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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明自形成以来，其演绎空间一直是以黄河流域河洛地区为中心向外辐射，华夏先民常常以身处“地中”自居，周人已称“宅兹中国”（何尊铭文）。“中国”，首先是一个地理空间概念，是指以河洛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另一方面，“中国”又具有政治、文化上的象征意义，常与“夷狄”并举，体现了华夏文明的自我认同。在此意义上，“中国”又指华夏文明主体所建立的政权。六朝之前，地理空间意义上的“中国”与政治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基本吻合，华夏政权控制的黄河流域核心区域才被视为“中国”。因此，秦汉时期江东虽在帝国控制之下，但并不被视为“中国”。
江东地区曾是“吴人”“越人”的居住地，其族属有中原人的因素，但总体上是古越人。秦汉时期，中原人不断南下，进一步改变了江东地区的族群结构，也有力地促进了江东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可以说，秦汉时期的中原移民为江东地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六朝时期江东“中国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东汉末年，为了躲避战乱，大量中原移民进入江东，极大地改变了江东地区原有的社会和族群结构。孙策、孙权正是抓住和顺应了这一历史机遇，凭借移民力量，积极经营江东，建立了和中原相对抗的区域性政权。孙吴政权的建立，加速了江东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原化”。与之相反，政权鼎力的格局反而强化了江东“吴人”的身份认同感，加剧了江东地区与“中国”的政治疏离。
西晋永嘉六年，为躲避战乱，中原地区民众又一次开始了大规模南迁。这次南迁的核心群体是中原地区的世家大族，南下士人均是政治、文化精英；因此，永嘉南奔之后，“号洛阳为荒土”，“中国”虽在，而其人已去。至此，政治意义上的“中国”也就不在“中国”了。
南下的中原移民虽然被迫迁居他们曾经鄙夷的“卑薄之域”，但为了凸显政治、文化意义上的存在，他们强调自己的“北人”身份，强调学术、文化、习俗与“吴人”的差别，强调自己在政治、文化上的优越性，继而形成了垄断的门阀政治。因此，渡江南下的司马睿，在初期并没有得到南方世家大族的认同，经过王导等人的努力弥合，南迁的中原士族与江南大族之间矛盾有了一定的缓和，并获得“吴人”一定程度上的合作，司马睿也部分得到了南方士族的认同，在江东站稳脚跟并建立起了东晋政权。然而，南下的中原移民，一直保持和强调自己的“北人”身份；因此，“吴人”与“北人”之间一直存有浓厚的南北情结，相互诋毁、争斗之事时常发生，也影响了“北人”的“南化”。
东晋后期，刘裕集团开始崛起，并于420年建立了刘宋政权。与此同时，鲜卑人所建立的北魏也逐渐控制了中原地区，形成了新的南北对峙政治局面。在此情况下，“南人”“北人”有了新的历史含义。北方的魏人称江东人为“南人”，有时也称“吴人”。而江东地区，无论是中原移民的“北人”还是“吴人”，都以“中国”自居，称居住于中原地区的魏人为“北人”。此时，“南人”与“北人”已不完全是江东地区内部的族群之分，而逐渐演化为南北政权之间的“华夷”之分和“正统”之争。正是在这一历史语境下，江东地区实现了“中国化”。
（摘编自张齐明《移民与六朝时期江东的“中国化”》）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作为一个地理空间概念，原先是指以黄河流域河洛地区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周朝时期就有“中国”一词。
B“中国”在秦汉时期所含的地理空间意义与政治文化意义基本是一致的，指华夏政权所控制的黄河流域核心区域。
C “中国”具有政治、文化象征意义，与“夷狄”共同体现了华夏文明的自我认同，又指华夏文明主体建立的政权。
D“中国”在秦汉时期并不包括“吴人”“越人”居住的江东地区，尽管那时江东地区也归秦汉帝国所控制。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秦汉时期的中原移民改变了江东地区的族群结构，促进了江东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为六朝时期江东“中国化”奠定重要基础。
B永嘉之乱，洛阳沦为荒土，中原地区的民众又开始了大规模南迁；从此以后，政治意义上“中国”也就不在“中国”了。
C借助中原移民力量，孙策兄弟在江东建立了和中原相对抗的区域性政权，客观上加速了江东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原化”。
D刘宋政权与北魏鲜卑政权形成南北对峙后，此时“南人”“北人”演化为南北政权之间的“华夷”之分、“正统”之争。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永嘉南奔之后，南下中原移民特别强调自己的“北人”身份和与“吴人”的差异，以及政治、文化上的优越，进而形成门阀政治。
B东晋政权之所以能在江东建立，是与南迁的中原士族与江南大族之间的矛盾的缓和，以及跟“吴人”一定程度上的合作等有关。
C由于不断南下的中原移民始终抱有“北人”情结，常常与吴人发生争斗；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北人”的“南化”速度。
D秦汉以来，中原人移民江南是为了躲避战乱；否则，“北人”凭着自身的优越感，是不会主动迁居他们鄙夷的“卑薄之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