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楚国的青铜冶炼工艺后来居上,独领风骚。利用和发展青铜冶铸技术,楚人在春秋晚期就已开始冶炼并使用铁器。据考古资料,现已出土的东周铁器,大部分都是楚国的,楚人已经初步掌握了块炼渗碳钢和铸铁柔化等工艺。

历秦入汉,冶铁业得到了迅猛发展。当年楚国著名的冶铁基地宛(汉为南阳郡,即今河南南阳),成为西汉最大的铁器冶炼和生产基地之一。1959年至1960年,在南阳汉代冶炼遗址的三千平方米发掘区内,发现了熔铁炉七座、炒钢炉数座。考察表明,这一遗址既铸造铁器,又用生铁炒钢并锻制器具,使用时期由两汉延续到东汉晚期。故楚之地彭城(今江苏徐州),也是西汉铁官监守的铁器产地。楚国传统的冶铁技术,乃随着西汉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朝廷的重视而得以普及和提高。学者根据出土的楚国铁器和南阳汉代冶铁遗址的考察,对楚、汉冶铁情况作了探讨。

先秦的冶铁炼炉,尚未在楚地发现。可是,著名的湖北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已发现了多座春秋战国时代的冶铜炼炉。这些炼炉都是竖炉。学者经研究和模拟试验后认为,这些炼炉的设计合理,性能较为优越,体现了当时冶炼的先进技术。现今发现的西汉冶铁炼炉,也都是与楚国冶铜炼炉相似的竖炉,只是建筑得更为高大,改造得热效率和料容量更大。“我国古代炼铁高炉是从炼铜高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铜绿山的春秋炼炉不仅代表了当时我国最高的炼铜技术,而且为战国以至秦汉炼铁技术的提高创立了良好的基础”。

楚国的铸铁柔化技术,可以将生铁处理成黑心和白心两种韧性铸铁,如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出土有韧性铸铁制成的六角形锄,长沙左家塘楚墓出土有黑心韧性铸铁制成的凹口锄,但毕竟处于起步阶段,也未能得以推广,故现今出土的楚国韧性铸铁的数量甚少。自西汉中期,冶铁业实行官营,朝廷为了提高铁制农具的使用寿命,着力推广和发展这种可以增加铁器的强度和韧性的技术,于是,铸铁柔化技术不仅发展到成熟阶段,而且普及为常规的工艺方法。

战国中期以后,楚国已能生产白口和灰口混合的麻口铁制品。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出土的战国中晚期铁锤,就是这类强度较高而耐磨性较强的制品。西汉前期,楚人掌握的这种冶铁技术,又发展成为能够生产低硅低碳的灰口铸铁工艺。在此基础上,汉人进而还发明了生产类似今日的球墨铸铁的工艺。

以低温还原的“块炼法”炼出熟铁,又进而对其反复加热和锻打以“百炼成钢”的技术,楚人在春秋晚期就已掌握了。江苏六台的春秋晚期楚墓出土有熟铁条,长沙杨家山春秋晚期楚墓出土有用熟铁锻打成的钢剑。这项技术,在汉代乃至后世,一直作为简便易行的传统而承袭下来并不断予以完善。

冶铁业规模巨大,冶铁作坊遍布全国,中国古代的炼铁炼钢技术在汉代大体完备和基本成熟,钢铁制品广泛应用到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汉代文化的突出成就。这一成就的取得,乃与楚人在冶铁技术上的贡献分不开。

谈审美移情

所谓移情，通俗地说，就是指人面对天地万物时，把自己的情感移置到外在的天地万物身上去，似乎觉得它们也有同样的情感。当自己心花怒放时，似乎天地万物都在欢笑；苦闷悲哀时，似乎春花秋月也在悲愁。当然，天地万物不会欢笑，春花秋月也不会悲愁，是人把自己的悲欢移置到了它们身上。描绘此种移情现象的第一人是庄子。《庄子·秋水》篇中，庄子看见鱼儿“出游从容”，于是把自己在出游中体验到的快乐之情移置到鱼身上，觉得鱼在出游时也是快乐的。庄子所述，是典型的审美移情现象。

然而，对移情现象作出真正的理论概括是晚近的事。最早把移情作为一种美学观念提出来的是德国学者费舍尔父子。他们认为，我们对周围世界的审美观照，是情感的自发的外射作用。也就是说，审美观照不是主体面对客体时的感受活动，而是外射活动，即把自己的感情投射到我们的眼睛所感知的人物和事物中去。在费舍尔父子那里，移情观念已大体上确定了，但通过形而上的论证把移情说提高到科学形态的则是德国美学家立普斯。因为移情说的影响巨大，以至于有人把立普斯誉为美学界的达尔文。

审美移情作为一种审美体验，其本质是一种对象化的自我享受。这就是说，审美体验作为一种审美享受，所欣赏并为之感到愉快的不是客观的对象，而是自我的情感。在审美享受的瞬间，是人把自我的情感移入到一个与自我不同的对象（自然、社会、艺术中的事物）中去，并且在对象中玩味自我本身。

审美移情的基本特征是主客消融、物我两忘、物我同一、物我互赠。移情和感受不同。在感受活动中，主体面对客体，主客体是分离的，界限是清楚的。但在移情活动中，主体移入客体，客体也似乎移入主体，主客体融合为一，已不存在界限。对主体而言，他完全地沉没到对象中去，在对象中流连忘返，进入忘我境界；对客体而言，它与生命颤动的主体融合为一，实现了无情事物的有情化，无生命事物的生命化。也就是说，在移情之际，不但物我两忘、物我同一，而且物我互赠、物我回还。清代大画家石涛在描述自己创作的心理状态时所说的“山川脱胎于予，予脱胎于山川”“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就是审美移情中的物我互赠、物我回还的情境。

审美移情发生的原因是同情感与类似联想。谷鲁斯等人认为引起移情的原因是人的生理活动，移情源自于人的“内模仿”。但立普斯的观点更可信。他认为，审美移情起源于人的类似联想。人都有一种自然倾向或愿望，要把类似的东西放在同一个观点下去理解，所以总是按照切身经验的类比，去看待身外发生的事件。这就是说，审美的人都是有同情心，以自己体验到的某类情感，去类比、理解周围看起来是同类的事物。这种同情，不但及于他人，也及于其他生物及无生物。

审美移情的功能是人的情感的自由解放。尽管移情不一定伴随美感，但美感则必定伴随移情。因为审美移情能给人以充分的自由。人的不自由常常来自人自身。自身是有限的，它是自由的牢笼。可是在审美移情的瞬间，自身的牢笼被打破了，“自我”可以与天地万物相往来，获得了自由伸张的机会。“自我”与天地万物的界限消失了，人的情感也就从有限扩大到了无限。

（节选自童庆炳《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有删改）

如果说，时代之新与诗歌之新的碰撞结合，凸显出一种极富生长力的观念和不可或缺的价值；那么，在文本内部的诸多层面，这种碰撞结合同样显示出丰富的可能性乃至必要性。

首先，它意味着诗歌写作的“经验之新”。我们今天面对着无比新鲜而丰盛的生活经验，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些经验中有非常大的一部分，其实还并没有被我们的诗歌写作充分捕捉。当一样事物，始终没有在诗的意义上被“赋名”、没有在诗歌的意象谱系中获取合法席位，那么它就还没有真正进入我们时代的审美记忆。我们曾熟稔于歌颂麦子，但如何去写沙县小吃和麦当劳？当一种经验不曾以诗歌的形式得到提纯、并赋予全新的震惊，那么这种经验，恐怕就还难以称为充分地同我们的精神世界融为一体。因此，新时代的诗歌需要克服僵硬的观念和美学的惰性，不断寻找书写表现的新的对象、观看和介入世界的新的方式、消化当下经验的新的美学器官。美国诗人路易斯•辛普森说，“美国诗歌需要一个强大的胃可以消化橡皮、煤、铀和月亮。”对中国当下诗歌来说，这样的胃同样重要。

其次，在“经验之新”以外，我们也在期待着新时代诗歌的“视野之新”。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已习惯了某种个体色彩浓郁、关注日常生活的诗歌写作语境。这样的语境本身并没有问题，它为我们培育出了大量优秀的文本和正面的价值；但随着诗歌写作的不断发展，由此而生的某些副作用同样值得我们反思：例如对琐屑经验的过度纠缠、情感模式的同质化总体性视野的缺失、价值内核的空心化等等。诚然，当代社会带有总体想象破碎、经验碎片化、个体意识高度觉醒等特征，但这并不必然地构成诗歌自我关闭、视野萎缩的理由。我们期待着更开阔更深邃的诗歌视野和精神格局。

此外，诗歌作为一门技艺，同样有着对“表达之新”的要求。新诗百年，诗歌的修辞技术持续进步、理论资源愈发丰富、诗歌理念不断更选，至于今日，应当有继续乃至加速的发展。今天，中国经济发展威續显著、国民精神生活需求不断提升，诗歌的创作及传播在政策扶持、读者基础、社会认同等多个层面都处在积极环境之中，我们可以期待诗歌抵达新的技术高度、提供新的有效表达，进而提供对时代的全新想象方式、对身处新时代之中的自我的新的体认途径。与此相关，我们也会对此种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年轻诗人抱有期待，也即“写作者之新”：他们接受过更系统的诗歌教育，对写作和生活拥有更当下性的观念，对我们所身处的全新时代有着更本能的认知和更深切的认同。真正伟大的诗人，注定要与自己的时代发生千丝万缕、复杂深刻的关联；而真正伟大的时代，也总是值得在诗歌之中，建立起自身更长久的形象。

（摘编自李壮《时代之新与诗歌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