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这个土字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种地的人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以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摩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说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从心。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 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我读《论语》时，看到孔子在不同人面前说着不同的话来解释“孝”的意义时，我感觉到这乡土社会的特性了。孝是什么？孔子并没有抽象地加以说明，而是列举具体的行为，因人而异地答复了他的学生。

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语，“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有改动）

语言从来就处在变动不居之中，随着不同文明间的交往、交流而加快加深。从理论上说，语言交流应该是彼此平等，互相影响，每种方言都有平等挤进“中心”的权利，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应该对等地相互吸收“外来语”。但实际上语言也十分“势利”，根本不可能完全“平等”。

语言发展演变的历史表明，往往是政治、文化中心或经济发达地区的方言才有权变成“官话”、“普通话”，其他方言只能蛰居“边缘”，难登大雅之堂；同样，“外来语”更多也是“先进”向“落后”的“边缘”渗透、侵入，逆向流动者绝少，后者不得不深受前者影响。如不少北京方言或流行语之所以能在全国迅速流行，极易成为“普通话”，自因其为政治、文化中心。近代许多沪语能突破“边缘”进入“中心”，则因其为商埠首开之地，总是风气先得，且日渐成为经济中心。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我们现在以为很“普通”、早就***与连主席决定共同发布“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这多次出现的“体认”、“愿景”不是立即被收入《现代汉语词典》，成为我们的“普通话”吗？事实说明，我们的最高领导人并不拒绝来自台湾的词汇。其实，随着祖国大陆经济的迅速发展，“普通话”尤其是“简化字”在台亦影响渐强，对此，彼岸则有不愿统一的人认为这会增强台湾青少年对大陆的认同而“后果堪忧”。这恰恰说明，两岸语言在互动中越来越融洽而不是把彼此的语言视为有害的洪水猛兽而渐行渐远，实在是增进彼此了解，有利于国家、民族统一的幸事。

而大量“外来语”在近代随西学东渐，甚至有“外”来居上之势，盖因“西学”较为发达先进也。无论高兴与否赞成与否，这种自然而然的过程就是如此，难以人为改变，大可不必因此而痛心疾首。若一定要“查户口”、“讲出身”，非要“正本清源”查“血统”，非祖宗八代“根红苗正”不可，一定要把这种带有“殖民”色彩的“外来语”统统扫地出门，则我们现在几乎无法开口说话。应当说，从总体上来看，无论是方言还是外来语，都使我们的语言更加生动、新鲜、丰富、精确。

新词的引进当然不能离开翻译，音译意译，本无定论。但每见一些音义兼容的漂亮译法，总使人击节不已。如果将“Coca-cola”意译为“古柯叶饮料”或“碳酸类饮料”，它在中国一定不会有今日“可口可乐”的骄人业绩。“Pepsi-cola”如果译为“皮斯克勒”或“屁事可乐”之类，“百事可乐”在中国也不会如此畅销。“Benz”是驰名世界的德国名车，以前曾译作“苯茨”，有音无义，如同化工产品，“感情零度”。现在改译为“奔驰”，音义俱有，汽车奔驰之状跃然欲出。

有的翻译还使原有的词汇“增义”，如船停为“泊”，但香港用“泊”来翻译英文“Parking Lot”(停车场),停车位也译为“泊位”，现在此译也传入大陆，使汉语的“泊”不专指船停，同时也可指车停。以“泊”字译英文停车“Parking”，音义皆备，且有独特生动之感。

新词的使用，自然而然，非人力能强迫。如祖国大陆将“Taxi”译为“出租汽车”，香港早就根据粤语将其译作“的士”，将“take a taxi”顺势译为“打的”。从1980年代起，“打的”在大陆口语中亦极流行。不过当时报上曾多次有文章劝人不要说“打的”，要说“乘出租车”。并说香港是殖民地（当时还未回归），“打的”是殖民地语言，而我们若用“打的”一词是等而下之的被“殖民地”“殖民”，所以是“自我次殖民地”化。陈义不可谓不高，无奈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直到现在，出门即要“打的”者仍不在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