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对吏治问题的思考和探索从来没有停止过。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儒、法、道各派皆有其特色鲜明的吏治理论和方案。儒家以“君权神授”和“以德配天”理论为政府权力的合法性进行解释，并从“人性善”的前提出发，对权力行使者寄予“自我良善”的期待。对待吏治，儒家遵循着“伦理学”的思路：择贤人执政并以德礼约束官员。儒家相信人的道德自觉和内心的自我约束，希望通过对权力执掌者的道德引导和改造，实现权力的正义本性。孔子有关君子、圣贤的人格理想和追求，首先是针对执政者提出的，其“庶人之礼”与“士人之礼”的区别，同样意在给权力执掌者提出更高的道德性要求。在儒家的社会等级理论中，统治者阶层优越的政治和社会地位要与其重大的伦理责任相对应：士者为仕，不仅要自己修身以成仁，还要为“一国兴仁”，为“天下兴仁”，要“泽加于民”。儒家的吏治思想内涵存在于其博大的“仁学”理论体系中。这一理论所构建的道德价值体系和价值标准，为权力执掌者的自我约束提供了标准和依据，其反复强调和敦促统治者以德修己、立身惟正的理念，也对现实政治和吏治产生了积极影响。

与儒家“伦理学”思路不同，法家从“人性自利”的观点出发，强调君主运用“法”“术”相结合的手段控制驾驭百官臣下。法家批判儒家喻君臣为父子的“亲情谎言”，而以“上下一日而百战”来解读现实中的政治关系，在“君臣利异”及“坏人”假设的前提下，主张对臣下全面防范、制约。韩非子认为人君若要等待臣下“忠其心、诚其意、不我叛”，必将陷于被动。对待臣子，君主唯有主动出击，科之以法、驭之以术，方可立于不败。因而，以法律制约权力，是法家吏治思想的核心：严明赏罚，奖功罚过——广泛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及时发现、处罚官吏的违法行为，督促官吏尽职守法。在以法治吏的同时，为君主者还必须懂得和善于 运用权术驾驭臣下：暗中试探、观察、发现、控制、打击臣下的种种不轨行为，以“非常”手段实现权力控制。“法”与“术”相互配合，构成法家吏治主张的主体框架。

在吏治问题上，道家对现实中的政府权力及制度的合法性心存质疑：“大道废，有仁义”“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在道家看来，现实中的圣人及其礼法制度都是失道的产物，它们的存在和正当性于天道无据，甚至是违反天道的结果。在道家观念中，政治实为“恶之源”，只有最大限度地限制政府作为，实现“权力谦抑”，才能矫治天下乱象。在现实的吏治问题上，道家的主张和理论贡献如下：主张“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的权力价值取向，为吏治的开展提供前提和方向；以“守道”“无为”为权力运行法则，借此批判现实政府的扰民之政，主张废止“损不足以奉有余”的“恶法”；以效法天道、抱朴守真、崇俭寡欲等修身理论告诫天下人秉持中和，克服贪欲和自我膨胀，对执掌权力的官员来说，以上告诫无疑具有特别的意义。

（摘自孙季萍《封建帝制下吏治的努力与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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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致说来，人类的终极关怀主要有三种方式：一种是给多样的现实世界以统一之本体存在的哲学承诺，一种是给有限的个体生命以无限之价值意义的宗教承诺，一种是给异化的现实人生以多样之审美观照的艺术承诺。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哲学之本体论和宗教之形而上学纷纷面临着学理上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艺术便需要自觉地承担起为人类提供终极关怀的历史使命。

（3）一般认为，艺术的价值是多重的，这其中既有认识论的内容，也有伦理学的成分。而在我们看来，认识内容的多少并不是艺术价值的关键所在，否则，徐悲鸿笔下那幅不太合乎解剖学原理的《奔马》便不会价值连城了；伦理成分的强弱也不是艺术价值的关键所在，否则，贝多芬谱写的那首不太具有道德色彩的《月光》便不会被千古称颂了。说到底，艺术之所以为艺术，不在于认识，不在于教化，而在于给人想象的空间和情感的慰藉，是对遭受异化痛苦的人们所进行的精神关怀。相对而言，我们可以将这种精神关怀分为初级和终极两种类型。所谓“初级关怀”，是对人们生活情绪的放松、抚慰、宣泄，并通过这种形式使其恢复到健康状态。比如我们在一天的辛苦劳作之后，到影院中去观赏一部惊心动魄的美国大片，到歌厅里去唱几首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曲，虽然没有什么强烈的精神波澜、深刻的灵魂触动，但总归是一种精神享受。所谓“终极关怀”，则是对人们生存意义的感悟、理解、追问，并通过这种形式使其获得一种精神的升华。比如我们在孤独、寂寞或遇到情感危机的时候去音乐厅欣赏一部交响乐，去歌剧院观看一部悲剧，虽然不见得开心、解闷儿，但常常会有一种心灵的触动、情感的慰藉。对于不同层次、不同状态、不同境遇中的欣赏者来说，这两种艺术各有其存在的理由。但是，就艺术自身的价值而言，后者显然要比前者更有意义。

（4）一部优秀的艺术品，哪怕是写平平常常的事物，也总能上升到“终极关怀”的高度加以理解。譬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年轻时写的那首五言律诗《赋得古原草送别》，从字面上看，通俗易懂，仿佛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但它之所以被人们千古传颂，自有其“终极关怀”的重要意义。那“一岁一枯荣”的生命历程，就像代代不息的人生一样，在宿命的轮回中不断燃起新的希望。一首40个汉字的短诗如此，一场戏剧、一部电影、一篇小说更是如此。古今中外凡是超越民族和地域从而具有永恒价值的艺术品，无不具有形而上的“终极关怀”。

（5）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古代的哲学本体论并不发达，宗教也并不占据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因此古人的“终极关怀”往往是通过审美活动加以实现的，这种“代偿功能”也正是中国古典艺术特别发达的原因所在。我们知道，文明的人类之所以陷入异化的痛苦，乃是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利刃斩断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原始纽带。因此作为治疗异化痛苦的古典艺术，最常用的方式是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断裂重新弥合起来，从而将短暂的现实人生与永恒的自然存在联系起来，将有限的个体生命与无限的族类生活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