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艺术当然不是哲学，而且在一般人看来艺术应该是哲学的反面。但艺术和哲学有一个不应忽略的相似之处，就是它们都不能吃不能穿，即没有功利的效用，可人类就产生了它们，而且文明程度越高，它们的地位也就越高。人在解决了温饱之后，就会追问宇宙和人生的意义，艺术、宗教和哲学是人类追索这类问题的途径。

（2）哲学不是艺术，却也能像艺术一样给人以美感，什么是哲学？康德把哲学分为“学院哲学”和“世界哲学”，前者是大学里教授们的所谓专业哲学，讲究逻辑判断和推理论证，讲究命题演绎和语词分析等等。而世界哲学则不然，它关心人生的意义和目的，关心人类的命运和世界的现在和未来。人活着意义何在？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就是基本的哲学问题。世界哲学所关心的问题，并一定要用哲学方式去追求，去探讨，用艺术的方式，同样可以去追求、去探讨。

（3）什么是艺术？艺术一词在西方语言中最初的意思是技艺。中国古代也有艺术一词，对艺术的理解也是技艺、技能。但是人们渐渐明白艺术和技艺不是一回事。艺术不可能是任何一种技艺，艺术家当然必须具备一定的专门化形式的技能和技巧，他获得这种技巧就和工匠一样，部分是通过个人经验，部分是通过分享他人经验。（  ）单凭由此获得的技巧并不会使一个人成为艺术家。（ ）一个技师可能造就，而一个艺术家却是天生的。对于艺术是什么的问题，很多人会回答艺术就是娱乐。今天，在艺术名下从事的绝大部分活动，其实就是娱乐。但艺术不是娱乐，娱乐只是艺术在某些时候产生的一种效能。艺术家们把艺术看作是他们思索世界和探索人生基本问题的途径。艺术是用诉述感情的方式来表达思想，同时又是有思想的表达感情，而思想就必然与哲学有关，如小说、影视作品等。

（4）哲学因艺术而可爱，艺术因哲学而伟大，一切伟大的艺术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它们以自己的方式体现了某种哲学思想。一切可爱的哲学之所以可爱，就是因为它们以自己的方式体现了某种艺术。

（5）因为哲学，艺术而变得伟大。这里说的哲学当然不是指任何一种特殊的哲学思想或体系，更不是指哲学活动，而是指哲学一般思考的那些基本问题。

（6）歌德说过，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就是他明确地意识到他自己的信念和思想，认识到自己，并且由此开始也深切地认识到别人的思想感情。艺术家往往比哲学家更有这种天赋。比如莎士比亚，他以非同寻常的能力洞察世界，说出自己内心深处的见解，并且让读者和他一起在更高的程度上比如莎士比亚。他以非同寻常的能力洞察世界，说出自己内心深处的见解，并且让读者和他一起在更高的程度上领悟世界。仔细观察莎士比亚的剧本，我们会发现，其中诉诸感性的行为要比表达精神的词句少得多。“生存还是死亡那是一个问题”“人们可以支配自己的命运，若我们受制于人， 那错不在命运而在我们自己。”以上的台词所表达的绝对是一个哲学问题。当然也是人生最根本的问题。哲学就是起源于人对世界和人生的永恒困惑。 我们通过莎士比亚剧本了解了生命真谛和生活意义， 却是在不知不觉中获得的。 人们总是说哲学家和世界精神结伴；莎士比亚也与世界精神结伴，他看透了这个世界。科波拉就要通过《现代启示录》来思考越南战争给人类提出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而不是仅仅拍一部以越南为背景的影片。我们这里说的不是抽象概念，而是艺术家对事物的理解。艺术作品的高下就取决于此，哲学是艺术的灵魂。

(7)作为创作主体的艺术家们是不可能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或多或少的在艺术作品中渗透着创作主体的世界观。而作品本身所发出的哲学讯号也成为评判、赏析作品的重要依据，在很多的时候，哲学思想的高低深浅直接体现出作品的优劣深浅。因为起码在接受主体即欣赏者来看，作者所要传达的思想才是作品本身的最终价值，对作者的哲学思想的领悟程度直接关系着对作品的解读，比如对《逍遥游》的解读必然需要就庄子的哲学思想有整体的把握和深刻的理解，才能真正领悟文章要表达的主旨。

至少还有记忆

刘瑜

最近，看了一部话剧《弗罗斯特》。该剧是对1977年一场电视访谈半写实、半虚构的舞台重构，访谈者是英国脱口秀主持人弗罗斯特，被访谈者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虽然当时水门事件已经过去了5年，尼克松也下台了3年，但是尼克松从来没有真正承认过错误。弗罗斯特雄心勃勃地想迫使尼克松在访谈中认错，而尼克松步步为营，将弗罗斯特咄咄逼人的提问转化为自我辩护，但最终还是“战败”了，在亿万电视观众面前出尽洋相，不得不缴械投降。

这个故事的主题，用最简洁的话说就是：不忘记，不原谅。

尼克松30年前的错误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在公众的记忆中消失，西方文化中公众对政治家过错“耿耿于怀”的态度令我感慨。虽然尼克松在世时就受到了政治的、舆论的惩罚，但他并没有因此得到救赎，几十年来人们从没有忘记向已经落入“井底”的他扔“石头”。要许多习惯领导特权的人来说，美国总统对竞选对手进行窃听，好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丑闻。但是美国社会没有这种“宽容”，支持率的自由落体、弹劾的压力、甚至入狱的威胁，迅速将尼克松抛入历史的垃圾堆。

“不忘记、不原谅”的表现，就是各类文化产品中反思主题反反复复的出现。拿水门事件来说，电影《尼克松》《迪克》《所有总统的人》都有对水门事件的再现和反思，电视片《辛普森》《X档案》《福图拉马》中也都有反映水门事件的剧情。当然，文化产业对政治错误最不依不饶的典型，还是越战的“文化工业”。且不说书籍、电视、歌曲、漫画等，就拿电影一项来说，作品就已经汗牛充栋，如奥利弗•斯通的越战三部曲。

可以看出，在人类天生的健忘倾向面前，文化产业主动承担了守护记忆、背负记忆、传载记忆的责任。面对权力社会可能手无寸铁，但是至少还有记忆。相比之下，中国有多少文艺作品在守护我们的集体记忆呢？“三年自然灾害”死亡成千上百万，我们有几部电影反映那些苦难？面对血流成河的土改、镇反、文革、四清，我们的奥利弗·斯通在哪里？在《大话西游》里？在《无极》和《遍城尽带黄金甲》里？权力固然封锁了记忆，但是社会本身、公众本身又有多少回忆的冲动、诉说的冲动、用历史的火炬去照亮未来的黑暗的冲动？

对于历史的伤痛，我们习惯于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何必揭历史的伤疤”；对于哪怕映射这一伤疤的文艺作品，我们涂抹着西方解构主义、荒诞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口红的嘴巴又说，“这种宏大叙事是多么的土气”。但是，如果对生命和痛苦的漠视可以体现在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里，它同样可以体现到我们对现实的态度里。事实上，当我们的文艺作品用五光十色的豁达、诗意、颓废、华丽、放荡、恶搞去包裹怯懦时，它正在体现到我们对现实的态度里。

当然，《弗罗斯特》这样的作品集中出现在这几年，绝非巧合。显然，这些作品的编剧导演都或多或少有影射当代政治尤其是伊战的意图。也许，历史的妙处正在于此：它不仅是关于过去的事件，还可以是关于现实和未来的寓言。

（选自《民主的细节》，有删改）

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

祝东力

尽管中国古代没有西方式的学科分类,因而也就不存在美学学科,但其处理感性领域以及感性与理性之关系的实践和方法却是极其丰富而又独特的,其核心内涵我们称之为“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

就中国古代艺术而言,其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对物质媒介的简省,其极端的情况就是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从诗词、水墨画到戏曲,其形式的平淡、简易甚至枯涩,与西方近代艺术对于物质媒介的高度依赖形成鲜明对照。西方艺术遵循了一条物质主义的路线,从古典主义艺术到巴洛克艺术再到今天的好莱坞大片,感官的盛宴已近于巅峰。相反,中国艺术则走了一条反物质主义的路线,其要旨在于通过平淡、简易甚至枯涩的形式完成对感性欲望和冲动的节制与升华,从而范导、提升这种感性力量,使它们成为情操、意志和人格的有力支撑,完成从美学向伦理学的过渡。可以说,这种对感性领域以及感性与理性之关系的应对方式,就是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

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社会中人的欲望、个性不断释放和张扬,到今天已接近极限;而中国美学精神得以形成的社会基础则在于:由于古代技术条件的限制,中国很早便面临人口规模与资源环境的结构性矛盾,因此对商品生产、消费和物欲自觉地采取了抑制和约束的政策。由此,也形成了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说到底,不同的美学精神反映的是不同的文明取向。

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的学术、文化如潮水一般涌入中国,但我们不能直接把“美”和“艺术”这两个西方美学的中心概念不加批判地移植过来,那样只能把中国美学变成西方美学的中文注释本。中国美学应具有一种普遍的真正的“美学”品质,也要具有内在的属于中国学术的质的规定性。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据国学而熔铸叔本华、康德、尼采等人的学说,把“境界”这一概念,从古典过渡到现代,由诗歌拓展到人生,经诗学而沟通哲学,从而使之最后告别传统诗话,提炼为现代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

宗白华通过对艺术作品的分析来寻找中国的美学特征。他不仅发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美的两大类型,即“错彩镂金”的美与“芙蓉出水”的美,而后者是中国古典艺术所追求的最高的美的境界;他还重新发现了中国传统艺术中的时空意识,由此对中国艺术意境作了精彩绝伦的阐发,揭示了中国艺术独特的意蕴、内涵和精神,找到真正的中国人的美感形态,由此建立中国人自己的美学理论体系。宗白华的美学研究,无疑具有一种典范的意义。

(选自《社会科学报》,有删改)

经学读本与教学方法的演变

张亚群

儒家通识教育，主要是通过经典学习和主体自觉实践而实现的。由此产生了源远流长的“经学”。作为训解、阐述儒家经典的学问，经学起源于子夏和荀子，并随着时代发展、教育变革而深化。两汉儒学处于独尊地位，“五经”、“七经”立于太学，“明经”“孝廉”也设为察举科目，在人才培养和选拔中起了特殊作用。隋唐而下，经学与科举结合，对儒家通识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产生重大影响。儒家经典从“九经”展到“十三经”，并形成“四书”。经学文本从多家注疏逐渐统一。学校教材和科举考试标准，从《五经正义》演变为《四书集注》；教育方法，从注重启发、自学转向考试技能的训练。

潘光旦认为，理学与科举的流弊是导致中国教育由主动变成被动、由启发变成训练的三个因素之一，他辨析“教”与“训”的差异：从字面上看，“训是有言之教，教是无言之教”：“训”与“教”是政治与教育的一个基本分别，“政治用得着训，而教育用不着训”。儒家讲教育的两大作品《论语》与《学记》里，根本找不到一个“训”字。“教”字也用得很省：分别只有7个和18个“教”字，并且与狭义的教育没有多大关系。相比之下，“学”字用得较多：《论语》里至少有56个“学”字，《学记》中有48个“学”字，甚至题目也用“学”字，而不称“教”。这种现象“绝”不是偶然的，而有深切的教育的意义的”。它说明，在儒家先贤的教育理念中，“自动的学重于被动的教”；“真正的教育，不但教别人能自动的学，更教自己作进一步的学的功夫”。

对比官学与早期书院在教学方法、管理方式等方面的差异，颇能反映科举制下教育方法的变化。宋代书院秉承儒家通识教育传统，十分重视境培养学生自觉能力。朱熹认为，学问靠自己积累，义理靠自己探索，为师者只是引路人，只负指导学生读书之责。他提出：“读书须有疑”，“疑者足以研期微”；“疑渐渐释，以至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如是学”。朱熹的教学形式灵活多样，包括升堂讲说，认真读书 、自行理会，互相切磋，质疑问难，优游山水之间，等等。朱熹门人后学将其概括为《朱子读书法》，包括“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已体察”、“居敬持志”六项。元代程端礼据此编著《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用以指导学童读书。

相比之下，官学教育主要以应试为目的，实行训诫教学方式。办学者只重视月课、季考，很少有实际繁体活动。明清时期，这种教育日趋明显，难以满足学者研习学问和培养人才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