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人类社会充满希望。同时，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应对挑战、迈向美好未来。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努力推动大国间的文明对话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

世界各大国均拥有丰富多彩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兼收并蓄，融合了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在历史进程中不断与其他各种文明碰撞、交流、融会，为推动世界文明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欧洲文明同样极富历史文化底蕴，无论是希腊的雕塑、罗马的万神庙、拜占庭的镶嵌画，还是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哥白尼的日心说、伽利略的望远镜，莫不是欧洲文明的奇丽瑰宝。

中国与欧洲各国文明对话源远流长，其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不同文明之间能够实现互容互鉴互通。自 2014 年启动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以来，中法两国在教育、科技、文化、艺术、社会等领域的交流发展迅速，而以此为依托的双边政府交流、民间交往、经贸往来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近年来，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陆续建立了高级别财金对话、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等机制，为各领域合作持续推进提供了动力和保障。中俄两国民众相知相亲的历史举世公认，已经成为了两国关系发展的不竭动力，两国文化在彼此国家的影响力、亲和力和感召力不断提升，已经成为了当今大国之间文明对话的典范。

源于欧洲文明的美国文明，与美洲文明结合，发展成为一种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其文明的迅猛发展，很大程度上基于多元文化的价值观。然而 4 月 29 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主任基伦·斯金纳就中美关系发表谈话，将中美关系界定为“文明较量”，宣称美国正在制定基于“文明冲突”的对华关系框架，从而将中美关系渲染至所谓“文明冲突”的层面。在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的 21 世纪，这种“文明冲突论”完全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人类文明的悲哀。

文明的生存和进步离不开交流互鉴，文明只有在交流互鉴中才能不断前行。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一个充满自信的文明，其前提是要拥有对其他文明包容欣赏、乐于交流的心态。只有交流互鉴，尊重、包容姹紫嫣红的不同文明，自己的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

2019 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中美交往40年来的教训和启示说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唯有合作才是正确选择。在中美利益已经高度融合的今天，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新时代，中美双方更应该承担大国应承担的特殊责任，摒弃冷战思维，谋求合作共赢。

（选自潘震《大国文明对话的时代意义》，有删改）

《随园诗话》：“画家有读画之说，余谓画无可读者，读其诗也。”画如何可读?所以读画云者，应该是读诵画中之诗。

诗与画是两个类型。但是类型的混淆，古已有之。我们中国也特别称道王摩诘的“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究竟诗与画是各有领域的。我们读一首诗，可以欣赏其中的景物的描写，所谓“历历如绘”。如诗之极致究竟别有所在，其着重点在于人的概念与情感。所谓诗意、诗趣、诗境，虽然多少有些抽象，究竟是以语言文字来表达最为适宜。我们看一幅画，可以欣赏其中所蕴藏的诗的情趣，但是并非所有的画都有诗的情趣，而且画的主要的功用是在描绘一个意象。我们说读画，实在是在画里寻诗。

中国画里的诗意较多一点。画山水不是《春山烟雨》，就是《春浦帆归》，只看画题，就会觉得诗意盎然。尤其是文人画家，在山水画中寄托了隐逸超俗的思想，山水画的境界成了中国画家人格之最完美的反映。有些画家还怕诗意不够明显，在画面上更题上诗词字句。在画上题诗，至少说明了一点，画里面的诗意有用文字表达的必要。一幅酣畅的泼墨画，画着有两棵大白菜，墨色浓淡之间充分表示了画家笔下控制水墨的技巧，但是画面的一角题了：“不可无此味，不可有此色”，这张画的意味不同了，由纯粹的画变成了一幅具有道德价值的概念的插图。画的本身应该能够表现画家所要表现的东西，不需另假文字为之说明，题画的办法有时使画不复成为纯粹的画。

我想画的最高境界不是可以读得懂的，一说到读便牵涉到文章词句，便要透过思想的程序，而画的美妙处在于透过视觉而直诉诸人的心灵。画给人的一种心灵上的享受，不可言说，说便不着。

（选自梁实秋《读画》，有删节）

各个民族都有深刻的英雄情结，这一情结贯穿于毎个民族衍化发展的不同历史过程当中，成为投射各个民族精神向度的辉煌灯塔。

近年来，一股矮化英雄、丑化英雄的思潮开始涌动，借着还原历史、回归现场的名义，对已在民族文化价值谱系中形成稳定内涵、在群众中间具有深远影响的英雄形象，进行毫无道德边界的解构。这种解构是对历史的不同形态、不同方式的误读与肢解。目前，这种“误读”与“肢解”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是“审美斜视”，对真实涌现或经艺术塑造的英雄形象拒绝认同，强行以所谓的“生活逻辑”与“国民性反思”来质疑其真实性。如有人认为刘胡兰年龄那么小，何以能经受住死亡的考验？且不说这样的质疑有无对英雄的基本敬畏，单就是这样的解读视角就让人匪夷所思。革命战争年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也是英雄急速成长的时代，怎能以我们现在的心理特征与行为特征来强行规约刘胡兰？何况，刘胡兰之所以是英雄，就在于体现出同龄人所难以达到的心理承受能力和精神成长高度，只有这样的人物才能从历史的幅面上凸显出来，成为凸显本民族最“新鲜的激情和行动”的“这一个”。

其二是“偏向还原”，即在一种理性强推的逻辑下，以历史肌理的内在丰富性为借口，片面认为历史结果的形成是多元路径交汇的产物，是无数历史线索偶然碰撞所致，从而达到颠覆英雄、污化英雄的目的。如这两年网络媒体上对“狼牙山五壮士”的质疑就是典型。这样的质疑至少在认识历史真实性上有三个误区。首先，缺乏看待历史事件的整体视野。尽管构成历史事件的活动是多元的，但这些活动中必然有一种核心力量，正是这种核心力量的存在，才使得历史事件以这样而不是以其他的方式展现出来。反映在狼牙山五壮士这个历史事件上，这种核心力量就是抵御外侮的民族血性。其次，缺乏审视英雄形象的辩证态度。英雄并不是脱离人间烟火的固化标签，只要他在历史行进的关键之处，做出了常人所不能想象、也难以做出的行为，就能成为一个时期民族精神的标杆。如果置历史事件的根本结果不论，单在一些细节上大加苛责，狭隘地认为英雄的一切必须绝对完美，必然会陷入另一种意义上的教条主义。再次，缺乏评价历史事件的客观立场。从各种历史材料来看，狼牙山五壮士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五个战士的身份、弹尽粮绝的事实，及最后跳崖而亡的壮举，都经得起文献的佐证和历史的考量。如果置基本的历史事实于不顾，单纯放大一些根本无法撼动历史事件基本结果的偶然性元素，显然不是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而是一种只见斜枝不见主干、只见泡沫不见河流的认识倒置与精神偏狭。

其三是“肆意解构”，即以主观臆断的方式，在历史题材文学创作中对已有的英雄形象与革命叙事进行肆意解构，消解英雄身上的庄严色彩，横加填塞世俗化的叙事元素，致使英雄完全沦为浑噩之徒。现代京剧《沙家浜》中的阿庆嫂本是党的地下交通员，又是春来茶馆的女老板，为保护新四军伤病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与伪军巧妙周旋，体现出极高的生存胆略和艺术魅力。而同名小说《沙家浜》则把阿庆嫂设定为一个与伪军司令胡传魁、新四军指战员郭建光两边都有私情的江湖人。于是，春来茶馆变成了藏娇褛，胡传魁与郭建光变成了采芳客。这样毫无道德底线的解构，凭借的是取消历史阶段性特征、荡涤英雄主义精神的泛人性主义的逻辑，体现岀对历史和英雄个体的极端无知与轻慢。

上述矮化英雄的“思潮”，其悖谬之处根本上就在于对“文本历史性”与“历史文本性”的机械理解。“文本历史性”是指文本都是在特定的历史空间中生产、建构的，但必须明确指出的是，文本只有镶嵌在特定的历史橱窗中才得以可靠地诠释。而“历史文本性”是指历史还具有叙事的一面，但历史的这种叙事特征，绝非无根由、无逻辑、无整体意识的纯主观叙事，对历史事件、历史动力、历史结果的客观再现是历史叙事的基本前提。

（摘编自惠雁冰《英雄经典——民族精神的文化史诗》）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韩非子》），这种强调法度顺应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思想作为文化自新的一种体现，在汉代法律思想嬗变及传统社会法律思想确立的过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汉初，统治者在法律思想上明确提出了“以道统法”之说，表明黄老学说也肯定法律在治国中能发挥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强调在制定和实施法律时，要遵循“道”的原则和精神。汉初黄老思想家对法家理论采取了较为理性的态度，既批判严刑苛法对社会关系的破坏作用，又认识到立法制刑、悬赏设罚具有分别是非、明辨好恶、审察奸邪、消弭祸乱的积极意义。而道的核心观念之一就是“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所以汉初又提出“法随时变”的观点，这也与法家“法与时转则治”的理论相契合。受黄老思想影响，汉初往往“木诎于文辞”者被重用，“吏之言文深刻，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口辩”“文深”甚至成为晋职的障碍。黄老政治对汉初经济的恢复居功至伟，但无为而治繁荣了经济的同时，也造成社会矛盾的不断酝酿、积聚。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采取积极有为的态度应对各种社会问题，在政治、军事等方面都进行了顺应时代的变革和创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黄老之学显然已经不再适应社会的变化，儒家思想进而渐兴。当然，儒家思想也需要有一个调整自身、适应社会变化的过程，因此只能暂且权以“缘饰吏事”，新秩序暂告缺失使得法家思想所受束缚骤然减少，在由道法转为儒法的过渡期内重被释放。武帝开始“独任执法之吏以治民”，强调遵守法律，维护法制的权威。凭借制度化得以保留下来的文吏（秦汉时期深受法家理念影响的官吏）群体最先对“拯救时弊”“顺应世变”作出回应。他们源自法家的底色重又显现出来，“重厚长者”不得不让位于能吏。此期儒法两家还未能相互吸收整合完毕，到宣帝宣扬“汉家历来以霸王道杂之”已经充分表现了儒法由外在彼此独立向内在一体发展的趋势。

随着儒法思想由外在对立到内部融合，“儒法合流”不断深化，“修经明学”务在“轨德立化”的儒生和起于“刀笔筐箧”长于“优事理乱”的文法之吏自然也处于不断的融合之中。随着儒学的复兴，王朝政府向儒生敞开了大门，越来越多的儒生充任各级政府官员，官员的技能和成分开始发生显著变化。随着儒学渐兴，政府中也存在文法之吏改学儒术的现象，文吏之所以转学儒术，既有外部政治、文化环境的压力，也有内在精神价值的追求。从外部环境来看，随着经术传播的范围越来越广，公卿大夫们明显彬彬儒雅起来，社会风尚也悄然转向，文法之吏如果不甘愿被排斥于以儒学为主干的文化氛围之外，便必须选择认同儒术。以文法律令为文化背景的吏员，在他们已经适应了当时的政治生活，有的甚至已居高位的时候，依然花费精力补充修习新贵之学，自然是因为儒学之风大盛，以儒术为名目的选举及其所开辟的仕进之途更为光明和诱人。

总体来看，汉代法家政治的实施始终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在汉初表现为黄老政治包裹着法家思想，而后则嬗变为“霸王道杂之”的儒法合流。法家思想虽为后世所沿用却再也没有取得主导性的地位，讲求为政以德、执两用中等的儒家思想与系统性和实践性强的法家思想与制度的结合，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内核和价值诉求。

（摘编自李巍涛《“法与时转则治”：汉代法律思想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