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庞大的集合体，可以有不同的划分标准。按社区分，中国传统文化分乡镇文化、山林文化、江湖文化和都市文化。

乡镇文化指从农村生活方式中生长出来的文化形态，数千年来注重礼教伦常就是乡镇文化的结晶，从中分离出来的是山林文化。

山林是隐士栖身所在。逍遥自在、复归自然，是他们的中心口号，佛老思想为这种人生态度提供了思辩外壳。不过，人总要生存，衣食住行须来自一定的生产方式。因此，隐士仍要卷入现实社会关系之中，这常给隐士心态造成二重性。

江湖文化大体由乡镇文化的下层脱胎而出，指流浪人特别是游侠的活动。侠没有固定职业，受雇于人，用暴力替雇主完成使命，战国时代常成为贵族斗争的工具，构成与国家政权对峙的社会势力。汉曾大力摧抑。唐宋以后，侠逐渐分化，一批人以城市为基础，结成帮会，鱼肉平民；另一批人则占据草泽，打家劫舍。因其与封建政教法令相抗，有时成为民众反抗压迫的表现形式；而盲目效忠恩主，讲求江湖义气的思想也易为统治势力所利用。“言必信，行必果”，“重然诺，轻生死”，仗义疏财，扶危济困，已升华为社会道德，与士大夫文人宣泄抑郁不平之气的愿望结合起来。汉魏盛唐诗歌有关游侠的题咏，是这种士人心态幻化的结晶。宋明理学兴起，任侠带异端嫌疑，侠义传统却在传奇小说、宋之话本、明清演义中获得发展，表明游侠风气向市民心曲过渡，跟鬼神、清官故事一样，是市民阶级软弱的正义感的显影。

都市文化是异质环境里生成的文化形态。中国古代都市常是封建政府所在地，市民阶级十分软弱。追逐财利，物质欲望是都市文化的出发点。利欲观念又会不断演进，财利可提高政治权利，物欲可扩展到性欲、情欲。中国都市文化在后一方面表现得比较充分，前一方面不很明显。市民色彩最浓的话本、戏曲，鼓吹发财致富，称扬自由情爱以至露骨的性描写，比比皆是，而民权则付阙如，要有也仅限于对侵害人身、财产、婚姻等现象的揭露，未提到法权原则上来，更谈不上争取参政权、执政权了。

唐代诗歌的繁荣

①孔子教导学生一定要学诗，因为诗是调理性情的工具、参与社会的素养、增广见闻的途径。这说明在孔子的时代，诗就是上流社会交往的话语，“不学诗，无以言”。这一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到唐代得到了发扬光大。在唐代，欣赏诗的人不再限于少数世袭贵族，而扩大到了广大士庶；吟诵的诗歌也不再是像《诗三百》那样的成品，而是出自于同时代人的当下创作。在唐人的生活中，诗歌活动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

②在唐代，诗歌活动是高品质生活的重要构成元素。举凡庆典、饮宴、游览、欢会、送别等场合，都要有诗歌活动。如果没有诗歌的加入，这些活动就大为逊色，甚至不成其为某种活动。

③在唐代，人们习惯于用诗的语言来传达思想和情感。举凡言志、抒怀、问讯、陈情、干谒、请托、公告、谈艺等活动，都可以用诗来表达。在许多情况下，诗可以代替各种文体，人们可以用诗来表达任何想要表达的思想和情感。

④在唐代，能诗是一个人具有文化素养的标志，是参与上层社会活动的必备条件。读书人要想步入上层社会，就一定要熟悉上层社会的语境。在“不学诗，无以言”的生活氛围中，诗是最有效的资质证明。一个孤立无援的士子，完全可以凭借诗艺进入上层社会。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向韦左丞陈情：“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在杜甫看来，能诗是“立登要路津”的充分条件。

⑤中国诗歌传统在唐代得以高扬的关键是皇帝的提倡。皇帝在这一社会风气的形成当中起到了一个核心的作用：由皇帝到王公贵族，由官员到百姓，由宫廷到京城，由京城到州县，不断向外扩散，最终形成了全民尚诗的社会风气。早在贞观年间，太宗就开启了这一风气。当时君臣们就认识到，诗歌活动不仅是一种高雅的生活方式，而且是国家政治的组成部分，是理想社会的重要标志。此后历代君主相沿成习，并推出了一系列激励措施。立文馆，招翰林，取科士，从制度上保证了诗人们进入到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这种激励作用是巨大的。宋杨万里《黄御史集序》亦云：“诗至唐而盛，至晚唐而工。盖当时以此设科取士，士皆争竭其心思而为之，故其工，后无及焉。”可见朝廷一系列激励政策为这种生活方式的推广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选自吴相洲《唐诗繁荣原因重述》，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