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指人类活动的模式以及给予这些模式重要性的符号化结构，它先于文字而存在。现今世界仍有不少虽会说话却没有文字的原始民族，他们都有着并不十分简单的文化。人类社会有文明与原始的区别，而没有有文化社会与没文化社会的区别。

人类的文化，正如人类自己，是运动的而非静止的，它随着人类的演化而演变，一旦人类的体质，特别是发声器官发达到足以创造出语言——表达意识而多少有着固定形式的变化的一套声音符号，且更进一步设计出来的文字——表示语言的一套有形的书写符号以后，人类的文化趋向于急剧的发展。那些开化较早的民族的生活资料也就因此被记录、积累并或多或少地流传下来，成为我们所谓的文献。而通常所谓的“历史时代”就是指文献以来的那个时代。语言哲学自然要以历史时代人类的语言文字为其研究对象。

语言哲学有两个分科。其一，可称之为文献的语言学，或即文献学。这门学科大致相当于我国素来所谓的文字学、训诂学、校刊学等。它是以文献的搜求、注释与校勘、版本的异同及其年代的考订，文学的起源和流变，以及其他有关语文的问题为其研究对象的。这一学科的发展在东西方虽然都可追溯到很早的时代。但真正走向系统的科学研究似乎是17世纪以后的事了。语言哲学的另一分科即语言的语文学，或即语言学。这门学科大致虽然相当于我国素来所谓的音韵学，但其范围更为广阔，而且目标也不相同。它是以全人类的古今各民族的语言构造，即语言、语法为其研究对象的，从同一语言与不同语言的古今变异上加以研究比较，从而定其类别，溯其系统。因此，这样的语言学又或名之为比较语文学，它是19世纪以来由西方学者惨淡经营建立起来的。

语言哲学与人类文化史研究的关系是显然的，而且是多方面的。首先，语言本身就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素质。人类文化史没有语文演化史，便是不完整的文化史。其次，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文化史的研究，该族语文的研究显然属于必要的基础，不通晓该族的语文，该族文化的研究必不能深入。又次，文献经语文学家整理、诠释、考订以后，即成为文化史上的可靠史料。如殷代的卜辞、周金铭文、居延汉简之类，分别属于殷周汉代的重要原始资料。再者，人类由于迁播和接触而促成民族间语文及文化上的融合，从而从某些语文的分布及借用的情形上，就可以溯求毗邻的民族间的文化演变关系。最后，语文的意义可以因为时间的不同而演变，而这种演变则可以反映出文化的演变，因此我们可以从语文上去推论古今某些民族的文化如思想信仰及其文化素质的流变。刘知几《史通》曾论史家写近事不宜用古语，或改夷言为汉语，以求文字之真，这正说明语文与文化史研究的密切关系。

(摘编自杨希枚《当代语言哲学与人类文化史的研究》)

韩愈是中国思想文化上无法回避的存在，他所处的中唐时期，思想文化的发展也处于一个关键点，在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互相激荡中，中国文化应该沿着怎样的道路发展，韩愈给出了自己的方案。他所选择的路径对中国后期的社会文化影响深远，他在传统文化基础上构建新的思想文化体系的努力与过程，对于当代的文化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韩愈在思想文化史上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和他对传统文化的深入汲取分不开。韩愈非常注重对经典的研读，把学习、研究经典作为求道、治学的基础，“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对这些经典的学习与研究，奠定了他知识架构的基础。在把握儒学思想的精髓与源流，深刻体会古代作家的创作经验，具有独立的批判能力之后，韩愈进一步泛览百家。这使他的视野更加开阔，学养更加深厚，为他的文化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

韩愈接受传统文化的另外一个特点在于其研究性和批判性。他以儒家经典著作为思想依托，以渊博的四部学问为基础，常常以审视批判的眼光去看待传统文化。他的学习充满主动性，“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钧其玄”，提要、钩玄的过程其实就是概括、提炼、思考、领会的过程。他对一些古代著作如《论语》等，都下过校勘、注释、疏解的深细功夫。对诸子百家的学说，他也有一个比较、辨析、批判、吸收的过程，提出了许多独特的学术见解，成为建立其道统思想体系的基础。

在韩愈的时代，传统文化面临着严重的挑战，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面临新的抉择，这种挑战来自于佛老二教，特别来自于异域的佛教。唐代的官学虽仍以儒家经典为主，但就民间和知识界的信仰与风尚而言，佛教实有风靡之势。在这种沧海横流的大势下，韩愈“障百川使东之，挽狂澜于既倒”，以勇毅之力排击异端，护持道统，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理论上，他著《原道》，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批判佛老二教的蠹国害民，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证儒家形成、发展的必然性和历史贡献，提出儒学的道统以与佛教新禅宗“教外别传”的统绪相抗衡；在实践上，他逆批龙鳞，谏迎佛骨，反对官方对佛教的宣扬。他以势大力雄的横制颓波，为儒学的传承和发展争取了空间。韩愈虽坚持民族文化本位的立场，但他对佛教的思想方法甚至佛教徒本身却并不简单地排斥了事。陈善认为，韩愈赠浮屠诸诗文中，有着引导佛子改弦更张、归顺儒道的良苦用心。

在韩愈的文化思想中，一种植根于传统，但又注目于现实的品质极为突出。在他看来，传统文化不是一堆毫无生气的文献材料，而是先贤的智慧和灵性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中富有意义的创造，蕴含着文化精英们的现实关怀和智慧灵光，因而时时可以给人以启发。对于传统文化，韩愈注重融会贯通其精神，而不株守其内容。他立足于当代社会文化的现实，从传统文化中摄取先贤智慧，将丰富深厚的传统文化转化为具有现实意义的文化资源，因而他对传统文化往往有新的认知角度，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符合时代要求和历史发展趋势的文化创新。

（选自杨国安《韩愈的传统文化观》，2019年2月16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