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库 高中语文

题干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石刻作为一种重要的文物形式,与陶瓷器、金属器、纸本类共同构成了我国历史文物的四大主干。从原始社会的古代崖刻,到周代的石鼓文;从秦始皇东巡刻石,再到汉唐、宋元、明清时期的碑碣、墓志、摩崖、塔铭……石刻文物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歌功颂德、记人载事的赞、颂、记、志、铭等,有各种经典文集、杂咏、题名、地图、谱系、楹联、符咒、药方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
从书体上看,石刻有古籀文、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特别是保存了大量各朝代的异体字,是研究中国文字发展史和书法史的重要资料。现存碑刻500余座、摩崖题刻800余处的泰山石刻,展示了中国书法艺术形变神异、一脉相承的发展脉络,珍存着秦朝《李斯碑》、汉代《张迁碑》、晋代《孙夫人碑》,以及北齐《金刚经》大字和唐朝《纪泰山铭》等一大批名碑。泰山石刻无年月和书刻者姓名可考,明孙克宏《古今石刻碑贴目》称“今考其笔法,与邹县北齐韦子琛刻经同出一手。”清聂剑光《泰山道里记》记载:“北齐武平时,梁父令王子椿好内典,尝于徂徕刻石经二,并勒诸佛名,字迹瑰异,与其如出一手。是经当亦子椿所作也。”1989年《书法》第二期载王恩礼、赖非撰《铁山(石颂)的初步考察与研究》认为,此刻与邹县铁山摩崖经刻在字径、书体、风格极为一致,由此断定为东岭僧安道壹所书。以上诸说皆无定论,察其笔势风格疑为北齐人书。
石刻与藏之于秘府的典籍不同,它铭之于石,公之于众,记录、揭示的史实也较为可靠,可以作为订正古籍的有力证据和补充经史的珍贵资料,其价值不下于甲骨文之于商周史,敦煌汉简之于汉史。两汉今古文经学的争论一直为历朝尤其是清代学者所关注,并融入到近代古史辨的学潮中,衍化成古书真伪之争。由于无法一睹汉代文本之真,争论似永无结果。20世纪20年代,汉魏石经残石在洛阳的出土引起学界极大轰动,王国维、罗振玉、马衡等人相继对之展开研究,初步揭开了汉魏石经的真面貌。不仅让我们目睹今文经本原貌、今古文经本差异,并可由此窥探两汉经学的发展状况以及秦汉以前经本流传中的错讹。
石刻还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石头和文字、书法、刻工相结合,成为中国在人类文明史上特有的文化景观。泰山石刻中,有粗犷急就的凿石,也有精雕细刻的龟碑;有岩石小节,也有万丈摩崖;有平民题迹,也有帝王御笔。小字如蝇,大字如斗,真草隶篆,代不绝书。或托物咏志,或题景留名,或赞其拔地通天之雄,或颂其幽奥旖旎之秀,自然之美融合于石刻艺术,石刻艺术又浑然于自然之景。
石刻是一种载体特殊的文物,相对于其他文物而言,它体积大,质量重,难以移动,易于毁损,保存难度较大。秦泰山石刻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封泰山时所立,由中国小篆的创始人——秦丞相李斯篆书,石刻约有222字,记载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德。然而这块无比珍贵的国宝,历经2200多年的天灾人祸,现在仅剩下九个半字了。
(节选自2016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石刻是我国历史文物的四大主干之一,包含自远古至近代以来的多种文献资料,与陶瓷器、金属器、纸本类同为重要的文物形式。
B.石刻文物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人物事迹、典籍经文、书法铭文、禳灾治病、人文地理、诗词文集等,几乎无所不包。
C.20世纪20年代,汉魏石经残石出土,学者们相继展开研究,彻底揭开了汉魏石经的真面貌,使古书真伪之争终于有了结果。
D.石刻具有历史、文化和艺术的多重价值,对研究中国文字发展史、书法史、经学史、石刻艺术史等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泰山石刻现存碑刻500余座、摩崖题刻800余处,不仅展示了中国书法艺术形变神异、一脉相承的发展脉络,而且还珍存着一大批名碑。
B.泰山石刻无年月和书刻者姓名可考,明孙克宏、清聂剑光以及王恩礼、赖非都依据其笔法、字迹、字径、书体和风格,怀疑为北齐人所作。
C.石刻记录的史实铭之于石,公之于众,比藏之于秘府的古书典籍更可靠,因而可以作为订正古籍的有力证据和补充经史的珍贵资料。
D.石刻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也是宝贵的文物,它如同一面史册,记载着彼时彼地的历史事实,可考证古籍、辅翼经史。
上一题 下一题 0.99难度 现代文阅读 更新时间:2017-01-18 10:25:52

答案(点此获取答案解析)

同类题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不要失去一个民族的教养
季剑青
在文化的传承中,历代积累的经典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经典由于文字和时代的暌隔,往往不易为一般读者所接受。为了使经典成为一般读者文化素养的一部分,前辈学者做出了卓越的努力。
1938年,朱自清受杨振声的嘱托,开始写一部介绍中国古代文化精华的教科书。此后几年,在昆明和成都以及来往于两地的旅途中,朱自清一直没有停下这本书的写作,1942年以《经典常谈》为题终于出版,几年间仅在文光书店就印了五次。季镇淮称赞它“言之有据,深入浅出,意无不达,雅俗共赏,运用现代语言,讲述古史内容,令人读之不厌”。
同样致力于经典普及工作的还有钱穆。上世纪50年代,钱穆在香港新亚书院讲学时,即有意写一部通俗的《论语》注解,使初中以上学生人人能读。钱穆早年就著有《论语文解》、《论语要略》,对先秦诸子特别是《论语》浸淫日久,用力甚深,写这样一部书本来并不是难事。然而钱穆反复斟酌体例和文体,数易其稿,直到1963年才最后写定,题为《论语新解》。对于一部通俗著作如此用心经营,不能不让人感慨于前辈学者的严谨与认真。
这样一种严谨与认真的态度,归根结底,仍是出于对经典怀有的敬意。钱穆在《论语新解》的序言中谦逊地表示:“本书取名新解,非谓能自创新义,掩盖前儒,实亦备采众说,折衷求是,而特以时代之语言、观念加以申述而已。”换句话说,钱穆并非要在《论语新解》中贩卖一己的“心得”,而是备采前人的各家学说,加以申述,给读者以最为通达简要的知识,目的仍是让读者“直明《论语》本义”。
在后来撰著的《孔子传》中,钱穆更是明确地希望读者借助此书,继而“进读《论语》以及其他先秦古籍”,不要认为读了此书,就以为“对孔子了解尽其能事”。其实朱自清写《经典常谈》,也是同样的用意,他希望读者把这本书当做一条船,借它“航到经典的海里去”,“如果读者念了这部书,便以为已经受到了经典训练,不再想去见识经典,那就是以筌为鱼,未免辜负编撰者的本心了”。
钱穆和朱自清都认识到,经典普及工作并不能代替经典本身,它们的意义是让读者亲近经典,接触经典。经典的普及不是把经典通俗化甚至庸俗化为当下实用的知识,而是充当灯塔和航船,把读者的心灵引入到绵延不绝的文化传统中去。这就是朱自清所说的:“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怀抱着如此庄严崇高的宗旨,下笔临文时自然不会苟且轻慢。
也正因为此,他们也就不会随便迁就和迎合读者的阅读趣味,不会为了书的好卖而牺牲了经典的尊严。钱穆在写《论语新解》的时候,本来为了通俗,打算全部用白话,然而写了四分之一就后悔了,推倒重来。因为《论语》“难在义蕴,不在文字”,如果全用白话来阐释宏深的义理,一味追求浅显,就像“嚼饭哺人,滋味既失,营养亦减”,所以最终改成了浅易的文言,只是在每一章的结尾,用白话对全文做一个翻译。
自然,这一切都要求作者本人对经典要了然于心,了然于手与口。有如此的热忱,又有如此的学力,《经典常谈》和《论语新解》才成了新的经典。只是如今,有心、也有能力做这样工作的学者,已经很难见到了。
【小题1】下列说法中符合文意的两项是()(5分)
E.钱穆希望读者能借助《论语新解》,进一步阅读《论语》及其他先秦经典。
A.一般人对经典的理解有困难是因为语言文字的变化和时代的变迁。
B.钱穆在《论语新解》中既申述了前人的各家学说,又提出了自己的个人见解,目的就是让读者“直明《论语》本义”。
C.《经典常谈》与《论语新解》虽是通俗著作,但都成了新的经典。
D.钱穆认为用浅易的文言写《论语新解》,就好比拿嚼过的米饭来哺喂他人。
【小题2】下列对“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的理解,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3分)
A.经典训练不能取代经典本身。
B.这句话是对学术通俗化和庸俗化的批判。
C.经典训练是读者理解经典,感受民族文化的必由之路。
D.经典训练的宗旨是要让读者接受经典的精神滋养,使文化传统得以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小题3】(小题3)关于“经典的普及”,文章针砭的时弊有哪些?(4分)
【小题4】《经典常谈》和《论语新解》为什么能成为新的经典?请根据文意回答。(4分)

同类题2

阅读下面文章,回答下列小题。
什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特性
吴炫
最近常常思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中西方知识分子,除了一些共同特征以外,比如以自己的独立思想向社会说话、承担对社会和人类发展的责任等等,有没有因文化的差异而呈现的不同品格呢?在走向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当代文化进程中,这样的不同品格是应该被特别强调,还是应该尽量去消弭,使得全人类只有一种知识分子呢?
我首先想到的是萨伊德和哈维尔。这两个学者近年被中国知识分子热衷谈论,显然与中国学界特别倾向的一种对知识分子的独立理解有关。哈维尔先不去说他,在《知识分子论》一书中,萨伊德特别肯定班达认为的知识分子具有“反对现状的状态”,激赏米尔斯的主要论点是“大众与个人的对立”,均在表明一个观点:知识分子是敢于“对抗现实”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我赞同萨伊德的独立的知识分子是向社会发表自己的独特见解,也赞同他所认为的“专业态度”是“今天对于知识分子的特别威胁”,但在这种“独特见解”是“对抗现实”的,还是也可以以“尊重现实”为前提去“穿越现实”的问题上,我认为涉及到对东西方知识分子独立品格的文化差异性理解。这种差异不是无关紧要的,而是关系到能否形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论”的问题,也关系到中国知识分子能否以现代东方式形象去影响世界的问题。
所以,与萨伊德赞赏伏尔泰、萨特、阿多诺这些“辩护者”“冒险者”“流浪者”不同,我更愿意从苏轼、黄永玉身上提炼知识分子独立的“中国品格”。说到独立的知识分子应该有自己对世界的哲学性理解,上述东西方知识分子不同程度都具备,但我发现苏轼、黄永玉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不是直接“对抗现实”的。苏轼两次提出“御史监察机构”的建议,均不是为了颠覆现行政治体制,而是一种“修补”或“合理化”倡议,有健全、深化现实政治的作用。在文学观上,苏轼从来没有公开反对“文以载道”,但他的《琴诗》  《题西林壁》  《大江东去》却不是“文以载道”可以解释的。这样的情况,就是“尊重载道又突破现有的道”的“穿越现实”的独立品格,决然不是“对抗现实”的品格。有了这种品格,一个作家与现实的关系就会变得从容而大气,没有剑拔弩张的对抗心理。有中国式独立品格的知识分子,对世界具有一种宽和理解进而平静的心态。
这个问题放到有老顽童心态的黄永玉身上,问题就更饶有意味了。贸然一看,萨伊德恐怕不会承认黄永玉是一个自由独立的知识分子,因为他太不面对政治和现实秩序了,也没有多少自己的理论来使自己站立,不像哈耶克那样发起组成培勒林山学会去讨论国家与自由的关系。然而,他面对“专业画家”那种以“不太讲道理”的心态去画专家们感到震惊、却又很难归类的绘画,不被任何组织和行政收编的自由创作状态,也不遵守儒家“忧患社会”的创作意识,更以自己对生活用品、花鸟虫草的哲理性思考突破道家式的“恬淡人生”和“忘知美学”,给人特别的意味和震撼体验,你又不得不说他身上有一种我们还没有很好挖掘的“中国式独立”品格。黄永玉有句名言,叫“人家跳出红尘,我要往红尘里钻”  (见黄永玉《火里凤凰•画像一》),表面上看,这似乎与知识分子应批判和超越世俗生活的独立品格大相径庭,但仔细想想,黄永玉式的“独立”奥妙就在一个“钻”字——“钻”表明黄永玉是不“轻视世俗”的,甚至有些“喜欢世俗”;“钻”也表明黄永玉又是“不限于世俗”的,并且可以“钻出去”的。这种“亲和又能穿过”的“穿越精神”,正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知识分子面对世俗的一种观念差别:“对抗现实”必然会有康德式的“超越世俗”道德姿态,也必然会有边沁那样完全“功利主义”之逆反式对抗,而黄永玉的“钻”却提供了一种东方式的“不限于世俗”的“非对抗性”之独立品格。
所以我认为,尽管萨伊德、哈维尔、哈耶克等把西方知识分子的自由和独立性质阐述得多么令东方知识分子心向往之,我还是要指出其文化错位而带来的“价值有限性”。中国知识分子在独立与自由问题上如果没有中国原创性理解,就不可能弥补这种有限性。因为自晚清以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陈独秀等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是以西方的“个体权利”理论为依托进行“文化批判”的。“人人有自主之权”这一晚清以来知识界典型的启蒙话语,并未在“中国问题”视角下进行过深入追问。即独立与自由,对中国个体究竟“主”在哪里?又如何去“主”,一直是模糊不清的。是随心所欲即算自主?还是一个人必须有自己的意志或独特的对世界的理解才能自主?如果是后者,存在不存在自主的“中国方法论”问题?或自主者对世界的东方式态度问题?这些问题,是否必须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独立与自由的理性建构?而这样的建构要求,是否必然会推导出我们对萨伊德、哈维尔、哈耶克等西方思想家的独立与自由理论的审视态度与批判实践? (选自2007年10月26日《文摘读书周报》)
【小题1】下列各项表述中,不符合文意的两项是 (5分) 
A.中西方知识分子,都具有以自己的独立思想向社会说话、承担对社会和人类发展的责任等共同特征,但也因文化的差异而呈现不同品格。
B.能否理解东西方知识分子独立品格的差异性很重要,这关系到中国知识分子能否以现代东方式形象去影响世界的问题。
C.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向伏尔泰、萨特、阿多诺等这些“辩护者”“冒险者”“流浪者”学习,敢于向社会发表自己的独特见解,而不应以“尊重现实”为前提去“穿越现实”。
D.苏轼虽然从来没有公开反对“文以载道”,但他的《琴诗》《题西林壁》《大江东去》却又表明他是反对“文以载道”的。
E.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陈独秀等知识分子,一直是以西方的“个体权利”理论武装自己,对现实进行着“文化批判”的。
F.中国知识分子对萨伊德、哈维尔、哈耶克等西方思想家的独立与自由理论不应一味盲从,而应一分为二地辨证分析。
【小题2】作者说黄永玉“身上有一种我们还没有很好挖掘的‘中国式独立’品格”,对其论据理解有错误的一项是 (3分)
A.他面对“专业画家”,抱着“不太讲道理”心态,却创作让他们感到震惊和另类的画。
B.他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不加入任何组织,不属于任何行政单位,处于完全自由状态。
C.他在绘画创作时,不像其他画家那样怀有儒家所提倡的“忧患社会”的创作意识。
D.他凭借自己哲理性的思考来描绘生活用品、花鸟虫草,完全摆脱了道家思想的束缚。
【小题3】西方知识分子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特性”有什么不同?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特性”有怎样的积极意义? (4分)
【小题4】为什么对萨伊德等西方思想家的独立与自由理论要持审视、批判态度?(4分)

同类题3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学界曾普遍认为,我国古代社会停滞以至僵化始于宋代。其实,宋代是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传统社会是封闭式的固态社会,人们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以及职业具有非运动性,和前代相比,宋代呈现较为明显的社会流动倾向。社会流动是指人们的社会地位以及职业的变动,是社会自我调节的重要机制之一,是社会富有活力与否的重要标志。面对社会流动增大的现实,宋人张载在《经学理窟》中说:“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饿。”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往往世代为官,这种状况到唐代没有根本性改变。宋代“朝廷无世臣”,士庶界限趋于消解,官民之间可以转化。沈伦原是以教书为业的穷书生,后来官拜宰相,去世后,家道随之中落。宋代政治上的流动与科举改革关系极大。宋代“取士不问家世”“一切考诸试篇”,采取弥封、誊录等措施,平民子弟仕进的可能性增大。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华阳博议下》中说:“五代以还,不崇门阀。”宋代门第观念相对淡薄,人们更加看重科举和官职,这些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前士庶不通婚、不交往的旧习俗有所改变,出现了“婚姻不问阀阅”“所交不限士庶”(朱熹《增损吕氏乡约》)等新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色彩浓重。中唐前后,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营利者往往“累千金之得,以求田问舍”,政治权力向经济力量屈服,宋朝政府不得不减少对土地买卖的限制和干预,土地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土地所有权转换频率加快,以致“庄田置后频移主”(刘克庄《故宅》)。苏洵曾感叹:“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以复于贫。”商人比田主风险更大,“有朝为富商,暮为乞丐者”,达官显宦同样难免。对于经济上的社会流动,宋人概括道:“富儿更替做。”
我国古代,人们的身份被固化为四大类别—士农工商。士列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四民由四种不同身份演变为四种不同的职业。范仲淹《四民诗》便将四民一视同仁,并为商人鸣不平:“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宋代士商相混。苏辙渲染道:“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某些贱商旧规被突破,商人之子摇身一变而为士,再变而为官者大有人在;官吏也经商成风,甚至一身二任。大将张俊既是枢密使, 又是临安大酒店太平楼主,还经营海外贸易;亦商亦官者,如茶商马季良官至兵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等。
社会流动规模过大,势必造成社会动荡。宋代的社会流动尚属适度,这是宋代既富有活力、又不曾发生全国规模的民众反抗事件的重要原因。当然,宋代的社会流动是有限的, 贫者贱者上升的概率不大,远远不足以填平贫富贵贱分化、阶级阶层分野的鸿沟。
(摘编自张帮炜《从社会流动看宋代社会的自我调节与活力》)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从张载所说的“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饿”来看,宋朝社会流动增大,社会富有活力。
B.宋代彻底改变了门阀士族世代为官的现象,人们更加重视科举而不很看重门第,士庶可以通婚,有了交往。
C.我国古代,士列四民之首,商人居四民之末;宋代商人地位有了提高,完全改变了士尊商卑的传统观念。
D.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宋代士商混淆,商人可以为官,官员也可以经商,有识之士对此提出尖锐批评。
【小题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从政治、经济、职业三方面论证了宋代社会流动的情况,与学界对宋代社会的认识有明显不同。
B.文章以原是穷书生的沈伦官拜宰相,去世后家道中落为例,论证了宋代官民身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C.文章较多引用了典型的、有价值的相关资料,增添了文章的学术色彩,增强了文章的论证力量。
D.文章第四段列举苏辙、张俊、马季良等事例证明了宋代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士商相混的社会现实。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宋代科举“取士不问家世”“一切考诸试篇”,增大了平民子弟仕进的机会,促进了政治方面的社会流动。
B.由于宋朝政府采取了宽松的土地政策,土地作为商品得以进入流通领域,从而带动了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
C.贫富贵贱处于变动之中,士庶界限趋于消解,宋代社会各阶层的相互流动对社会进步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D.宋代的社会流动尽管不能填平贵贱、阶级的鸿沟,但体现了观念上的一些变化,增强了社会的生机和活力。

同类题4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文质”论
陶东风
“文”、“质”作为对举的观念范畴,源自《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本是就其理想人格“君子”发论,后世论者一般认为早在先秦时期,孔子便已注意到了文章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孔子所说的“文”,指的是外观形式的文采。孔子所说的“质”,有人认为指内在实质,即内容;有人认为仍然是指形式表现的质朴无文;也有人认为这两者其实是相通的,表现形式的质朴无文,是由内容的质朴所决定的。“彬彬”,或谓“文质相半之貌”,或谓“文质备也”,或谓“美盛”之义,文质彬彬,即文质并茂。尽管后人释有歧义,但孔子提倡“文质彬彬”,就是强调文质统一,则无疑义。“文”与“质”的关系,既有统一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就统一性而论,必有其“质”,方有其“文”,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矛盾性而言,“文”可以反作用于“质”,而对“质”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这就构成了传统文论中的“文质”统一论。先秦诸子百家中也有把“文”与“质”的对立加以绝对化的说法,如道家、墨家和法家的理论实质有所不同,但都表现为重质轻文,甚至持“文灭质”之论。
“文”被看作人为外加的甚至是扭曲本然的虚假饰物,他们要求去文就质。这一极端化的“文质”说,影响远不及儒家传统文论的“文质”统一说。汉代的扬雄继承和发挥了孔子文质兼备的思想,认为只有“华”、“实”相副,才能体现君子风范,文质彬彬,合乎礼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重文轻质的倾向,特别是六朝的文学创作,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六朝人把“文质”概念引入文学领域,文与质基本上是指文学作品的形式与内容,且强调它们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刘勰还把“文质”的辩证统一关系看作是推动文学创作发展的内在基本因素,因而从理论上努力概括“质文化变”的历史潮流和审美规律,以期文艺创作及其理论批评的健康发展。魏晋南北朝的文质观念突出了“文”的文学性和审美价值,使中国古代文学自觉的时代终于到来。
唐人魏征在《隋书·文学论传》中指出文质二者的特点以及在文学中的不同表现:“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若能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他所称“文质”,总括了南北二地文学风格和风尚爱好的不同,强调取长补短,以达“文质彬彬”的完美境界。这是传统文论中“文质”内涵的扩展。
宋明道学家多重质轻文,主张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未必有德,道胜而文不难自至。
清代的“文质”观念,多在前人的基础上沿袭和发展。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五云:“文以质立,质资文宣。”“质”是本,是体;“文”是象,是用。“质近内而文近外,质可生文而文不能生质”。但是“文”也不是“质”的简单形式,更不是可有可无的,“质资文宣”,就是“质”待“文”现的意思。这是对前人文质观念的沿袭。由于“文”与“质”作为文艺创作的两大要素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文质”有时又可指风格和风尚,其中包括时代风尚、地方风尚、文体特征和个人风格等,这则是对前人文质观念的丰富和发展。清代古文复兴,古文家大都突出“质”的重要。如桐城派主将方苞在《杨千木文稿序》中指出:“文者,生于心而称,其质之大小厚薄以出者也。”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言公》中甚至认为:“文可以明道,亦可以叛道,非关文之工与不工也。”
总之,中国古代“文质”理论的深化及其所体现的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发展的艺术辩证法,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文学理论意义。
(《文学理论基本问题》有删节)
【小题1】从原文看,下列对“文”“质”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文”“质”作为对举的观念范畴,源自孔子对理想人格“君子”的发论。
B.孔子所说的“文”是指外观形式的文采,对于孔子所说的“质”,后世之人的看法却不相同,但都表现为重质轻文。
C.孔子提倡的“文质彬彬”,也就是“文质”统一说,自汉至清这种观点影响更为深远。
D.“文”与“质”的关系,既有统一的一面,也有对立的一面,这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发展中的艺术辩证法,具有重大的意义。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3分)
A.后世论者早就认为在先秦时期,孔子便已注意到了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
B.魏晋南北朝的文质观念突出了“文”的文学性和审美性,迎来了中国古代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
C.道家、墨家和法家的理论实质相同,都表现为重质轻文,甚至持“文灭质”之论。
D.“文质”有时又可指风格和风尚,这是传统文论中“文质”内涵的扩展。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儒家文质论受孔子影响,强调文质统一,文与质相互依存,相互影响。
B.中国古代“文质”理论,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文学理论意义。“文采派”与“本色派”仍将长存于文坛。
C.清代古文复兴,古文家大都突出“质”的重要性,其中代表人物有方苞、章学诚等。
D.刘勰看重”文质”的辩证统一关系,他在理论上的成就,带来了文艺创作及理论批评的健康发展。

同类题5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重阳节是“吉日”,由历朝历代沿袭至今,遂成“敬老节”。殊不知,汉代之前,先民一直视农历九月九日为“恶日”,佩戴茱萸、喝菊花酒、郊外登高等都是为了消解灾祸。
重阳的源头,可追溯到先秦之前。《吕氏春秋》卷九“季秋纪”曰:“是日也,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可见当时已有在秋九月农作物丰收之时祭飨天帝、祭祖,以谢天帝、祖先恩德的活动。重阳之名源于古人对数字阴阳属性的神秘解释,奇数为阳、偶数为阴,九为阳数之极,九月初九为两阳重合,意味阳气已达极盛,凡事盛极而衰,是不祥的征兆。为避开所谓“恶日”,古人除了开展盛大的祭祀活动,就是通过佩戴消灾除邪中草药或登高野宴等方式消灾避邪。
为“重阳”正名并使其成为“吉日”的第一人是三国时的魏文帝曹丕。曹丕《九日与钟繇书》对“九”这个数字作了全新的注释:“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他以“九九”寓意“久久”,将农历九月九日主要内容由“避祸,消灾”改为“祈寿、祈福”。到了唐朝,可能是唐太宗李世民钦定重阳为正式节日。《旧唐书》卷二“本纪第二”载:“九月丙午,诏曰:‘尚齿重旧,先王以之垂范。’”也就是说,九月丙午,唐太宗李世民发布诏令,尊崇老年人,看重旧臣,先代的圣王以此为后人留下了榜样。而武则天选在公元690年的重阳节这天废睿宗李旦、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 ,以67岁的高龄君临天下,看重的恐怕就是重九的“久久”寓意。自从重阳节成为“吉日”,文人墨客不断用诗文歌赋为其注入文化元素的同时,老百姓则流传下来的重阳节俗发扬光大。
于是,作为重阳节最重要的节俗之物——“辟邪翁”茱萸和“延寿客”菊花迎来新辉煌。茱萸是一种常绿带香植物,具备杀虫消毒、逐寒祛风的功能,是著名的中药。晋周处《风土记》谓:“茱萸九月初九日,气烈成熟,折茱萸插在头上,可以辟恶气、御初寒。故而,人们不仅把茱萸插在头上,还佩茱萸于臂、悬茱萸于屋,并将茱萸栽于居所、水井等周围。到了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北宋,重阳“延寿客”菊花的风头很快盖过茱萸。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用300字篇幅介绍当时开封重阳节盛况首先说:九月重阳,京城人观赏的菊花有数种:其中黄白色的花蕊像莲房似的叫“万龄菊”,粉红色花蕊的叫“桃花菊”,白色花瓣而浅红色花心的叫“木香菊”,黄色花瓣而花朵呈圆形的叫“金铃菊”,纯白色而花朵很大的叫“喜容菊”。酒店皆“以菊花缚成洞户”,“都人多出郊外登高”。而南宋的重阳节已发展成大喜节日。南宋文学家周密史料笔记《武林旧事》卷三“重九”曰:“禁中例于八日作重九排当,于庆瑞殿分列万菊,灿然眩眼,且点菊灯,略如元夕……都人是月饮新酒,泛萸(以茱萸浮于酒面饮之),簪菊。且各以菊糕为馈,以糖肉秫面(黏米做的面粉)。杂糅为之,上缕肉丝鸭饼,缀以榴颗,标以彩旗。”至于人们缘何重阳节赏菊、咏菊、采菊、饮菊花茶、喝菊花酒,除了取其谐音近似“九”,菊花也的道家仙方中的“不死草”和一剂中药。
(摘编自赵柒斤《重阳涵义的演变》)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重阳的源头,可追溯至先秦之前。农历九月农作物丰收时,人们尽享天地,祭祖,佩戴某些植物或登高野宴等,以消灾避邪。
B.汉代以前,人们是重阳日为“恶日”,种种习俗均为消解灾祸,源于古人认为九九数字为两阳重合,盛极则衰。
C.魏文帝曹丕以“九九”寓意“久久”,将此日风俗内容改为祈寿、祈福,成为给“重阳”正名并使其成为吉日的第一人。
D.九月丙午,唐太宗李世民发布诏令,认为尊崇老年人,看重旧臣方面,先代圣王是后人的榜样。他确定重阳为正式节日。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重阳节成为“吉日”后,“辟邪翁”茱萸和“延寿客”菊花迎来了新辉煌,北宋时人们对菊花的喜爱很快就超过了茱萸。
B.《东京梦华录》介绍了开封重阳节盛况,酒店皆“以菊花缚成洞户”,“都人多出郊外登高”,可见重阳节已变为大喜节日。
C.《武林旧事》卷三“重九”记述了皇宫里重阳节盛况:按惯例八日准备,习俗有点菊灯,饮新酒,头插菊花等。
D.曹丕、唐太宗、武则天的倡导,文人墨客诗词歌赋文化元素的注入,百姓的节俗传承,使农历九月九日变为“吉日”重阳节。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依《吕氏春秋·季秋纪》记载,人们一般把祭飨天帝、祭祖,以谢天帝、祖先恩德的活动安排在农作物丰收之时的农历九月九日进行。
B.唐太宗诏令中“尚齿重旧,先王以之垂范”的提法,为重阳节纳入尊老、重老的新内容,使其含义更丰富。
C.菊花作为重阳节最重要的节俗之物之一,到北宋更受欢迎,因为它有消灾辟邪、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的功效。
D.重阳节经历由“恶日”到“吉日”再到“老年节”的变化过程,显现出我们民族对生存、健康、幸福、长寿的美好愿望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