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伪善”

陈家琪

①知道恶而为恶，或故意为恶，这并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伪善”。真正的“伪善”，就是把出于自己主观意图的行为理解为对恶的铲除或消灭，认为只要出于主观意图，即动机上善的意图的行为，就一定是善的。所以重要的只是动机上的善。

②我们选两个古今中西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的言论来分析一下：

③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⑤你要这样行动，就像你行动的准则应当通过你的意志成为一条普遍的自然法则一样。

⑥主观意志可以成为行为的客观性法则。

⑦前面是孔子的，后面是康德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一个“己”字，都只在强调人的主观意愿的纯正，使一切行为本身从一开始就“出于义务”，而不是“合于义务”。“做买卖童叟无欺”，要“出于义务”，而不能仅仅理解为“合于义务”。其实，对人性、对人的精神世界的理解，让我们确信要求“合于义务”要远好于对“出于义务”的要求。或者说，赚钱是对的，但要有制度和规则，使那些在行为上总是“合于规则”的人总能赚到钱，越“合规则”就越发财，而违反规则就一定让你人财两空。客观化的规则越强硬，越普遍，就越好。当然，规则总是人“出于义务”而制定的，一旦制定出来，就不管你的行为出于什么动机了，只管行为本身是否“合于规则”。做买卖你“童叟无欺”是不是出于义务，没有人管你；但时间长了，因为越合于规则就越能赚钱，“合于义务”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出于义务”。这就说明重要的是行为本身要合于规则，而这套规则又出于义务，慢慢就变成了对每个人而言的“出于义务”的习惯。

⑧ “伪善”就是只强调从行为动机上要求人，然后相信只要动机上纯正了，行为本身也就一定是善的。最纯正的行为动机就一定是不妥协地与一切“不出于义务”的行为做斗争。

⑨黑格尔由此概括出“伪善”的四个形式化规定：

⑩第一，意图上的善决定一切，于是所有行为——批斗老师，烧书，砸烂旧世界，就都是对的，这叫从动机上把自己的恶解释为善。

⑪第二，用外在的原因解释别人的动机，于是既可以把别人的善行解释成恶行，也可以把对方的恶行解释为善行；出身、历史、经历、看了什么书、听了谁的话等等都可以成为解释的理由。

⑫第三，盖然论。到底什么样的动机是善、是恶，是出于义务，最后只有靠权威的认定；于是有多少权威，也就有了多少必须“出于义务”的行为动机；权威也就是统治者的意志，大家无形中养成了“听话”的思维习惯和生活作风，直接知觉与偶然想象代替了概念与逻辑上的论述。

⑬第四，善与恶的界限终于消失了，人们各自选择自己的行为，然后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无数的人由“坏人”变成好人，又有无数身居高位的“好人”变成了坏人，如此反复，终于使善恶不再有任何客观的标准，剩下的只有自己的利益与选择。大家也就只习惯于从道德上（也就是从动机上）对诸如三聚氰胺、毒疫苗之类的事进行谴责，而这些谴责既无效也无力，因为你只会把问题归结为道德、动机、良知、信念等主观因素，而所有应做什么、不做什么的善恶之别，只能等待着权力意志的任性解释。

⑭现代世界从一个崇尚圣人、君子、英雄、德行、高尚、充满诗意的世界变成了一个法律与伦理世界客观化，人们只知做一个守法公民，过平庸、琐碎、乏味生活的时代。在这变化中，沉湎于或自恋于个人内在的道德情感是一回事，如何让这种道德情感通过法规而具有了特殊性的规定性，从而寻找到生活的另一种安宁与闲暇，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我们这代人，五十年前，“文革”开始时，从内心到外在过的都是一种英雄、道德、崇高、让信念充满诗意的生活，对于发生在身边的种种灾难，包括那么多人的死亡与对文物古迹的极其彻底的、可怕的破坏一无所感或毫不在意。五十年后的年轻人呢？他们可知道五十年前所发生过的一切？他们可从理论上对道德与政治、法治与权利的关系做过思索？作为一个在高校中已经工作了超过三十五年的老教授，听到对社会礼崩乐坏、人心不古、天良丧尽之类的道德谴责时，怎能不忧心忡忡，并在直接知觉与偶然想象中不断遭遇着“伪善”的磨难？

直接导致经学在二十世纪衰落的原因，应该是1912年以后经学这门学科的消亡。学科的消亡使经学失去了其应有的载体，被分割为文史哲三个学科，成为所谓“人文学科”的一部分。尽管我们可以从历史、文学、哲学角度研究经学，但和以西医的方式研究中医一样，主要是一种外在的研究，经学的自主性丧失了。

晚清的摧枯拉朽式失败带来一种客观效应，似乎中国传统的经学不足以济时之难。这是后来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否定经学乃至文化传统的理由。晚清道咸以后，清朝的社会政治系统已经开始发生崩解，以皇权及八旗、绿营兵为主体的政治架构已经不足以因应困局。虽然由以曾国藩为首的一批理学士大夫组成的湘淮军系统暂时稳住了局面，所谓“同光中兴”，但在内对付太平军、捻军等似乎尚可，在外应对西洋文明却远远不够。

因此，经学研究必须要发生新变，这种新变不只是作为常道的经学的自我要求，同时也还是在为清代以来的历史补课。近代以来，不少学者已经开始从事这些工作，尽管他们的许多工作在经学内部也是极有争议的，但在主张有体有用、回归传统学术体系的意义上却是相通的，借用时下的学科分类体系，经学不仅涵盖人文学科，同时也包括杜会科学，两者相合，才是作为内圣外王形态的经学，才是未来新经学的应然形态。

经学应该取精用宏，广泛吸收人类文化遗产，发掘经典自身意蕴，形成能够为与目前人类文明对话奠定基础的新的经典诠释。在这方面，无论晚周、汉唐、宋明还是清代，都产生了具有自己风格的重要经学著作，但能够代表中西会通时代的经学注疏，却仍然凤毛麟角。中国经学学者应该自觉进行自身义理的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与其他文化的深入对话。在这一方面，二十世纪留下了不少遗产，这就是新儒学的各种形态。经学不能故步自封，应该重新回到世界之中。

经学要重新回复自身的社会实践性。经学应该显示出其应对时代问题的能力，提出具有真知灼见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供寻章摘句之用。经学实践性最初的表现形式便是礼学，贯注于古典时代的人伦日用之中。但由于古礼的原则至少在汉代以后就遭到了破坏，礼俗逐渐取代了礼的精神原则。在经权之辨中，权的流变性超过了经的恒常性，这造成了唐宋，特别是明清以降中华文明的某些根本弊端，譬如诚信的内在动力缺失。如何持守古礼中的常道，是当下经学应该致力的问题之一。

经学应该守先待后，接上固有学术，对以往经学的各种形态进行更深入的清理，因此应该努力推进以经学自身为进路的学术史研究。假如我们把经学理解为一种涵摄价值系统在内的知识体系，相比于佛学、西洋哲学、社会科学、神学等知识体系的自我清理来说，经学是远远落后的。我们仍然缺少真正系统而通贯的经学史。

（摘编自邓志峰《衰落呼唤新变》)

材料一

现在人们提及的碑碣，一般指各种各样的刻石，是一切刻有文字的石刻的总称。但在古代，碑、碣则是石刻家族众多成员中相互独立的两类。

碑是指长方形的刻石。汉以前的碑是无字的，其用途主要有三种：一是立于祠庙门前，用来拴祭祀用的牲口；二是立在皇宫中，作为观测日影和计算时间的工具；三是竖在墓旁，在中间的上部穿一个圆洞，用来把棺材放到墓穴中去。碑上刻字，大概应追溯到西汉晚期，当时有人在墓前石碑上刻写亡人功绩，便于他人看到。随着此风的盛行，碑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把刻有文字的石板称为碑，而不刻文字的石板反倒不能称为碑了。

碣是指圆形的或形状在四方和圆形之间、上小下大的刻石。在唐代，碑和碣还是有区别的。唐代丧葬制度规定：五品以上官员准许立碑，五品以下官员只能立碣。古代刻石中，极少有名符其实的碣。有的是名为碑而实为碣，有的则是名为碣而实为碑，天长日久，碑碣就成为一个概念了，并以此来统称刻有文字的石刻。值得一提的是，碑的出现晚于碣，现存最早的文字石刻就是碣，其形状上小下大，顶部圆形，底下则是平的，四面近似于四方形，刻辞就刻在这四个面上。

这些刻辞，最初仅是记录墓中人的姓名、官位、卒葬年月。后来又加入了有关死者的家世、生平和事业，以及颂扬和悼念的诗铭，文辞逐渐增多，碑文便成为一篇完整的传记，路人可凭此详细地了解墓主的情况。这种立于墓前的碑，叫做墓碑。

早期的碑还包括由庙门前拴祭祀牲口的石板发展而来的祠庙碑。祠庙碑上所刻文字主要是记述受祭祀者的德行和功绩。早期碑的作用仅此两种，是因为人们都认为碑是用来纪念过去的和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南北朝时，碑成为一个文体名词，一些刻在碑石上的文章，内容不再局限于纪念人物，开始有了记事、颂扬功绩的成份。从南唐后主开始，还出现了专门用来保存书法艺术的碑。至于碑的种类，到了后代，人们把凡是文字石刻，如碣、摩崖、墓志、经幢等，都包括到广义的碑的范围内。

（选自《谈制论形说碑碣》）

材料二

①碑首是碑的最上部分。碑首中间为碑额，是雕刻碑名的地方。早期的碑首和碑面是连在一起的。唐时，碑首和碑面开始用两块石板刻好后装配而成。此时碑首的宽度、厚度都比碑身大，使雨雪等不致直接淋至碑身上部，对碑身起到了保护作用。

②碑额下面，长方形的一段叫碑面，也称碑阳。其反面则称为碑阴。有些较厚的碑版，两边也相当宽阔，可以用来刻字，称为碑侧。一块由碑阳、碑阴、碑侧共同构成的碑版就是碑身。

③碑文全篇都刻在碑阳上。碑阴一般刻有出资立碑人的姓名，题名款式包括官职、籍贯、姓名、字和出钱数。有的碑阴则刻有与碑面相关的文献，这一类碑阴文字，凡与碑面有关系的，除题名外，都称为“碑阴记”。还有许多碑，碑阴原来没有刻字，后人利用这块空白石面，或磨灭原来的碑阴文字，另外镌刻新的碑文。这种碑，其实两面都是碑面，无所谓碑阴了，但做著录时，还应以早先所刻为碑面，后代增刻为碑阴。

④有些较厚的碑版，碑侧也常刻有题名。有的碑文过长，碑面刻不完，就在左侧续刻。但一些名碑的碑侧主要刻着螭龙花草图案，是石刻的艺术装饰。

⑤有些碑碑身沉重，为防止其沉陷，人们就另刻一块长方形或方形的平面石板，刻成一个突起的槽，把碑石嵌入槽中，竖立在地上，这种底座就是碑座。

⑥碑各部分的大小要根据碑身的尺寸来确定，目的是突出碑身的庄严高大。以碑座为例，常见的鳌座长度等于碑身宽度的两倍，高度为碑身高度的百分之四十五。

⑦我国碑碣的历史，迄今已有两千年之久了。一些流传在世的碑碣及其拓本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存和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也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宝贵资料。而且，这些碑文多为当时有名的书法家所书，篆、隶、行、楷各种书体都有，生动展现了中国文字的发展历史。尤其是这些碑碣大多摹刻精良，神完气足，风格多样，是人们欣赏书法艺术、临习书法的范本。此外，古代的石碑还保存了大量具有艺术价值的精美装饰和图案花纹，使碑刻成为书画俱佳的艺术品。

（取材于《谈制论形说碑碣》）

材料三

纪念碑是特定时期民族文化、民族情感与民族精神的载体，它的安放场地有一定的特殊性。这种特殊的场所往往能营造出特定的氛围，让参观者感动、记忆，并受到某种精神感召，实现自我反省，以独特的方式达到纪念的目的。

我国纪念碑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天安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决议，为了纪念在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决定在北京建立纪念碑以纪念他们的不朽功绩。为此，特别成立了建设纪念碑的专门委员会，并向全国征集设计方案。1951年8月，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将挑选的三种方案送呈市政府审查。时任纪念碑建设委员会和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先生正在病中，他认为送呈的方案缺点甚多。于是在病床上写信给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该方案）无论在整体形体上、台（碑座）的高度和开洞的做法上，与天安门及中华门的配合上，都有许多缺点。”他认为，天安门是广场上最主要的建筑，人民英雄纪念碑则是一座新的、同等重要的建筑。它们两个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的象征性建筑。因此，两者不宜采用类似的形体，否则，二者不能起到相互衬托的作用。梁思成还在病床上提出了自己的设计方案。北京市政府接受了他的意见和方案，在纪念碑建设委员会进一步的设计下，完成了纪念碑的设计。纪念碑于1952年正式动工，1958年建设完成。建成的纪念碑碑首采用庑殿顶形式，碑身高大，用天然花岗石镶面。它坐落在天安门前的广场中心，正如梁思成所设想的：“可以更好地与庞大、龙盘虎踞、横列着的天安门互相辉映，衬托出对方和自身的伟大。”

（取材于《中国小品建筑十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