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是中国最为古老的一部经典哲学著作。历史的考察表明，无论是老庄的道家思想还是孔孟的儒家思想，抑或其他有代表性的中国古典思想，都无不受到《易经》思想的深刻影响。这样看来，《易经》就成为中华古典文化的主要源头之一。

认真研读《易经》原著，我们发现，《易经》从某种程度上说乃是中华民族千百万年生活经验和思想智慧的高度概括。从历史的另一个层面我们还观察到，中国历史上很多帝王将相和杰出人物都精通《易经》文化，其中周文王、孔丘、孙武、诸葛亮、刘伯温、朱熹、王守仁等都是著名的《易经》大师。易者，变也。变化、变通是《易经》思想的核心理念。《易经》思想跟其他出自于它的一切思想的显著区别在于它是直接面向现实人生和与现实人生相关的天地万物的，它所揭示的乃是人性与宇宙万物的普遍规律，即“人之道”和“天之道”。但这种道不是形而上的抽象之道，而是人性的变通之道、自然的变化之道、社会的运行之道、历史的演变之道，闪烁着素朴的科学和理性精神。正因为这一点，很多《易经》大师们将其活学活用于政治、军事、文化或现实人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如孙武吸取《易经》思想不仅创建了在哲学思想上一脉相承的兵法，而且在实战中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很多精通《易经》思想的人都能在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中保持一颗相对和谐安宁的心灵，真正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另一些文化巨匠如苏轼、杨万里、周敦颐等结合自己的现实人生来把握《易经》的精髓，写出了闪烁着人性智慧的不朽诗篇，写出了历久弥新的人生况味。因此，我们认为《易经》本质上是一种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它不拔高人性，也不贬低人性，正因为如此，《易经》蕴藏着丰富深刻的人生智慧。

在科学技术有了巨大发展、人工智能驾驭后高碳社会的今天，《易经》中丰富深奥的人文思想和辩证思想依然给我们以价值和意义。甚至可以说，这些思想从某种程度上恰恰可以作为医治为高度发达的物质世界、技术世界和高碳文化所异化、损伤的心灵的灵丹妙药。这是因为，第一，《易经》思想不是一种严重脱离人生的不切实际的刻板伦理道德，后者的理想主义色彩使得它很难内化为一种自觉自愿的现实行动。它直接通达人性的深处，并为无助、失衡、焦虑、彷徨的人性提供最理性的、最实用的解决方案，从而最大限度地解除人性的烦恼和困局，有助于实现积极、健康、和谐的人生。第二，《易经》思想也不是一种消极遁世无所作为的思想，后者是道家思想的精髓，这种道家思想尽管听起来美妙悦耳，但人无法生活在没有任何烦恼的真空世界，必须随时面对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除非生命结束。《易经》所强调的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强调的是得与失的平衡，强调的是积极进取和退让有致，因此，是对盲动的、复杂的人性规律的洞见。既然《易经》思想本身就具有塑造低碳心灵的现实作用，或者说其本身就是一种低碳性质的人生哲学，那么将其作为后高碳社会中低碳艺术文化建设中的一种重要的内生性文化资源就具备了最大的合理性。

(节选自马立新《<易经>哲学与当代低碳文化建设》)

莎士比亚戏剧开始时因其过于“通俗”并没有得到戏剧界的认可，并因其过于“通俗”而被当时的专业戏剧创作者排挤、轻视。不过，大众剧场为其带来了无尚荣耀，之后的岁月，莎士比亚戏剧不仅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经久不衰地演绎，同时也成为戏剧艺术家的必修课，被高高供于戏剧史乃至文学史的神坛之上。这个过程，给我们带来重要的启示：群众文化也能诞生经典；贴近群众的“俗”的艺术，更能经得起历史检验；群众文化是文学艺术发展的重要契机。

莎士比亚从一开始就以大众剧场的所有观众为对象，主题包含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台词对白更是取材于群众，大量运用民谚俚语，插科打诨。这与华丽的字句一起，构成奇妙的审美效果，并进入现代英语的血液，成为英语文化的一部分。

莎士此亚起于“草根”阶层，却广泛受到各个层次观众的热烈追捧，并经历了历史和国界的检验。由“草根”而入“庙堂”的，古今中外，不独莎翁一例。宋代词人柳永，曾因“倚红偎翠”“浅斟低唱”入不得店堂，但谁也否认不了“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事实，“杨柳岸，晓风残月”成为流传千年的经典，他无可厚非地重回并永居庙堂之上。

早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就分出了贵族派和平民派两种力量。责族派只为少数贵族服务，虽然在诗歌和法语的发展上做出了卓越贡献，却远没有平民派作家拉伯雷的名气。后者因为用民间语言写出了现实主义关注人性的通俗作品并广泛传播，而在文艺复兴的史册上声名赫赫。不论在当时还是后世，“俗”的文化都战胜了以“雅”为出发点的艺术。平民派的“俗”，本质是以人为本，文艺复兴的起源就是挑战教会思想文化的统治，回归最普通大众的人性，因此莎士比亚才能成为英国文艺复兴的伟大代表。

乔伊斯是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的《尤利画斯》，被誉为20世纪100部最佳英文小说之首，但其情节的复杂性，意识流手法的晦涩性，致使能够阅读这本小说的人寥寥无几。西方现代主义兴起以来，大量文艺家刻意制造陌生化的效果，为作品打上了所谓的“精英”烙印。这种风潮在中国的表现也非常突出，这不应是大多数文艺家长期的艺术追求。专业文学艺术创作往往会在巅峰处走向低谷，失去创作的激情和创新的灵感，而群众文化却更可能推动文学艺术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专业文艺创作者必须正视群众文化的发展，这是应有的正确态度。近年来，不少作家做出了很多尝试，将视角放在普通大众身上，叙写小人物，细描日常生活状态与个体微妙的心理情绪。不过如果是居高临下用专业和高雅的身份去恣意想象和构建群众，不会有群众真正想要的表达。现在群众创造、欣赏、提升文学的水平不断增长，如何正确面对群众文化的兴起和蓬勃发展，在群众文化的土壤上更好地孕育和繁荣专业文学艺术，已是专业文学艺术家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廖文《莎士比亚戏剧：由“俗”到雅的启示》）

论书法表现形式与诗文意境

如简易地给书法艺术下一个定义的话，可以说书法是写字的艺术。如从美学或者艺术哲学的高度来论的话，“书法是以汉字为素材，以线条及其构成运动为形式，表现性灵境界和体现审美理想的抽象艺术”。因为书法是以汉字为素材进行创作的，故不写字不能称其为“书法”。再者书法是以线条运动为表现形式，也就是说，书法必须是讲究技巧的，由技成能，胡乱涂抹无以称“法”。这两点体现着书法艺术的本体规定性。表现性灵境界和体现审美理想，即是书法艺术所具有的这种意境创造能力。

书法的艺术表现是通过写字来实现的，写字又必然有其文字的内容，因此，文字内容在书法创作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书法文字内容的精神内质和意境，应与书家的个性气质相适应，才能够创造出优秀的书法作品。

书法艺术再创造绝非易事，应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通会，化度进去。我们常说，艺术品首先感动作者自己，然后才能够感动他人，而使自己被感动的这种感染力，应当来自你所写文字内容。这里，选择什么样的文字内容来作为你书法创造的素材，是很重要的。读懂文字内容，被其文字意境所打动，引起精神上、情感上的共振，从而激发起书家的创作激情，提笔作书便成为主动的、积极的行为，思想情绪、精神状态高度兴奋，此时，才情流注笔端，从而产生意想不到的精神之作。这就是说，在书法对诗文的艺术再创造过程中，文字内容的意境与书法艺术表现的意境必须合一。

二是裁取率由，我塑我境。当然，对文学底本的审美，本就有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别。读者对原作的思路情绪的体认，先天就存在着差异。要旨在于以我为主，把对文学作品的意境体认，裁剪为我们的意境，用我们的笔墨，营造书法意境。

意境的再造，要依附物质、技巧条件，才能物化现实。只有将字体、书体、用笔、用墨、谋篇布局诸因素配置得当，才能出现形式各异的笔墨意境。况且，意境有着类型意义。比如，写婉约派词文如采用颜楷，浓重墨，怕摧残纤巧。写李白诗，若用欧楷缮写，形同谪仙被缚。总之，书法只有开展，衍化了诗文的意境，才能实现它自身。因为书法的目的，不是为了表现书法自身，而是表现人自身，表现与诗文相接近而有关联的另一番意义，也即为意境。

选取何种文学底本，当然悉听尊便。但是剧作家不是对什么文学底本都愿意编的。画家也不可能将什么诗词都入画。对文学作品进行书法再创造，无非是借陶家酒浇胸中块垒，乘米家船品江上霁月。性情如此，自家意境才有可能开发出来。

总之，书法创作的表现形式必须与诗文意境相共美，才能创作出书法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