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慈欣的短篇小说《诗云》，讲述了一个外星超级智慧生命体试图用“大数据”征服中国古典诗词的故事。小说想要表达的是，技术是反诗意的，对于依赖个体心灵和内在情感的诗歌来说，技术永远无法触及诗歌的本质。日前，《清华附小六年级学生用大数据分析苏轼》的报道又引发众人关注。这促使我们思考两个问题：将诗词作为“数据”进行检索研究是否合理？让小学生通过大数据分析进入诗词是否合适？

诗词与大数据能否相得益彰，要从二者各自的特质说起。无论从创作还是从赏析的角度，诗词都是一项主观性很强的艺术，正所谓各言其志，诗词中大多寄托着作者的情感体悟，而诗作的水准则由诗人的才性神思所决定。诗词中的意象和兴味往往只可意会，需要在读者和作者之间达成某种精神上的默契。

对诗词的欣赏研究，不能一味寻章摘句，因为一首诗词首先是一个有机整体，必须营造出自洽而完整的意境。然而，大数据分析是一个纯客观的方法，是对客观数据的碎片化处理：如对苏轼全部诗词进行分词研究，再从中分析出高频词，此时苏轼的诗词是以“数据”形式呈现的，仅仅是一个个语词的序列，而非气脉浑成、寄托深远的活泼的整体——这不啻为对诗词的解构。

不可否认，大数据在检索、统计、定位方面的高效便捷对研究工作确有帮助，但再先进的技术手段也不能代替对作品本身的体察涵泳，正如捷径无法代替苦功。对苏轼诗词中高频词的搜索定位，只能得出某些外在印象，无法细腻深刻地触及其内涵和意旨。

小学生应该接受怎样的诗词教育？事实上，我国古代一直有绵延不绝的“诗教”传统，古典诗词的关键功能在于涵养人的性情，使之归于温厚。正如钱穆所说，文学作品中包含了作家的全部人格，它对读者的劝诫安慰如朋友兄弟般亲切。伟大的诗人修辞立其诚，吐露真性情，读者阅读其诗，不仅会为其真情感动，也很容易为其人格及人生境界感动，而心向往之。小学生使用大数据固然有助于培养科学精神和逻辑思维能力，但这与诗词的教育旨趣相异。拿苏轼诗词来说，让孩子们将其看作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艺术作品，从具体作品中感受苏轼的悲欢离合、开朗豁达与家国情怀，并进一步培养起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感知力和理解力，不是比作为大数据视野下的客观对象而得出粗浅认知，要更有意义吗？

《庄子·天地》篇激烈地拒斥技术，认为技术的滥用会导致心灵的遮蔽。那么小学生使用大数据，有没有技术的“滥用”之嫌？这个问题姑置不论，重要的是，孩子们的蓬勃诗心不要就此被遮蔽。

（摘编自文汇网）

作为中国古代小说创作高原上的高峰，《红楼梦》让曹雪芹“大名垂宇宙”，令后世无数文人“望峰息心”。付梓二百多年来，《红楼梦》不仅滋养着十多代国人的精神世界，也在器物层面实实在在地彰显着它非凡的魅力。

最近的一个例证，就是新奥集团携手王潮歌导演，宣布将在河北廊坊建成国内规模最大的戏剧演出群落——“只有红楼梦”。此前，以红楼梦为主题的建筑群落已有不少，北京和上海各有一座大观园，河北正定有荣国府，南京有江宁织造博物馆。在数座城市都可以觅见芳踪，这种情况在其他古典文学名著身上很少看见。为什么是《红楼梦》？也许，只有红楼故事最让国人耳熟能详，只有红楼文化能最大程度唤起人们心中的传统文化情结。

据说，北京的“中华老字号”稻香村，就得名于《红楼梦》。说起与《红楼梦》有关的建筑，则更是难以尽数。北京大观园原址为明清两朝皇家菜园，始建于1984年，是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的影视基地。而位于北京市植物园内的曹雪芹纪念馆，则是中国第一家以曹雪芹、《红楼梦》为主题的历史文化名人博物馆，占地3000平方米，系统展示了曹雪芹生活、著书的场景。

河北正定的荣国府，是由古建专家、红学专家杨乃济先生设计的。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在这里拍摄了近两个月，“元妃省亲”等场景就是在这里取景的。

目光移到南方，与北京大观园明显不同，上海大观园利用江南水乡特点，在园中布置了大面积人工湖泊，形成山重水复、流水人家的江南园林风光。

与上海同样位于长江下游的南京，旧称金陵，更是少不了红楼文化的标记。南京的江宁织造博物馆，既涉及江宁织造府的历史，还展示了《红楼梦》和曹雪芹家族的兴衰史。

南京地铁3号线有个很文艺的名字——“红楼专线”，有六节车厢展示了《红楼梦》中六大经典场景。薛宝钗的居所蘅芜苑、贾宝玉的住所怡红院……成了这六节车厢的名片。每节车厢的拉手上，都印有这六个地名标识。

红楼文化在今日的繁荣，也体现了中国人日渐增强的文化自信。在迪士尼等西方文化流行的当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自处、如何向世界展示中国智慧，都是需要当代人做出解答的问题。

《红楼梦》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

（摘编自鹿鼎公《只有（红楼梦）》）

“天”之用作神祇义，在周初史料中已相当普遍。据顾立雅统计，《周易》中有八次；《诗经》中有一百零四次作天神意，而“帝”或“上帝”只有四十三次。《尚书》的“周诰”十二篇中，“天”为神祇义，出现了一百一十六次，而“帝”或“上帝”只出现二十五次。顾立雅选用的金文中，天凡见九十次，“帝”或“上帝”只见四次。金文中“天”字，大部分（七十七次）用于天子一词中，三次为皇天君或天君。纯作“天神”之义者仍四倍于“帝”出现的次数。

由自然的天发展出的“天神”，其性质当然不能与祖宗神的“帝”相同。脱开祖宗神型的“天帝”，以其照临四方的特性，如前文所引《诗经》诸例，是公正不偏的裁判 者，决定地上的统治者中孰当承受天命。傅斯年在《性命古训辨证》中，举《周诰》《大雅》的“天命 靡常”观，称之为人道主义的黎明。《周诰》之可信诸篇，发挥商丧天命，周受命之说甚详，反反复复不外说明商先王何以保天命而商后王又何故失天命，以及文王何以又集大命于其身。 一方面 告诫殷遗，一方面勉励周人，使知创业艰难，守成也须兢兢业业。《酒诰》则更由夏、殷交替为例， 引申出天命惟在民命的历史法则。 傅斯年以为周人倒并不只以天命为宣传，而对自己子孙及百 姓也谆谆告诫，要他们明白一切固保天命的方案，皆在人事之中。傅斯年归纳《周诰》理论，“凡求固守天命者，在敬，在明明德，在保人民，在慎刑，在勤治，在毋忘前人艰难，在有贤辅，在远佞人，在秉遗训，在察有司；毋康逸，毋酣于酒，事事托命于天，而无一事舍人事而言天，祈天永命，而以 为惟德之用”。

这一人道主义的萌芽，一方面肯定了“天”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肯定了“人事”的作用。从此以下，中国的朝代更易，必须引征天命。然而，“天不可信，我惟宁王之德延。”（《尚书》）“人无于水鉴，当于民鉴。”（《酒诰》）则又将天命归结为人主自己的道德及人民的支持程度了。 这是中国天命与民意结合的开始，迥异欧洲中世纪时王权来自神意的观念。

这一思想上的大革命，当可称为中国文化演变中一个极重要的事件，不仅安定了当时，而且 为后世儒家政治哲学开了先河，为中国的政治权威设下了民意人心的规制与约束。

（摘编自许倬云《周人克商：中国”天命”与民意结合的开始》，有删改。）

①就中国的文化源头而言，无论是孔、孟，还是佛、老、墨翟、申、韩，孜孜汲汲，惕励忧勤，无不以济世安民为己任，怀抱一种死而后已的念头。自庄子、列子之后，继之以巢父、许由，乃至西晋的王衍之辈，倡导洁身自好，愿做山林高人、达士，隐士之风骤然而起。两者之分，其根本在于“人”“我”之别：孔、孟认得“人”字真，身心性命只是为了天下国家；而庄、列则认得“我”字真，视天地万物只是成就自己。

②事实确乎如此。在儒家学者中，孔、孟到处周游，辙环天下，孔子弟子亦不免事奉季氏。究其原因，固然因为事势不得不然，舍此无以自活；但更重要的因素，还是因为孔、孟怀抱起死回生之力，而天下又有垂死欲生之民，所以遍行天下，希望藉此行道。

③那么，士人为何必须出仕做官？从原始儒家的观点来看，显然是为了达臻兼善天下的公共理想。担任官职是士人维持小农生存、实践其公共理念的必要媒介。即使是史书中所广泛记载的隐士、逸民，尽管他们远离官场，然此类隐居行为之所以被不断强调，还是因为他们原本就怀抱一种被君主征召入仕的期待。

④就原始儒家的理想而言，士人积极入仕体现为一种对国家体系的依附。当然，这种依附性尚不足以证明士人阶级的存在完全是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儒家的忧乐观足以证明士人阶级原本怀抱一种“孔颜之乐”的理想情操。“孔颜之乐”自宋儒周敦颐提出之后，已经成为宋明理学的核心理念。所谓“孔颜之乐”，就是孔子“疏食饮水”，乐在其中；颜子身处陋巷，箪食瓢饮，不改其乐。究其本义，并非是说孔子以“疏食饮水”为乐，而是孔子将“不义而富贵”，视之轻如浮云。至于颜子之乐，则是倡导身处陋巷，不失自己的本心，即使身处富贵，仍能坚持自己的节操。儒家又有“仁者不忧”之说。所谓“不忧”，就是不忧于未来，是一种不对个人未来祸害加以担心的境界。至于万民之忧，却被儒家一直系挂心头。为此，儒家士人也就有了“居朝廷则忧其民，处江湖则忧其君”之论。

⑤随着士大夫社会的确立，士人出仕的公共理想开始发生异化，也就是从做官为了“养民”“爱民”，进而异化为做官为了追逐个人的一己私利。于是，士人对国家体系的依附，也从高尚的淑世理想，转而变成单纯追逐利益的寄生官僚意识。随之而来者，则是官员为官意识、习气的三大转变：一是从“养德”转变为“养态”，士大夫不再为可怒、可行之事而显现出刚正、果毅的德容，而是追求宽厚浑涵，不再任事敢言、忧国济时的俗状；二是从“策名委质”转变为“营营于富贵身家”，士大夫不再为了任天下国家之事而不顾个人的安危得失，而是营营于富贵身家，将社稷苍生委质于自己，不再认真做事；三是“功名”观念的转变，也就是从做官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转乾旋坤，继往开来，转而变为追求富贵。

（选自《中国官本位意识的历史成因》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