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的中国式生存

①微博现象是当下中国的媒介奇观，编织“围脖”已成为当下人们媒介生活的一种时尚。“围脖”这一温馨的称谓，反映了中国微博用户对这一新兴媒介产品的钟爱。

②微博在中国媒介生态中的意义不同寻常，它带来了一场深刻的媒介革命。微博一小步，媒体一大步。微博释放的“微动力”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公共与私人交往方式。微博刷新了中国的媒介视域，也改写了国人的媒介生活方式。微博所释放的“微动力”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公共与私人交往方式。“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这正是对当下中国语境下微博效应的经典描述。在江西宜黄强拆事件中，钟如九在微博空间中的泣血呼救，奇迹般地改写了整个事件的走向。正因为此，社会公众对微博给予了很高的褒奖与期待，并认为，微博制造的“围观”力量助推了公民社会的大步前行。

③其实，小小的微博承受了不少不能承受之重，承载了过多的光荣与梦想。在微博的八面风光的背后，我们需要追问和思考这一新兴媒介功能的宽度与限度。

④可能谁也不会想到，一个小小的微博会在当下中国媒介环境下释放出如此巨大的能量。有媒体甚至夸张地说，“微博搅动中国”。微博为什么能搅动中国？一个只有140个字符的媒介空间，为什么会引爆一个个舆论事件？微博与当下中国舆论生态究竟构成怎样的联动关系？

⑤微博是博客的微型版。博客曾被中国的网络用户热宠过一阵子，相对于网络论坛，博客是一种相对独立的表达空间。“我的博客我作主”。有研究者认为，博客使全民表达成为可能。每个人都要有属于自己的一个或者无数个麦克风，而且这是跨国麦克风。在博客空间，表达者可以相对独立、从容地表达自己的所见所感，可以把自己所要表达的东西完整地说清楚，就像自己的日记本，但与局限于个人抽屉的日记写作不同，博客日志可以在互联网上被人“看见”。博客写作不是为自己的抽屉写作，也不为自己的孤独抒怀，而是期待他人的分享。博客作者往往存在双重诉求：一是为自己写作，即通过文字编织自己的空间。不管是直接书写自身的所见所感，还是转贴他人的文字，或直接链接他人的博客空间，都意在编织一个刻有自己风格的个人空间。二是为他人写作，为“围观”写作。博客作者多有一种被他人“看见”的期待。无人喝彩的博客，就失去了外部性的动力。他人的喝彩与加油，会给写作者以动力。

⑥就目前而言，博客这一网络表达形态，已过了蜜月期，进入效能衰退期。相对于博客，微博则正处在蜜月期。前文说到，微博是博客的微型版，但微博的功能更为显化，具有鲜明的功利主义色彩。从技术逻辑上看，微博在技术上被设置在有限的表达区间内，很难尽情、尽兴地进行表达。毕竟140个字符的表现空间是很难有大的表达作为的，要表达一个重大的问题或事件，一百多字显然是非常局限的。

⑦但从另一方面看，微博的空间约束恰恰成就了它的功能革新。微博功能不以凸显单数表达主体力量见长，而以彰显复数表达主体力量擅长。微博功能主要体现在舆论表达功能方面，最能体现微博舆论功能的，就是它发现话题、传递意见、产生舆论共振的能力。每一个微博，可能就是一个社会瞭望所和意见观测点，成千上万的微博分散于社会各个角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隐形的社会舆情监测网络。一旦发现话题烽火，就可能被这张巨型网络捕获，产生聚众效应，引发舆论共振，乃至掀起强大的舆论冲击波。什么样的话题容易成为微博“围观”的目标？笔者认为，主要是那些能够牵动社会公共神经的话题。某一话题越具有公共性、争议性、戏剧性，越容易在微博世界中风行。如“李刚门”事件、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上海高层住宅大火事件、方舟子遇袭、唐骏“学历门”、周立波与网民对骂等事件，不仅可以看到微博在当下中国的超级影响力，也可以感受到微博表达的话语逻辑。“某项技术在某些方面具有天生的政治性”“特定的技术可能导致特定的社会影响”，此言体现在微博身上是比较确切的。

世界需要“中国新思想”

乐黛云

①1937年，林语堂用英文写了一本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书——《生活的艺术》。书--出版就引起轰动，持续52个星期位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在美国重印40多次，被翻译成10多种不同的文字。直到今天，我国书籍还很少在国际上出现过如此盛况。这种现象说明世界需要于中国的，是不同于他们自己原有思想的另一种思想，不同于他们惯常生活方式的另一种生活方式。

②但是，百余年来，我们很少有这样的自觉。中西文化对话中，中国面对的往往是强势文化的灌输和覆盖。中国现代文化和当代学者在国际上也常受轻视。今天，是根本改变这种局面的时候了。对中国文化来说，通过今人的自觉，从深厚的中国文化土壤中生长出“中国新思想”，是根本之道。

③当代世界深陷各种冲突之中。从军事战争到经济战争，从资源争夺到社会斗争，从国际冲突到文化对峙，如何克服冲突、形成合作，是人类一直未能解决的最大问题。

④中国先哲认为，个人无法独立生存，人的初始状态就是与父母和他人的关系，这首先就是一种社会合作状态。因此，社会的基因不是个人，而是人与人的关系。所谓“礼”，就是讲社会关系中的人如何存在，而非强调抽象的人。我国学者从中国文化的这个立场出发，参与世界大问题的思考和讨论，这种出发点已引起国际学术界重视。中国学者李泽厚在《伦理学纲要》中，更提出了中国文化的“情本体”，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的“情理”与西方“理性”的讨论，也引发西方文明对自身的反思。

⑤作为欧美对外政策基础的“帝国理论”，曾经带来三个世纪的战争灾难，已经走到尽头。中国哲学家赵汀阳，几年前出版《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描述了一个不同于帝国理论的、拥有普世正当性的中国的世界秩序模式。中国古代的“天下”，不同于西方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利益博弈模式，而是一个“至大无外”的思考单位，从“天下—国—家”这样由大至小的方向，思考如何实现各个层次的和谐。

⑥“天下体系”不承认存在着无法被理解的“绝对他者”，而相信每个他都是这个至大无外的“天下”的组成部分，因此就排除了不可通约的、绝对的“文明的冲突”，而这种认识正是今日世界所急需的。从此，“天下体系”作为不同于长期拥有文化霸权的“帝国理论”的另一种可替代的概念和思考方式，逐渐引起世界思想界重视。当然，其中也不乏质疑和不同意见，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国学者从中国文化引发出来的新思想，已经引起世界性的重视和讨论。

⑦面向世界的中国文化的影响，并不是按我们的主观愿望设计制作好再端出去的一盘点心，而是在长期互动过程中，通过相互影响和双向自由选择逐渐形成的。中国文化面向世界，与他种文化进行对话沟通，已有悠久的历史。18世纪以来，中国文化通过伏尔泰、莱布尼兹、荣格、白壁德、布莱希特等人吸收，包括误读和改写，才真正进入西方文化主流。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

⑧当西方学者吸收中国文化时，首先不是大量知识的掌握，而是一种灵感的共鸣，需要从各自的需要和文化处境出发。我们必须重视长期以来跨文化交流的历史，尊重对方的处境、意愿和兴趣，而不是主观地强加于人。同时也必须看到，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一些认识，虽然本来就是真知与误解并存，自有其片面性，但这些认识也给我们提供了崭新的异文化视角，大大加深了我们对自己文化的认识。

⑨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必须看到我们所说的复兴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我们所说的发展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发展，这种复兴和发展的深度、广度和力度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我们有能力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也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这就是我们面对世界文化的根本出发点。

（摘编自《人民网》2013年8月6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