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我国古代出版业的“黄金时期”与“经典时期”。宋代奠定了我国书籍雕版的出版方式及雕版书籍的基本范式，为我国此后的文化传播做出了伟大贡献。 宋代立国之初，就确立了以文立国、以文治国的基本国策。宋代的出版政策，总体上同其“文治”政策是一致的。宋代书籍出版审查、管理、惩治的政治环境较为宽松，而其实际管治效果的宽松又使这种宽松变得更甚。宋代建立了一整套文官制度，建立了一支庞大的以文人为 主的官僚队伍，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人官僚体系。这个庞大的文人官员队伍，不仅从政治制度上，而且从作者、出版者、传播者、读者等多方面为宋代出版业造就了一支具有等量效应的国 家出版团队。

宋代通过科举考试不仅录取了大批人才，尤为重要的是在全国树立了学习与阅读的理 念，成为直接推动出版业发展的社会文化动力。科举制度确立了宋代读书人的基本学习范式，造就了他们基本相同的学习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在此同一学习范式及人生观与价值观的主导 下，宋代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读书人世界。宋代书籍出版的繁荣与教育发达是互为因果的。书籍出版促进了教育发展，教育发展也促进了书籍出版，从而促使书籍出版与教育的共同发展与繁 荣。宋代教育的平民化也促成了书籍出版结构的全面性，即书籍内容、种类的通俗化、平民化，开发出版平民化书籍，按照不同社会阶层、不同人生阶段策划出版不同的书籍，从而全面 开拓了书籍出版的社会空间，使得书籍成为一种具有大众媒介属性的社会化的文化传播媒介，因而对书籍出版的推动与促进是社会性的，其影响也是深远的。 雕版印刷术作为人类媒介技术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一种在宋代得到普及并形成的一种完善而成型的手工业生产技术，一种在宋代以前技术的基础之上的创新发明——绝非偶然， 而是宋代科学技术全面进步的必然结果。宋代手工业作坊种类繁多，其规模和内部分工的细密均超过了前代。生产技术显著进步，手工业产品的种类和数量也大为增加。在宋代手工业生产 技术普遍进步的基础上，宋代形成了一门具有社会普遍价值的新型手工业生产领域——雕版印刷业，而与之密切相关的造纸、制墨等手工业也获得了新的发展。虽然雕版印刷业大致在隋末 唐初已经产生，但是真正形成一种社会性的手工业门类，应该还是在宋代。

同时，宋代城市的繁荣不仅为书籍出版提供了域市空间，从而使书籍出版中心赖以形 成；而且也为书籍消费提供了城市人口集合意义上的需求总量。同时，城市还为宋代书籍的销售与传播提供了空间交通上的中心地位，以及文化传播上的中心地位。

(选自田建平的《宋代出版业的发展与繁荣》，有删改)

殷墟在甲骨文中被称为“大邑商”。1928年10月13日，当年繁华的都邑废弃3000余年后，董作宾带人在安阳小屯挖下一铲浮土，拉开了殷墟持续发掘的序幕。90年后，我们隆重纪念殷墟，其原因不仅仅在于它丰富的地下遗存，更因为它证实商王朝的存在，催生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并成为世界遗产，让我们实现了与世界其它文明的对话。

证实商王朝的存在并非易事。2000多年前，司马迁坚定地写下《史记•殷本纪》。然而对于这个比自己还早千年的王朝，司马迁除了记录王位世次，并无过多描述。当上世纪初疑古派纵横史学之时，商王朝是否真的存在过，甚至也成了一些人心中的疑问。

上世纪30年代，考古学家在殷墟发掘的宮殿宗庙基址、王陵大墓，尤其是1936年临近收工时偶然遭遇的那一坑埋藏着1.7万片记录商王活动的刻辞甲骨，为商王朝的存在提供了坚实证据。1950年以后，发掘继续，证据延伸。布局严谨的“大邑商”逐渐清晰。复杂的路网、超过2000米的人工水渠，以及分布在近侧的居民点，勾勒出都邑的繁荣。无数的陶器、青铜器、玉器从居民点和居民点附近的墓葬中清理出来。商王朝从此不再停留在司马迁的区区三千言，而是可以放心谈论的真实历史。

没有殷墟，就没有中国考古学。1928年，随着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殷墟发掘终于在万众期待中登场。殷墟发掘不同于前，首先是选点本身与中国传统学术相衔接。当时曱骨文已经发现近30年。殷墟作为甲骨文出土地为学术界所知也已经20年，发掘殷墟已经是以金石学为核心的整个学术界的期待。其次，殷墟发掘是中国官方学术机构组织的活动，除第一次发掘者是董作宾外，随后的发掘由受过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训练的李济、梁思永主持。第三，殷墟的发掘是连续性的。从1928年开始到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殷墟共实施10次发掘。发掘的连续性，使得田野考古活动广受关注，学科思想逐渐深入人心。第四，殷墟发掘诞生了真正的考古学方法。1931年，梁思永在后岗确认的“三叠层”，奠定了考古地层学的基础，李济倡导的陶器分类法也是对现代考古类型学的有益探索。

殷墟发掘是中国学术界对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的主动接受和有计划实施，鲜明地塑造和影响了中国考古学的性格。

从殷墟出发，由此上溯更早的文明便有了坚实的支点。同样从殷墟出发，看商文明之后的中国历史，也可以有更为清醒的认知。面对王陵区层层叠压的无头人骨，不寒而栗的祭祀坑，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后来的孔子坚持要“复周礼”，而不是“复殷礼”。当然，殷墟也让中国与世界对话。以殷墟为支点建立起来的中国上古史体系，已经换成了遗址、文化、古城等一系列新术语、新概念。有了这些概念，商王朝、夏王朝才可以与古埃及的中王国、新王国相比较，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图坦卡门法老墓的意义；有了这些概念，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才可以与两河流域的欧贝德、乌鲁克和古巴比伦对话；有了这些概念，中国才可能对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国家进程等人类文明重大课题作出贡献。

殷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961年3月，国务院将殷墟列入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殷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是国际社会对殷墟价值的普遍认同，也是对包括考古者在内的所有殷墟文化遗产研究者、守护者的肯定。韩国学者金秉模曾受国际古迹理事会（ICOMOS）委托考察殷墟，他对殷墟留下这样一段评价：“殷墟是最重要的世界遗产之一。殷墟不仅对于中国人意义重大，对全世界人民同样弥足珍贵。”如今殷墟的考古、研究和保护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成为展示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

（节选自唐际根《殷墟发掘研宄的贡献》，原载2018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

绿色消费，是指以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为特征的消费行为，主要表现为崇尚勤俭节约，减少损失浪费，选择高效、环保的产品和服务，降低消费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它包含三层含义：其一，倡导消费者和企业选择未被污染或有助于公众健康和自然环境的绿色产品；其二，在消费和产品生产销售时关注相关废弃物的处置，不造成环境污染；其三，引导消费与生产者崇尚自然、追求健康、注重环保、节约资源和能源，实现可持续消费。换个角度来讲，就是消费数量应适度性和减量化；消费结构要合理平衡；消费模式以消费行为带动生产、流通及废弃物处理全过程的绿色化。

（摘编自胡术刚、栾小凯、牛海丽《我们距离绿色消费还有多远》）

中国人均土地和人均资源拥有量不足的国情，决定了绿色消费在中国的重要性。首先是必须控制对资源的消费，将节约为先贯穿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基本消费活动。同时，还必须分清消费对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有两个相反的方面，消费数量的提高确实会促进经济增长，但如果消费不是绿色的，就有可能会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我国应高度重视绿色消费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消费者选择商品应将绿色化作为一项很重要的标准，拒绝耗电、耗水、寿命短、排污多的产品，这必然会促进生产厂家向生产出售绿色产品的方向努力。现在社会上仍有很多不够绿色的消费活动，虽然程度不同、类型不同，而且很难建立统一的标准，但追求奢侈、讲究阔绰的消费观念是必须摒弃的。

（摘编自钱易《以绿色消费促绿色发展》）

（摘编自《中国绿色消费者报告》）

德国颁布实施的《电力输送法》明确规定，电力运营商有义务有偿接纳在其供电范围内生产出来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政府则给予电网运营商必要的财政补贴，偿付金额最少为其从终端用户所获平均受益的80%。日本则颁布实施了《绿色消费法》，优先采购资源再生产品，借以引导和支持企业对环境的保护。美国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保障推动绿色消费。如出台了《联邦政府采购法》，对政府绿色采购做了详细规定，并以联邦法令与总统行政命令作为推动政府绿色采购的法律基础。

发达国家政府积极承担对全民进行绿色教育的责任，针对不同层次的对象，采取不同方式进行不同内容的教育培训，以提高全民的环境知识和绿色消费知识水平，增强全社会的绿色消费意识。2005年，日本政府有关部门曾经对绿色采购的实际成果进行了调查，60%以上的市民认为，他们常常留意购买对环境友好的商品。40%以上的市民认为，在价格相同的时候，他们会选择购买再生产品

发达国家都比较重视制定绿色标志制度，如德国的“蓝色天使标志”、美国的“再生标志”等，使绿色标志和价格、质量一样成为市场竞争的重要因素。

（摘编自《国外巧推绿色消费打造“节能消费者”》）

猎狼

梁亚平

猎人枪口对着一只花狼，三点一线，准备扣动扳机。忽然听到砰一声枪响，又砰砰几声。

听到枪声，花狼一下子窜进树林里去了。

猎人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侧耳细听，听到的还是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张眼细看，看到的还是茂密的丛林与荆棘。过了很久，确定安全了，猎人才从地上爬起来，提起猎枪，拎着刚才打的兔子，向家的方向走去。

地上躺着一个人！猎人提高警惕，放慢脚步，双手握枪，手指扳着扳机，一步一步探着上前。粗布衣服，衣服上满是血迹，显然受伤了——难道是野狼游击队?猎人左手提枪，腾出右手，一探鼻息，人还没死！怎么办?猎人解开这人的衣服，胸口上纹着狼头！猎人在周边找一些止血消炎的草药，放在嘴里，嚼烂，用手敷在伤口上，又在身上扯下一块破布，包扎伤口，血终于止住了。

前几天，猎人救过一人，说他是野狼游击队的，叫陈虎，胸口上就纹着狼头。

野狼游击队，在这一带活动频繁，经常在山下伏击敌人，敌人来了，就到山里，敌人多次搜索，都无功而返。

不知什么时候，这人醒了，对猎人说:“是你救我的?”

猎人倒了一杯水，递过去。

这人接过水，说:“谢谢。”

“都是中国人，客气什么?”

沉默一会儿，猎人问:“你是野狼游击队?

“是呀，你也知道野狼游击队?”

“你们野狼游击队在这一带打鬼子，谁人不知。”猎人说，“我还认识你们队里一个叫陈虎的呢。”

“他是我们队长，人称头狼——你怎么认识我们队长?”

猎人说:“前几天，我在打猎，听到枪声，发现一个人被鬼子追赶，还受了伤，我开枪引开鬼子，带鬼子在山林里捉迷藏，甩开了，再来救这个人，后来才知道，他是野狼游击队的陈虎。”猎人咬着牙说:“两年前，孩子他娘遭鬼子杀害，我就自制了一把猎枪杀了两个鬼子，为孩子娘报了仇，就带着孩子躲到山里来了。”

“鬼子太可恶了。”

“如果不是孩子还小，要人照顾，我还想跟你们野狼游击队打鬼子呢。”

谈话中，猎人了解到，这人在野狼游击队里，人称刀狼，猎人说:“子弹要赶快取出来，否则伤口会发炎。”

刀狼说:“你来吧!我忍得住。”

猎人取来一把小刀，把刀放到灶火上烘烧，又到门外找来消炎止血草药，放到碗里搞烂，再给刀狼一块毛巾，说:“咬住它。”

子弹取出来了，猎人把草药敷在伤口上，包扎好，说:“安心在这里养伤。”

刀狼在茅屋里住了下来。

一天，刀狼说:“我伤口没事了，我要回去找队伍。”

二天，刀狼又说:“我方向感差，虽然整天在大山里跑，还是认不得去石镇的路。”

三天，猎人也不挽留，拿出一件上衣，说:“你的衣服穿了几个洞，你换上我这件吧，虽然破旧了，可已经补好。”

四天，猎人又说:“这是你们队长的衣服，我给他补好了，你带回给他吧。”

五天，猎人还包了几个准备做午餐的煎饼，说:“带上路上吃。”

六天，猎人叫来10岁的儿子，说:“你带叔叔去石镇。”

儿子在山林里生活了两年，大山就像自己家里一样熟悉。

“后会有期。”刀狼一抱拳，跟着孩子走了。

山高林密，孩子带着刀狼，在没有路的山上左拐右拐，上山，下山，就来到一个小山坡上，孩子指着前面的大山说:“沿着山脚一直走，走出大山，就到石镇。”说完就转身回家。

突然一声枪响，刀狼应声而倒。

猎人提着枪口还冒烟的猎枪走来，孩子问:“爹，干吗打死野狼游击队叔叔?”

猎人说:“他不是游击队叔叔，他是鬼子。”

“鬼子?你怎么知道他是鬼子。”

“刚才他想杀你。”

孩子一看，刀狼手上果然握着一把爹帮他取子弹的小刀。

“爹，他胸口不是也纹着狼头吗?”

“狼头谁都可以纹上去的，你还记得前些天我救的那位叔叔吗?他的衣服破了，把我的给他穿，他不要，他说共产党的队伍，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个刀狼，他说大山里的路不熟悉，我就怀疑他不是野狼游击队。野狼游击队，就是依靠大山，与鬼子周旋，怎么可能认不得山路?我给衣服，是试探他，他穿了，我让他带衣服给队长，也是试探他，他也接了，他连队长穿什么衣服都不知道，就更加可疑了。我给他煎饼，他也拿了，这更加证实我的判断。我让你带路，我远远跟着，如果他是鬼子，一定在认得路之后，对你下手，果然，你一转身，他就拔刀。”

猎人踹一脚鬼子的尸体，狠狠地说:“真是一点人性都没有的狼，老子救了你，你还要杀我孩子。”

(选自《小小说大世界》2019年第1期，有删改)

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之一就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才能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中国文化的这种特色，有时通过“天人合一”的命题表述出来。中国古代思想家一般都反对把天与人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而主张天人协调、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问题，就其理论实质而言，是关于人与自然的统一问题，或者说是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问题。应当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内容十分复杂，其中既有正确的观点，也有错误的观点，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予以分析。但是，从文化的民族性以及对民族文化的推进作用和深远影响看，我们应当大胆肯定。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其最基本的涵义，就是充分肯定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关注人类行为与自然界的协调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人合一思想是正确的，是非常有价值的。

恩格斯对自然和精神的统一问题，有过一系列精辟的论述。他说：“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于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他还说：“自然界和精神是统一的。自然界不能是无理性的……而理性是不能和自然界矛盾的。”“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只要它们被正确地认识，必然是互相一致的。”恩格斯的这些论述，深刻地揭示了自然和精神统一问题的丰富内涵。根据恩格斯的这些论述，考察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不难看出，这种思想有着深刻的合理性。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行为与自然的协调，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一致，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主客体之间、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之间关系的辩证思考。根据这种思想，人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不能超越自然界的承受力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破坏自然，而只能在顺从自然规律的条件下去利用自然、调整自然，使之更符合人类的需要，也使自然界的万物都能生长发展。另一方面，自然界也不是主宰人类社会的神秘力量，而是可以认识、可以为我所用的客观对象。这种思想长期实践的结果，是达到自然界与人的统一，人的精神、行为与外在自然的统一，自我身心平衡与自然环境平衡的统一，以及由于这些统一而达到的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从而实现完满和谐的精神需求。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对于解决当今世界由于工业化和无限制地征服自然而带来的自然环境被污染、生态平衡遭破坏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对于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有着防患于未然的重大现实意义。

（摘编自张岱年等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中《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