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生活的审美超越

郭国昌

①古人云：“诗言志”。诗歌是表达人的内心情感的。尽管胡适、陈独秀等人倡导“文学革命”时对古典诗歌进行了大力否定，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抛弃那些可以超越时代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诗歌观念。即使在现代诗歌受到人们广泛质疑的今天，“诗歌是人的内心情感的表达”的看法恐怕还是具有合理性的。然而，诗歌所表达的“内心情感”是从哪儿来的呢？艾青说：“生活是艺术所以生长的最肥沃的土壤，思想与情感必须在它的底层蔓延自己的根须。”只要翻开郭沫若、艾青、穆旦等人的作品，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诗歌所表达的情感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

②但这并不是说只要生活着就会有新的诗歌情绪发生。诗人不但要生活着，而且要生活得更具广度，更有深度。诗人的生活范围不应当只局限在个人的小圈子里，而应该面向广阔的社会生活，与普通大众生活在一起，进入到他们的精神世界里去。胡风说：“诗歌是发自作者对于现实人生的感受或追求，只有人生至上主义者才能够成为艺术至上主义者。”其实，对于真正的诗人来说，生活与艺术是统一的，诗歌的情绪蕴藏在身后的生活土壤中。诗人应当经常地询问自己：“我被生活感动过吗？”如果生活感动了诗人，这表明诗人是在以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生活着，是在真正体验着普通大众的人生。只有生活在感动的世界里，诗人所获得的诗歌情绪才会是真诚的，包含了人类普通的精神追求，而不至于纯粹是一种封闭孤独的自我情绪的宣泄。

③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情绪和感受并不能全部进入到诗歌的创作中。因为，文学的创作过程是一种审美选择的过程，是一种情绪升华的过程。诗歌的创作需要饱满的情感。读郭沫若的诗，我们感受到的是诗人渴望民族新生的期盼；读艾青的诗，我们感受到的是诗人面对民族抗争的悲壮；读穆旦的诗，我们感受到的是个体生命在艰难境遇中的痛苦。然而，进入诗歌中的情感必须是以真善美为核心的。像郭沫若、艾青、穆旦等现代诗人的诗歌之所以能够感动读者，就是因为他们作品中的情绪和感受是经过了诗人的审美超越的。

④古人云：“在心为志，发口为言，言之美者为文，文之美者为诗。”诗歌创作中的审美超越也是一个语言的选择过程。“五四”新文学革命以后，口语化成为现代汉诗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然而，日常口语成为诗歌的语言，必须是经过诗人的审美加工的，是诗意化的口语。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正是诗人通过诗化的日常生活语言和意象的排列与组合，表达了自己独特的人生体验和情绪。托尔斯泰说过，一个高明的作家“并不在于知道他用什么语言写什么，而在于知道不需要用什么语言写什么。”当我们的诗人也知道这样做的时候，现代汉诗的口语化也就不会成为一个广受人们争议的问题了。

和古人寻求永恒与不朽相反，聪慧的现代人寻求相对与新变。世界属于流动，唯“一切皆变”的规律才能永恒。就中国诗歌而论，从《诗经》而《楚辞》，从律绝而曲令，从旧体诗而新诗，留下的正是流动的轨迹。任何一个时代的中国诗歌总是在对自己时代新的审美精神的最大适应中获得出世权，中国新诗亦如此。

新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又是“诗体大解放”的产物。郭沫若的自由诗宣告了“诗体大解放”的最初胜利。“诗体大解放”的倡导者们虽然激烈地反传统，其实，传统的诗学范畴仍潜在地给他们以影响。胡适就自称《尝试集》的“尝试”二字也是从古诗那里取用的。

传统是具有神圣性、社会性、广泛性、相对稳定性的文化现象。任何民族的诗歌都不可能完全推开传统而另谋生路。推掉几千年的诗歌积蓄去“解放”，只能使新诗成为轻飘、轻薄的无本之木。

诗，总是具有诗之作为诗的共有品格。然而，作为文化现象，不同民族的文化又会造成诗的差异。大而言之，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在天人关系、对人的看法、对自然的看法、对历史发展的看法上从来不同。因此，西方诗与东方诗也有很大不同。

把话说得更远一点，西方诗学和东方诗学也有颇大差异，无论是二者的诗学观念、诗学形态，还是二者的发展之路。西方诗学推崇戏剧，东方诗学以抒情诗为本；西方诗学注重分析性、抽象性、系统性，东方诗学注重领悟性、整体性、经验性；西方诗学运用纯概念，东方诗学运用类概念；西方诗学滔滔，东方诗学沉静等等。

中国诗歌有自己的道德审美理想，有自己的审美方式与运思方式，有自己的形式技巧积淀。中国的大诗人必定是中国诗歌优秀传统的发扬光大者。

自然，中国新诗也处在现代化过程中。这是一个扬弃过程，对传统有继承与发展，也有批判与放弃。只有经受现代化验收、经过现代化处理的传统才可能在新诗中生存、活跃与发展。现代化是一个时间概念。本民族的传统和他民族传统是一个空间概念。不能用空间概念代替时间概念。如果将现代化理解为“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这将是一种滑稽剧。

接通新诗与传统的联系不是倡导传统主义，应当将传统和传统主义分开。对传统作僵滞的、静止的理解，甚至将诗传统窄化为传统诗，因而指责新诗的种种“不是”，呼唤旧体诗的复兴等等，这种传统主义是新诗寻求新变的障碍。

从总趋向看，西方诗存在着摆脱不了传统影响的焦虑，而中国新诗却存在着与传统隔绝的焦虑。和与散文界限太不清相反，新诗与传统界限太清——这个“太清”已经有近几十年的艺术实践为它的危害性作证。接通传统是诗体解放以后新诗的十分关键的使命。

(节选自吕进《熟读新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