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歌的现代传承

杨景龙

综观20世纪中国新诗，从创作实践到理论批评，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到观念题旨、艺术精神，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诸多优良传统。不过，这种继承不是亦步亦趋的墨守成规的仿效，而是在横向移植的外来参照之下的现代创造性转化。

胡适的《尝试集》作为白话新诗的发轫，其秉承古典诗歌的遗传基因即至为明显，胡适自己就承认，他的新诗“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胡适之后，白话诗人的创作或强或弱、或显或隐、或多或少，都无法完全逃离古典诗歌传统的一脉血缘。

古今诗歌意象、诗句之间，像戴望舒名篇《雨巷》的中心意象“丁香”，即来自李璟《摊破浣溪沙》词句“丁香空结雨中 愁”，卞之琳就说《雨巷》“读起好像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余光中《碧潭》有句“如果舴艋舟再舴艋些/我的忧伤就灭顶”，活用李清照《武陵春》词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古今诗歌作品之间，郑愁予名篇《错误》的艺术构思，显然借鉴了苏轼《蝶恋花》下片中的无焦点冲突和戏剧化情境；舒婷名篇《船》表现的咫尺天涯的永恒阻隔，与《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同出机杼。

古今诗人之间，像郭沫若诗歌的豪情气势与李白诗歌，艾青诗歌的深沉悲郁与杜甫诗歌，戴望舒、何其芳诗歌的辞色情调与晚唐温李诗词，卞之琳诗歌的炼字琢句与南宋姜、吴雅词等；古今诗体之间，像胡适之体的浅白与元白体的浅俗，俞平伯、严阵、流沙河诗歌的语言节奏与古代词曲句式，郭小川的新辞赋体诗歌与古代辞赋歌行，白话小诗的体式与古代绝句小令等；古今诗歌流派之间，像新边塞诗的激昂豪迈、地域特色显明，与盛唐边塞诗的激情悲壮、异域风光独特等；古今诗歌主题之间，像社会政治主题，爱国主题，爱情主题，时间生命主题，历史主题，自然主题，乡愁主题等；古今诗歌形式手法之间，像构句分节押韵，意象化，比兴象征，构思立意，意境营造与氛围渲染，叙事性和戏剧化，互文与用典等；其间均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开展扎实有效的古今诗歌传承研究工作，有利于古代诗歌研究者扩大视野，完善知识结构，形成关于中国诗歌史发展演变的整体观，理清20世纪新诗的诗学背景和诗艺渊源，从而对古典诗歌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新诗的艺术成就，作出较为准确的评估；并以辉煌灿烂的古典诗艺为参照，剖析新诗艺术的利弊得失，提升新诗的艺术水准；促使古典诗艺的现代性转化；它还有望在中国诗学领域拓展出一片边缘交叉的新垦地，形成一个新的分支学科；而在广泛的意义上，它更有益于培养现代学人丰富的审美趣味、弘通的历史视野和对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能力。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怎样读《管子》

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管子》堪称最为庞杂的一部。汉代刘向校定《管子》86篇，今存76篇，另有10篇仅保留了题目而内容早已亡佚，可见此书基本保留了汉代以来的面貌。在这部庞杂的古籍中，既有道家、儒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学派的哲学和政治思想，还包含了天文、历数、舆地、农业、经济等方面的思想和知识，读起来似乎杂乱无章，让人摸不着头绪。对于这部书的性质，学术界也有多种看法，如“齐国稷下先生的论文总集”“稷下学宫的学报”“齐国管仲一派的法家论丛”等，莫衷一是。

战国中期，田氏齐国的君主为招揽天下贤才，创立了稷下学宫，很快就吸引了大批来自列国的饱学之士。齐国君主为他们建起了高门大屋，给他们“列大夫”的待遇，让他们在这里“不任职而论国事”，安心讲学授徒、著书立说、切磋论辩，这些举措使得稷下学宫很快就成为了列国的学术文化中心和百家争鸣的主要舞台。这些异国学者来自四面八方，带来了列国的学术与文化，他们在稷下学宫中极为活跃，形成了一股很大的势力。他们在促进了齐国与列国的思想文化交流，丰富和繁荣了齐国文化的同时，必然对齐国固有的思想文化造成极大的冲击。

面对如潮水般涌入的异国思想文化，一些齐国本土的学者不甘于这种喧宾夺主的局面，于是，如何接受外来思想文化的挑战，弘扬齐国固有的思想文化，使其始终保持齐国特色，与外来思想文化争夺在稷下学宫中的主导地位和话语权，便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紧迫课题。在这些齐国本土的学者中，除个别自成一派的著名人物如田骈、尹文等人之外，大部分都是佚名学者。他们没有田骈、尹文等人那样大的名气、地位和影响，他们需要一面精神上的旗帜，来号召和团结那些以继承和弘扬本土思想文化为职志的齐人。于是他们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了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大英雄管仲，共同创作了齐学的结晶——《管子》一书。他们不仅收集、追记和整理管仲的遗说佚闻，汇集在齐地产生、流传、发展的特色思想文化，同时又依托管仲之名并结合当时的现实来阐发他们自己的学术思想。他们的学术思想各有所主，各有所长，由此形成了《管子》书中的不同家派和《管子》书庞杂的特点。

简言之，《管子》一书的主体是战国百家争鸣时期一批尊崇管仲的齐国佚名学者的集体创作，是齐国本土思想文化的汇集与结晶。在刘向校书之前，这些汇集和创作可能一直在持续，据刘向《管子叙录》，刘向在整理此书时，共收集到“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这样就难免会掺入战国以后甚至是汉代的作品，例如《轻重》等十六篇讲的是经济理论和理财思想，学术界公认乃是汉代的作品。南宋学者叶适认为《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堪称确当。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可以较好地梳理《管子》一书的内容，较好地解释关于此书的一些疑问和争议了。

（2017-12-11《中华读书报》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