员在任职与具体行政公务中，脱离原本熟悉的关系网，避免官员利用亲属、乡土关系腐败，防止出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后果。从历史经验来看，尽管历代王朝腐败现象层出不穷，但是随着唐宋以后回避制度日趋严格、规定日益细密，官员的腐败现象虽然依旧存在，但是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汉、魏晋时代梁冀、石崇那样庞大、富可敌国的家族腐败，官场腐败更多的是官员个体行为，证明严格回避制对防止腐败确有着重要作用。

 （摘编自郑金刚的《中国历史上回避制的困境》）

“美”字是不要本钱的，喝一杯滋味好的酒，你称赞它“美”，看见一朵颜色很鲜明的花，你称赞它“美”，碰见一位年轻姑娘，你称赞她“美”，读一首诗或是看一座雕像，你也还是称赞它“美”。这些经验显然不尽是一致的。究竟怎样才算“美”呢了？一般人虽然不知道什么叫做“美”，但是都知道什么样就是愉快。拿一幅画给一个小孩子或是未受艺术教育的人看，征求他的意见，他总是说“很好看”。如果追问他“它何以好看呢”他不外是回答说：“我欢喜看它，看了它就觉得很愉快。”通常人所谓“美”大半就是指“好看”，指“愉快”。

不仅是普通人如此，许多声名煊赫的文艺批评家也把美感和快感混为一件事。英国十九世纪有一位学者叫做罗斯金，就曾经很坦白地告诉人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座希腊女神雕像，有一位血色鲜丽的英国姑娘的一半美。”从愉快的标准看，血色鲜丽的姑娘引诱力自然是比女神雕像的大；但是你觉得一位姑娘“美”和你觉得一座女神雕像“美”时是否相同呢？《红楼梦》里的刘姥姥想来不一定有什么风韵，在艺术上却仍不失其为美。英国姑娘的“美”和希腊女神雕像的“美”显然是两件事，一个是只能引起快感的，一个是只能引起美感的。罗斯金的错误在把英国姑娘的引诱性做“美”的标准，去测量艺术作品。

美感和快感究竟有什么分别呢？有些人见到快感不尽是美感，替它们勉强定一个分别来，却又往往不符事实。英国有一派主张“享乐主义”的美学家就是如此。他们所见到的分别彼此又不一致。有人说耳、目是“高等感官”，其余鼻、舌、皮肤、筋肉等等都是“低等感官”，只有“高等感官”可以尝到美感而“低等感官”则只能尝到快感。有人说引起美感的东西可以同时引起许多人的美感，引起快感的东西则对于这个人引起快感，对于那个人或引起不快感。美感有普遍性，快感没有普遍性。这些学说在历史上都发生过影响，如果分析起来，都是一钱不值。拿什么标准说耳、目是“高等感官”？耳、目得来的有些是美感，有些也只是快感，我们如何去分别？“客去茶香余舌本”，“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等名句是否与“低等感官”不能得美感之说相容？至于普遍不普遍的话更不足为凭。口腹有同嗜而艺术趣味却往往随人而异。陈年花雕是吃酒的人大半都称赞它美的，一般人却不能欣赏后期印象派的图画。

美感和快感是很容易分别的。美感与实用活动无关，而快感则起于实际要求的满足。口渴时要喝水，喝了水就得到快感；腹饥时要吃饭，吃了饭也就得到快感。喝美酒所得的快感由于味感得到所需要的刺激，和饱食暖衣的快感同为实用的，并不是起于“无所为而为”的形象的观赏。

美感经验是直觉的而不是反省的。在聚精会神之中我们既忘去自我，自然不能觉得我是否欢喜所观赏的形象，或是反省这形象所引起的是不是快感。我们对于一件艺术作品欣赏的浓度愈大，就愈不觉得自己是在欣赏它，愈不觉得所生的感觉是愉快的。如果自己觉得快感，我便是由直觉变而为反省，好比提灯寻影，灯到影灭，美感的态度便已失去了。美感所伴的快感，在当时都不觉得，到过后才回忆起来。比如读一首诗或是看一幕戏，当时我们只是心领神会，无暇他及，后来回想，才觉得这一番经验很愉快。

唐朝的反腐败

唐太宗亲眼目睹了隋炀帝“驱天下以纵欲，罄万物而自奉”，终致“率土分崩”，深刻指出：“为主贪，必丧其国。”他即位伊始便把后宫美女释放3000人，任其择偶出嫁。贞观十二年（638年）出巡山西，浦州刺史赵元楷大肆铺张接迎，太宗斥责他此举纯属“亡隋弊俗”，吓得赵元楷“数日不食而卒”。唐朝制定的反腐败专项法律法规是唐律中的《职律》。唐律规定对监临主司受财“二十五匹绞”，收受钱财而枉法者“加役流”。形象点说，在唐宋明清四朝，正七品官（相当于现在的县委书记、县长和处长们）贪污受贿相当于其一个多月甚至低于一个月的俸禄，就要被绞杀。

唐太宗曾告诫群臣“陷其身者，皆为贪冒财利，与夫鱼鸟何以异哉？”，谕劝百官不要因贪图钱财而毁了身家性命。《唐律·诈伪》设有谎报、虚报政绩罪，即自报、指使下属或授意他人谎报、虚报均属此列。《唐律·职制》设有请托说情罪，明确规定没有使用财物而仅靠人情向主管人员求办某事，也要禁止。非主管人员替别人请托，只要开口，就要杖一百；如果枉法，和主管人员同等处罚。《唐律》还规定，主管官员受财枉法，受贿相当于一尺绢的，要判处杖刑一百，并且一匹加一等，十五匹判处绞刑。官员在其管辖范围内收受百姓财物、牛羊瓜果等供馈，或向百姓借贷财物，役使人力等，均以贪污罪论处，以防止官吏对下属及百姓吃拿卡要、敲诈勒索。而普通百姓盗窃，即使五十匹，只是流放服役而已。

唐代开始，监察官“二周年一替”，且以较快的速度升迁，既鼓励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又防止了在位长久带来的弊病，因为“久则情亲而弊生，望轻而法玩。”唐代对官吏的考核主要是“德”、“行”两个方面。“德”包括官吏的品质、道德修养、对君主的忠、信、笃、卫等；“行’包括官吏的能力大小，守职的勤惰、政绩的好坏等。“德”的标准是“四善”：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简称“德、慎、公、勤”。这“四善”是对全国所有官吏而言的标准。行能政绩的考核标准有二十七条，称之为“二十七最”。这二十七条标准是针对各种不同业务，不同部门的官吏而言的。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节）

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探寻幸福真谛

黄亚果

①幸福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生活状态。早在我国先秦时期，孔子、老子、孟子、墨子等就对幸福作了大量论述，形成了深刻的幸福观。2000多年来，先秦诸子的幸福观被许许多多中国人奉为立身准则和处世圭臬。今天，先秦诸子的幸福观对我们认识什么是幸福、怎样实现幸福仍然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②不沉溺于物质享受，追求精神快乐。幸福在《论语》《道德经》等诸子典籍中也被称为“乐”。那么，在先秦诸子看来，幸福有着怎样的内涵呢？先秦诸子认为，物质财富对幸福来说并非不重要，但相比较而言，精神快乐更是幸福所必需的。因此，他们主张对物质财富、生死寿天、贵贱达穷、外在环境持淡泊态度，应该更加注重心灵的知足，关注那些符合人之本性、来自于内心的幸福。老子认为，“知足之足，恒足矣”，淡泊名利、顺性无为才是幸福的最高境界。孔子认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他对安贫乐道的弟子高度赞赏。孟子认为，人生幸福的真谛是“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庄子认为，幸福并非享乐的感觉，而是心灵的顿悟与超越，“与天合者，谓之人乐”“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在先秦诸子看来，真正认清了幸福的本质、领略了精神的高贵，就不会沉溺于物质享受，而会自觉修身行道。今天，这些观点对于丰富人的心灵世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③将自身幸福与他人幸福、社会福祉结合起来考量。《礼记·大学》明确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个人发展放在“平天下”这样一个宏阔的视野里来看待。孟子提出“与民同乐”的幸福观，强调幸福的“共同性”。荀子认为，“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尽伦”就是形成理想人格以实现个体幸福，“尽制”就是心怀天下为社会谋福利。老子认为，“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强调与别人分享快乐可以使自己更快乐，为别人奉献才能体现自己的幸福。墨子认为，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源是“众人之不爱”，实现幸福的根本途径是“兼爱”，也就是将爱无私地散播于全社会。这种反对自私自利，主张将自身幸福与他人幸福、社会福祉结合起来的幸福观，对当下社会形成和弘扬正确的幸福观具有重要意义。

④以坚守志向为快乐，以责任担当为幸福。孟子主张“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先秦诸子看来，一个人即使生计维艰也不能见利忘义、丧失操守，不能因为外在诱惑而丧失气节，不能因为外在压力而改变主见。只有这样，才有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幸福。先秦许多思想家始终以心中的幸福标准要求自己，即使时运不济、屡遭困顿也不改志向，而是坚忍不拔去努力实现自己的抱负，因为他们念念不忘的是天下百姓的幸福。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正因为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他们才会苦读圣贤之书、深究经世济民之道，积极为百姓的幸福谋利解难、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尽职尽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为天下人幸福勇于担当奉献的责任意识，今天仍值得大力传承与弘扬。

（节选自《人民日报》2016年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