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① 就中国的文化源头而言，无论是孔、孟，还是佛、老、墨翟、申、韩，孜孜汲汲，惕励忧勤，无不以济世安民为己任，怀抱一种死而后已的念头。自庄子、列子之后，继之以巢父、许由，乃至西晋的王衍之辈，倡导洁身自好，愿做山林高人、达士，隐士之风骤然而起。两者之分，其根本在于“人”“我”之别： 孔、孟认得“人”字真，身心性命只是为了天下国家；而庄、列则认得“我”字真，视天地万物只是成就自己。
② 事实确乎如此。在儒家学者中，孔、孟到处周游，辙环天下，孔子弟子亦不免事奉季氏。究其原因，固然因为事势不得不然，舍此无以自活；但更重要的因素，还是因为孔、孟怀抱起死回生之力，而天下又有垂死欲生之民，所以遍行天下，希望藉此行道。
③ 那么，士人为何必须出仕做官？从原始儒家的观点来看，显然是为了达臻兼善天下的公共理想。担任官职是士人维持小农生存、实践其公共理念的必要媒介。即使是史书中所广泛记载的隐士、逸民，尽管他们远离官场，然此类隐居行为之所以被不断强调，还是因为他们原本就怀抱一种被君主征召入仕的期待。
④ 就原始儒家的理想而言，士人积极入仕体现为一种对国家体系的依附。当然，这种依附性尚不足以证明士人阶级的存在完全是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儒家的忧乐观足以证明士人阶级原本怀抱一种“孔颜之乐”的理想情操。“孔颜之乐”自宋儒周敦颐提出之后，已经成为宋明理学的核心理念。所谓孔颜之乐，就是孔子“疏食饮水”，乐在其中；颜子身处陋巷，箪食瓢饮，不改其乐。究其本义，并非是说孔子以“疏食饮水”为乐，而是孔子将“不义而富贵”，视之轻如浮云。至于颜子之乐，则是倡导身处陋巷，不失自己的本心，即使身处富贵，仍能坚持自己的节操。儒家又有“仁者不忧”之说。所谓“不忧”，就是不忧于未来，是一种不对个人未来祸害加以担心的境界。至于万民之忧，却被儒家一直系挂心头。为此，儒家士人也就有了“居朝廷则忧其民，处江湖则忧其君”之论。
⑤ 随着士大夫社会的确立，士人出仕的公共理想开始发生异化，也就是从做官为了“养民”“爱民”，进而异化为做官为了追逐个人的一己私利。于是，士人对国家体系的依附，也从高尚的淑世理想，转而变成单纯追逐利益的寄生官僚意识。随之而来者，则是官员为官意识、习气的三大转变：一是从“养德”转变为“养态”，士大夫不再为可怒、可行之事而显现出刚正、果毅的德容，而是追求宽厚浑涵，不再任事敢言、忧国济时的俗状；二是从“策名委质”转变为“营营于富贵身家”，士大夫不再为了任天下国家之事而不顾个人的安危得失，而是营营于富贵身家，将社稷苍生委质于自己，不再认真做事；三是“功名”观念的转变，也就是从做官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转乾旋坤，继往开来，转而变为追求富贵。

   （选自《中国官本位意识的历史成因》，2014年11期《新华文摘》，有删改）

【小题1】对“士人出仕的公共理想”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按照原始儒家的观点，其核心内容是兼善天下。

B．是原始儒家的理想，外在表现为依附国家体系。

C．是原始儒家追求的忧乐观，即怀抱“孔颜之乐”。

D．后期发生了异化，出仕的目的转向了个人私利。

【小题2】下列对原文思路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①②段从中国文化源头说起，通过分析仕与隐的不同明确本文的讨论重点，即为何有人“居朝廷”有人“处江湖”。

B．第③段承上启下，分析“士人必须出仕做官”的原因，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任职是士人实践公共理念的必要媒介。

C．第④段进一步阐述士人出仕做官体现为对国家体系的依附，强调士人阶级的这种依附主要不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

D．第⑤段着重剖析士人出仕的公共理想异化的情况，即做官目的、依附国家体系的性质、为官意识与习气等的转变。

【小题3】下列对原文中作者观点的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A．仕与隐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服务天下百姓，后者是为了成就自我。

B．随着士大夫社会的确立，士人对国家体系的依附开始异化并逐渐衰退。

C．儒家的忧乐观既包括“孔颜之乐”又含万民之忧，主要是为兼济天下。

D．为了维持小农生存、实践其公共理念，积极入仕成为士人的必然选择。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1）“愤怒出诗人”，这是西方流传的一句名言。它从创作的心理角度谈到了诗人往往诞生于愤怒，诗作往往是人的愤怒情感的发泄。这句话在我国古代的《诗经》中也能找到它，《诗经》中的无名氏已在吟唱：“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君子作歌，维以告良”“心之忧，故歌且谣”。尽管“忧”和“愤怒”在情感的强度上有别，但如与欢愉、和平、宁静的心理相比，毕竟还是可以把它归为一类，即属于创作性的经历和情绪。这可以说是古文人“发愤著书”说的先声。
（2）司马迁在他的《报任安书》中自道感叹：圣贤的写作“皆意有所郁积”的缘故，所以是“发愤之所为作”。于是，“发愤著书”就作为一个极有影响的创作心理不断地为世人所发挥、发展。后汉何林《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中写道：“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怨恨是歌的原因，歌可以解除或至少可以减轻人们胸中的怨恨。在“相从而歌”的热闹场面中，我们仿佛可以感受到歌者心中的不平和怨恨随歌声消散了、飘逝了。
（3）白居易曾说：“予历览古今歌诗，自《风》《骚》之后，苏、李以还，须及鲍、谢之徒，迄于李、杜辈，其间词人，闻知者累百，诗章流传者巨万。观其所自，多困谗冤遣逐，征戍行旅，冻馁病老，存殁别离，情发于中，文形于外，故愤忧怨伤之作，通计古今，计八九焉。世所谓文士多数奇，诗人尤命薄，于斯见矣。”“情发于中”，故“文形于外”，诗人又多是薄命之人，所以才有那么多的作品流传于世。陆游说：“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然，无诗矣。”
（4）“发愤著书”之说在《读唐人愁诗戏作》中也鲜明地体现了出来，其中有两句这样的诗：“清愁自是诗中料，向使无愁可得诗？”也就是说，无愁便无诗，因此，愁是诗的好材料，是诗的熔炉。明代的王慎中在他的《碧梧轩集序》中写道：“不得志于世，而寄于诗，以宣其怨忿而道其不平之思，盖多有其人矣”；清代的尤侗又在《叶九来乐府序》中写道：“古之人，不得志时，往往发为诗歌，以鸣其不平”。如此等等，把苦闷、忧愤的创伤体验表现于诗歌，也许这样他们已或明或暗地、或自觉或不自觉地判处了欢乐情感的死刑。
（5）而“发愤著书”之说则又是韩愈的“不平则鸣”之说，他在《送孟东野序》中写道：“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绕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音其皆有弗平者乎！”这里韩愈把不平的内心体验当作诸如草木河水、金石之鸣要以风、以敲击作为激发媒介一样，诗作也要以痛苦不平作为激发媒介。
（6）“发愤著书”说在中国文论史上一直广为流传，为什么苦闷不平的创伤性经历比欢愉畅达等情感更能成为文人们的创作材料呢？原因是古代文人都是从社会学的角度，从个人仕途升沉的角度来表现自己的内在情感世界。所以，今天的我们要从中国古代文论中走出，作更深入的探研，也就是苦闷与创作的关系。
【小题1】对“发愤著书”的解说不够准确的一项是（ ）

A．创作往往就是人的愤怒情感的发泄，《诗经》就是我国古代文人的“发愤著书”说的先声。

B．“发愤著书”是一种创作心理，往往跟怨愤情绪有一定联系，但作品不一定都要抒发怨愤之情。

C．“发愤著书”是因为可以解除或至少可以减轻作者胸中的怨恨，读者也仿佛可以从作品中感受出来。

D．中国古代文人大都从个人仕途升沉的角度来表现自己的内在情感世界，所以“发愤著书”能为世人所发挥、发展。

【小题2】下列说法不能够用来说明“发愤著书”原因的一项（ ）

A．“其间词人，闻知者累百，诗章流传者巨万”，有那么多的作品流传于世，如果不是古代文人“发愤著书”是不可想象的。

B．“清愁自是诗中料，向使无愁可得诗？”愁是诗的好材料，是诗的熔炉。

C．“不得志于世，而寄于诗”，就是当人有了苦闷、忧愤的创伤体验，就要借助诗歌表达出来。

D．“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这里的“有思”“有怀”就是激发创作的媒介。

【小题3】请用一句话概括这篇文章的内容。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各题。

说 “忍”

陈子展

①孔子说过“小不忍刺乱大谋”的话，这话本来不错。因为他只教人忍小事，当然权衡轻重，以成就大计划,忍耐小事件为是。倘若对方要使你的大计划弄不成，那就不是小亊,只要你还有做人的血性，一定忍无可忍了。比如他看见鲁国当权的季氏在家里擅用只有天子可用的八佾 乐舞，就气愤愤地说：“是可忍,孰不可忍?”

②五代的冯道以孔子自比，他忍性的修养工夫，似乎要比孔子进步。相传他做宰相的时候，有人在街上牵着一匹脸上挂着一块写有“冯道”二字布的驴子，这分明是在取笑他了，他看见了也不理。

③俗语道：“宰相肚里好撑船。”唐朝有一个叫做娄师德的宰相，就留下了唾面自干的故事，活活描出了为着做官，不惜忍受一切耻辱的心理。

④明朝大儒白 沙先生有一篇忍字箴道：“不乱大谋，乃其有济。如不能忍，倾败立至！ ”他要学张公艺百忍，可惜他不曾做得宰相以忍治国，他只能学张公艺以忍治家。从家到国，都离不了一个忍字，中国民族算是世界上最能忍耐的伟大民族了。

⑤这个忍字，真可算得咱们唯一无二的国粹。忍的哲学，道家发明最早，老子的不争主义，就在于能忍。自从佛家的哲学传到中国，老子的哲学又得一个帮手。相传释迦行禅，在一棵树下兀坐不动。有鸟飞来，把他看做木头，就在他的发髻里生蛋。等他禅觉，才知脑袋顶上有了鸟蛋。于是再行入定，直到鸟蛋已生鸟儿飞去，他才起身。此故事虽未必为真，可是佛家忍性的工夫，实在比道家高了许多。

⑥六朝道家佛家的思想最有势力，恰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民族最倒霉。宋朝虽说好像是儒家思想最占势力，其实一般道学家戴着儒家帽子，却穿了佛家道家的里衣，这一时期中国民族也最倒霉。明朝道学号为中兴，而儒家贩的还是佛道两家的货色，即消极的哲学，懒惰的哲学，不求长进的哲学，中国民族又倒霉三百年。我虽然不一定要把两千年来受异族侵略倒霉的责任，通通推在道家佛家乃至号为儒家的道学家身上，但这三派思想浸透中国民族的血液，三派所最注重的忍性修养工夫做得愈精进，愈深湛，就愈成为牢不可破的民族性。因此这个在世界上最会忍耐一切的伟大民族，也就愈成为最适于被侮辱被侵略的民族了。

⑦记得清儒张培仁说：“忍之一字，天下之通宝也。如与人相辩是非，这其间著个忍字，省了多少口舌。凡世间种种有为，才起念头，便惺然着忍，则省事多矣。”

⑧但忍中有真丹，又是和之一字。以和运忍，如刀割水无伤。和者，众人以为狂风骤雨，我则以为春风和气；众人以为怒涛，我则以为平地。这也像是说忍耐与和平两者有不可分离的关系。难怪中国民族是这个世界上最会忍耐一切的伟大民族，同时又是这个世界上最爱和平的伟大民族。

（原载于《太白》杂志，有删改）

【小题1】文章第①段中列举孔子反对季氏擅用八佾乐舞的例子，有何作用？
【小题2】分析文章论证层次。
【小题3】文章论述了“忍”的哪些影响？请简要概括。

（题文）阅读下面材料，完成后面练习。
材料一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全书中性格最丰富、最复杂的一个人物，也是一个塑造得极为成功的艺术典型。
苏轼的《东坡志林》有这样一条记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这说明至少从北宋起，在“说三国事”中已经形成“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并引起大众共鸣。
罗贯中顺应大众的心理，继承了这种基本倾向；同时又超越以往的通俗文艺，尊重历史，博采史料，塑造了一个高度个性化的、有血有肉的“奸雄”曹操。罗贯中以大开大阖的笔触，艺术化地展现了曹操在汉末群雄中脱颖而出，逐步战胜众多对手的豪迈历程，又不时地揭露曹操奸诈的作风、残忍的性情。而在曹操与刘备、诸葛亮的对比中，则更多地鞭笞和嘲笑其恶德劣行。这样的曹操形象，以历史真实为基础，达到了高度的艺术真实。
在除灭董卓之乱的斗争中，曹操的性格第一次得到了全面的展现。当董卓擅行废立，残杀大臣，甚至悍然害死何太后和汉少帝，随意屠戮百姓时，众大臣惶恐无计，只能聚在一起掩面而哭；曹操却与众不同，反而“抚掌大笑”，曰：“吾非笑别事，笑众位无一计杀董卓耳。操虽不才，愿即断董卓头，悬之都门，以谢天下。”这气魄，这胆略，众大臣只能自愧不如。
当董卓的猛将华雄击败孙坚，并连斩联军几员大将，众诸侯“皆失色”时，关羽自告奋勇愿斩华雄，袁绍、袁术都以位取人，瞧不起关羽，曹操却积极支持关羽出战。关羽一举斩了华雄，袁术仍欲以势压人，曹操却说：“得功者赏，何计贵贱乎?”两相对照，曹操的慧眼识人可谓鹤唳鸡群。
当然，罗贯中也不断揭露着曹操丑恶的一面。为报父仇而攻打徐州，竟下令“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戮”；对于忠于汉室，反对自己的大臣，毫不留情地挥起屠刀；甚至辅佐他最得力的首席谋士荀彧，仅仅因为不赞成他封魏公，便被逼服毒而亡；至于“借头欺众”“梦中杀人”等阴谋诡计，更是花样百出，令人怵目惊心。毛宗岗称他为 “奸绝”，实在并不过分。
这一连串情节，大起大落，一波三折，表现了曹操性格的各个侧面。是的，曹操就是这样的典型：机智与奸诈杂糅，豪爽与残忍并存；时而厚遇英雄，时而摧残人才；杀人时心如铁石，杀人后又常常挤出几滴懊悔的眼泪；昨天蛮横无理地杀人，今天又假惺惺地予以厚葬。这种翻云覆雨的手段，充分表现了曹操惊人的权术：做了亏心事却从不认错，企图以“厚葬”来抹掉自己手上的血迹，在自欺欺人中求得心灵的平静。
可以说，《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不仅是历史人物曹操基本特征的艺术演绎，而且集中涵盖了千百个封建统治者的复杂品性，因而具有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历史真实性。在中国文学史上，很难找到像曹操这样集真伪、善恶、美丑为一体的封建政治家形象，这样的“圆的人物”，他完全可以称得上世界名著之林的艺术典型，具有永恒的审美意义。
（取材于沈伯俊《再论曹操形象》）
【小题1】（小题1）“材料一”中出现的下列词语，音形义都有错误的一项是

A．颦蹙（cù）阴谋诡计大开大阖：形容文思跌荡，十分放得开。

B．蛮横（héng）屠戮百姓脱颖而出：比喻本领全部显露出来。

C．擅行（shàn）惶恐无计怵目惊心：看见某种严重情况，心里感到震惊。

D．鞭笞（chì）鹤唳鸡群翻云覆雨：形容本领很大。

【小题2】（小题2）（小题2）对于“材料一”第三段说的“历史真实”，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三国演义》在塑造曹操形象时“尊重历史，博采史料”

B．《三国演义》顺应了广大民众“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

C．《三国演义》既表现了曹操英武豪迈，又揭露其奸诈残忍

D．《三国演义》并没有刻意地去掩饰曹操的诸多恶德劣行

【小题3】（小题3）（小题3）“材料一”说曹操是“圆的人物”，请结合“材料一”，解释何谓“圆的人物”。
材料二
《三国演义》作为一部世代累积型作品，其“拥刘反曹”思想倾向有着深远、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思想文化渊源。
三国之后，历代史家和统治者从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出发采取了“拥刘”或“拥曹”的不同态度。但实质上，这种“拥刘”与“拥曹”之争不过是封建正统观念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表现而已。
曹操的儿子曹丕逼汉献帝下台，建立曹魏王朝后，继起的司马氏集团如法炮制，经过一系列的宫廷政变，逐步削弱曹魏势力，最后推翻曹魏统治，建立了西晋王朝。因为司马集团是以同样的方式获得政权的，所以它必须奉曹魏为正统，将自己定格为曹魏的继承者，故陈寿的《三国志》将曹魏树为正统。东晋是一个偏安的政权，情况有点类似于蜀汉，于是，习凿齿的《汉晋春秋》提出，蜀汉才是正统。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做了皇帝，不是正常的政权过渡，所以欧阳修在《正统论》中，认为曹魏是正统。南宋偏安，又有点类似固守四川的蜀汉，于是朱熹提出蜀汉是正统。明清的统治者，在理论上无法接受这种权臣架空、威逼皇帝并取而代之的模式，于是在经历了数百年的争论以后，终于将曹操和司马懿父子归入篡逆的奸臣。永乐年间的《春秋大全》，更是正式地将曹操归入“乱臣贼子”行列。
而民间，从两晋南北朝开始，“拥刘反曹”倾向就日趋鲜明。尤其宋元时期，民族矛盾尖锐，因此，偏处西南一隅的蜀汉被当作汉族政权的象征，而盘踞中原的曹魏则被视为汉族政权的篡夺者。同时，民间的“拥刘反曹”情结还反映了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人民在困苦的生活境遇中对明君贤相的渴望。宋元时期，社会民众饱受压迫摧残。他们无力改变现实，于是将对生活的理想寄托在掌握国家政权的国君和文臣武将身上。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蜀汉君臣的贤明、仁义正好符合民众渴望明君贤相的理想，而曹操的奸诈、残忍正是他们所厌恶和恐惧的。于是，蜀汉君臣成为民间理想君臣的代名词，并在民间流传和文艺创作中不断被美化；而曹操则成为百姓眼中残民害民的君主代表，并在民间流传和文艺创作中不断被丑化。
元明之际，生活于社会底层的罗贯中正是在元末动乱的社会环境中，在民间浓重的“拥刘反曹”氛围中，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思想观念，将“拥刘反曹”思想倾向熔铸于《三国演义》的创作中。他将大部分艺术心血都倾注在了刘蜀集团的那些“虎贲之士”身上，而曹操作为作者塑造的一个反面人物，却是“腹隐机谋”，他的智慧加上他的善用人才，使他在三国这个纷争的社会里所向披靡，无往不胜，但所有的英雄业绩一旦和他在道德伦理上的丑行结合起来，就顿时黯然失色了。
（取材于赵凤杰《<三国演义>中曹操人物形象分析》）
【小题4】（小题4）下列对“材料二”内容的分析或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A．对统治者来说，无论“拥刘”还是“拥曹”，都是为了巩固自己政权的舆论需要。

B．民间流传和文艺创作不断丑化曹操，是广大民众“拥刘反曹”情结助推的结果。

C．经过数百年的争论，曹操终于被归入“乱臣贼子”之列，这说明历史自有公论。

D．罗贯中“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既于他所处的时代，也与其所属阶层有关。

【小题5】（小题5）（小题5）“材料二”第三段中，“同样的方式”指的是。
【小题6】（小题6）从“材料二”中可以看出，曹操在历史上并不总是以负面的形象出现。这可从许多文学作品中得到验证。比如苏轼就曾在《赤壁赋》中盛赞曹操：“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固一世之雄也。”
材料三
千百年来，对于曹操的历史评价之所以难以统一，起因于衡量历史人物的标准从来就没有统一过。这个标准就是封建的正统观念。而正统观念自身充满了矛盾、虚伪和混乱，经不起认真的推敲。
正统观念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和华夷之辨。可是，帝王有没有嫡长子，有没有一个身体和心理健康的嫡长子，嫡长子是不是具有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智商和能力，都没有绝对的把握。嫡长子继承制来自宗法制。更重要的是，帝王视天下为一家一姓之私产，奉行一种“老子打江山，子孙坐江山”的观念，而这种保证子孙坐享其成的制度又往往促成了子孙的腐败和无能。至于华夷之辨，有人认为，汉人建立的王朝代表正统。按照这种标准，元朝和清朝都不是正统。但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并不以为自己是“夷”，因为所谓“华夷之辨”，常常是从文化的意义上来看的，血缘、种族和地理的因素反而是次要的。只要继承了中华的传统文化，就是正统。事实上，汉族从来也没有“纯”过，汉族本是华夏众多民族融合的产物。在历史上，只要使用汉字，奉儒家学说为正宗，遵循礼教，在中华大地上实行了有效的统治，那就会被认为是正统。
更何况，在有些文人那里，所谓“正统”更是一个十分混乱的概念。《三国演义》评点者毛宗岗曾说，要读懂《三国演义》，“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所谓“闰运”，指的是不正常的时世、乱世，如闰月之于正常的年份。毛宗岗说蜀汉是正统，是三国中唯一合法的政权，因为刘备是“帝室之胄”。可是，刘备是否景帝的后裔，谁也说不清楚。毛宗岗认为：曹魏是“窃国之贼”，而且曹魏没有统一中国；西晋虽然统一了中国，但西晋“以臣弑君，与魏无异”，是一丘之貉，“亦不得为正统”。不但西晋不是正统，东晋也不是正统，因为“东晋偏安”，“愈不得以正统归之”。他甚至认为，“炀帝无道而唐代之，蹈魏、晋之陋辙，则得天下之正不如汉也”。至于宋朝，“终宋之世，燕云十六州未入版图，其规模已逊于唐，而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取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取得天下之正亦不能如汉也”。总之，按照毛宗岗的意思，中国历史上没有几个朝代是正统，真正合格的只有汉朝和刘备的蜀汉。可见，毛宗岗的正统概念也是一片混乱。他指责魏和东晋是“偏安”，指责宋的版图不广，却不知蜀汉更是偏安的一朝。
（取材于张国风《曹操的“正”与“反”》）
【小题7】（小题7）下列对“材料三”中有关知识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黄袍：古代帝王袍服。“黄袍”作为帝王专用衣着源于唐朝，后来“黄袍”被看作古代帝王服色的象征。

B．帝室之胄：胄，从由从月，本义为头盔，引申为受到保护的帝王或贵族子孙。“帝室之胄”即帝王的子孙。

C．华夷：华夏与蛮夷。古代华夏族是文明中心，称合于华夏礼俗者为华夏、中国人，不合者为蛮夷、化外之民。

D．以臣弑君：弑，从杀，式声，古代专指臣杀君，贬义词。“以臣弑君”即以臣子的身份谋杀自己的君王。

【小题8】（小题8）（小题8）请根据以上三个材料，简析《三国演义》及民间“贬曹”的原因。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雅的产生和礼有着密切的关系，雅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礼为衡量的标准。而只有“雅”的观念产生，雅乐与俗乐之间才开始真正有了区分。在雅乐的生产过程中，“艺术加工”有着重要的作用。
雅乐有些是专业艺人的创作，有些却是对俗乐进行艺术加工的结果。“俗乐”的概念，是依“俗”的原始含义经过漫长的发展衍变而自然形成的，期间没有经过刻意的艺术加工，因而保留的原始的、民间的东西多一些。如果俗乐经过一定的艺术加工与改造，能够遵从礼的规范，就变成了雅乐。如《诗经》中的《国风》，很多都是乡间的俗乐，但它们经过乐官的加工后，就成为能在正式场合演奏的雅乐了。对俗乐的艺术加工，实际上涉及材料选择、金属铸造、丝竹加工、协调音律、乐曲创作、舞蹈编排，以及最后的审查、修订等诸多生产领域与环节。这就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条件与社会分工程度，加工才能顺利进行。可以说，只有社会分工的出现，才使得从事精神生产的人脱离了物质生产，从而有更多的时间、精力进行专业的精神生产，并因此而具有了很高的专业文化修养。如“大师”“乐师”等专职乐官的出现，就使得音乐的生产有了比较明确的分工，同时也为雅乐的艺术加工活动提供了专业的人才保障。而《礼记·乐记》：“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荀子·王制》：“修宪命，审诛赏，禁淫声，以时顺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大师之事也。”更是从制度上为社会分工和艺术分工找到了依据。因此，在由俗到雅的音乐生产过程中，艺术加工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雅乐的生产过程中，由俗向雅的艺术加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的艺术加工，一是间接的艺术加工。直接的艺术加工，就是针对音声、曲调、节奏、辞句等等所作的直接修改。如周代的乐官所进行的剔除邪音的工作，就是直接的艺术加工。间接的艺术加工主要表现在对不同方言的诗歌进行翻译过程中的加工。原来的作品，所用的语言可能是极为通俗的方言。但由于翻译者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在翻译作品时，会自觉地根据自己的修养，将通俗的言辞雅化，再呈现给贵族统治者。这种加工，更多是依靠文人的自觉意识来雅化作品。如钱穆在《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一文中说：“鄂君子皙泛舟新波，越人拥楫而歌，鄂君不知越歌，乃召译使楚说之。此所谓越歌而楚说之者，其实即俗歌而雅说之者也。”可见，在雅乐的生产过程中，艺术加工是无时不在的，它是由俗向雅转变的关键因素。由于它的存在，俗乐可以转为雅乐。同时，雅乐中也可能会包括着俗乐。雅乐与俗乐之间这种复杂的相互包容关系，正是艺术加工得以产生并长久存在的原因。
综上所述，由俗到雅的艺术加工在雅乐产生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经过了艺术加工的音乐不一定就是雅乐，但雅乐的产生，却一定是经过了艺术加工的。
（摘编自何涛《“艺术加工”在雅乐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雅乐与俗乐真正开始有所区分，是在雅的观念产生之后，而雅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又以符合礼的规范作为衡量标准。

B．只有一部分雅乐于对俗乐的艺术加工，其他的雅乐则出自专业艺人之手，这些艺人在创作之初就已经考虑到礼的要求。

C．俗乐之所以能够较多地保留一些原始的、民间的东西，是因为它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并没有经过刻意的艺术加工。

D．大师、乐师等乐官的主要职责，是遵循艺术的规律，将采集到的乡间俗乐加工为能在正式场合演奏的雅乐。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对俗乐的加工涉及诸多生产领域与环节，这表明雅乐产生时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分工程度已经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

B．只有脱离物质生产，有更多的时间、精力进行专业的精神生产，从事音乐生产的人才能创作或者加工出雅乐。

C．雅乐的艺术加工活动需要那些具备专业文化修养的人才，而专职乐官的设立就为此提供了专业的人才保障。

D．如果要从制度上为社会分工和艺术分工寻找依据，可以参考《礼记》《荀子》等先秦时期留下的一些文献资料。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诗经》中的《大雅》《小雅》都是雅乐，就是一些原本源于俗乐的《国风》篇章，也通过乐官的加工成为了雅乐。

B．在周代乐官对俗乐进行的艺术加工之中，直接修政包括了剔除邪音的工作，这里的“邪”是相对于“礼”而言。

C．钱穆所谈论的“越歌而楚说之”从艺术加工的角度看属于间接修改，是指俗乐经由诗歌翻译的过程转变成了雅乐，即所谓“俗歌而雅说之”。

D．雅乐和俗乐并非泾渭分明，雅乐之中可能存在俗乐，俗乐可以转变为雅乐，艺术加工使得二者之间产生了一种复杂的相互包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