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对比近四年数据发现，留学生毕业回国发展的人数在不断增长。”在新东方前途出国联合市场调研公司Kantar Millward Brown等单位发布的《2018中国留学白皮书》中提出，“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一些国家对留学生就业移民政策的收紧，以及中国经济环境向好、国家发展实力雄厚的双重因素影响。”

在这次调查中发现，有14%的人认为工作内容与所学专业“非常匹配”，39%的人认为匹配度一般，27%的人认为不怎么匹配，20%的人认为完全不匹配。新东方海威时代副总经理齐彬分析“学非所用”的原因在于，学生专业选择逐渐呈现多元化趋势，但依然比较盲目，且对未来就业没有深入思考。

现实中，高校毕业生的专业知识与实际工作很多时候都无法实现“无缝对接”，有的甚至是“驴唇不对马嘴”。诸如学法律的去搞经济，学微机的去当文秘，学会计的去搞管理，等等，这样工作与专业不对口的现象比比皆是。

——摘编自《2018中国留学白皮书》发布：海归就业竞争压力增大，“学非所用”现象加剧

材料二

图：应届生就业岗位与所学专业对口比例

就业岗位的选择与应届毕业生的职业规划直接相关，但在调研过程中还发现应届毕业生普遍缺乏职业规划。其中坦承没有职业规划的应届生人群比例高达30.7%，而就业岗位在规划内的人群比例为49.7%，另外有19.6%的应届生表示就业岗位超出了前期规划。这与应届毕业生普遍缺乏职业规划直接相关。如何培养学生进行早期职业规划，最大限度地减少时间成本、经济成本，是学校、家长以及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

———摘编自《2018年高校应届生就业报告》

材料三

高高的厨师帽、白色的围裙，在西点工坊里，一位美女糕点师正小心翼翼地把奶油挤成朵朵小花，再点缀上两颗草莓，一个美味的蛋糕就完成了。她不是米其林五星大厨，而是国内一所重点名校的生化女博士。上学时，人们对蔡晓青的期待，是成为一名科研人员。“但那种环境我不喜欢。我觉得做蛋糕才能找到真实的自我。”不顾家人的反对，她毅然选择了这条“冒险的路”。

如今，蔡晓青的工作就是研发新式的糕点，并教授课程。“把爱好作为职业，心情愉快。现在父母也不再反对了，同学们都很羡慕我。”蔡晓青说。

如今的年轻人，在面临就业时有了更多元的思考与选择。学非所用，在当下的年轻人中并不罕见。“我是在第二份工作中，才慢慢找到了自己的职业方向。”27岁的陈超是江苏人，从2013年在上海做海外营销，到2015年南下深圳尝试做媒介公关，再到第三份工作的高级市场经理，他的每一次择业，都和所学的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毫无关系。“年轻人就应该在实践中慢慢寻找自己的职业和人生方向，读大学选专业，我基本是听从家人的安排。找工作应该才是年轻人第一次的自主选择吧。”

“工作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应该鼓励和包容年轻人的自主选择。”南方科技大学就业指导中心负责人彭中华说，无论是跨专业、跨行业就业，还是自主创业，年轻人在就业上的多元化选择，必将是未来一个大的趋势。

——摘编自《人民日报：民生调查<年轻人 想闯就闯又何妨>》

①“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是包括文学文化在内的各项事业发展的崭新历史坐标。对于文学来说，如何认识新时代之“新”的丰富内涵，如何认识“新时代”与“中国故事”之间的辩证关系，成为摆在我们面前重要的理论课题。

②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要深刻认识“时代”之新变与“中国”之恒常之间的辩证关系。文学既存在于“时代”的变量中，也必存在于”民族文化”的常量中。对我们来说，这个常量就是“中国”。不能把握住时代的变量，文学就会在日新月异的新经验面前惊慌失措、孤芳自赏而故步自封，被时代所淘汰；不能把握住民族文化的常量，文学就会在瞬息万变的新事物面前方寸大乱、随波逐流而丧失初心，丢失了来路和根据地。我们所处的“新时代”，新生活、新技术和新矛盾正在打破原有的文学想象。越来越多的人们，乐于寻找新的文学观念装置，来显影新时代的文学之魂。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意识到在趋时以应新变之余，也要守望来路以寻民族文化之根。对于我们这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来说，“中国”不仅是当下的，也是历史的；不仅是变动不居的，也是具有坚韧根性的。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时代巨浪召唤定海神针。让我们在时代之巨变中始终成为我们的正是“中国”这一份精神共同体的认同。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不仅在变，也在常；不仅在新创，也在守望。只有不断将新时代中国故事编织进并充实于“中国”浩浩荡荡的精神河流中，才能更有效地“以中国为方法”，在中国的特殊性和历史性中诠释“新时代”的独特风采。

③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要历史地呈现中国的丰富和纵深。历史地呈现“新时代”，意味着要在文化和时间的连续性表现流变；历史地表现中国，则意味着既要站在“新时代”观照历史，又要引几千年中国文化河流以灌溉“新时代”的精神园地，使“历史”成为照亮新时代的重要精神资源。我们不提供一个西方视野中的景观中国，我们必须提供一个真实、全面、立体、综合的中国。我们不但要阐释中国传统的浩荡江河，也要阐释这种传统江河的丰富构成。讲述中国故事，阐释中国精神，不应把传统作为一种僵硬的知识，而应讲透传统背后的幽微，触摸知识背后的人心。在这方面，李敬泽的《小春秋》《咏而归》等写作就提供了书写中国传统独特而有效的路径。而张定浩、黄德海等批评家，近年也深入到中国历史的腹地，去重新阐释中国复杂的文化精神。这种从中国表情到历史化的中国精神的对照和辩证，无疑也是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的有益探索。

④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还涉及如何坚持现实主义立场的问题。无论是时代之新变还是中国之辽阔，都决定了其催生的经验必有驳杂含混及尚未获得充分理性观照的特点。因此，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并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讲述发生在当下时代、当下中国的故事，而是要在形形色色的中国表情和来来往往的中国经验中由偶然抵达必然，有机地融合偶然与必然，从而提炼、捕捉和定格真正具有内在性的“新时代中国精神”。这既是新时代的要求，也是现实主义的要求。

（陈培浩《“新时代”与“中国故事”的理论辩证》，有删改）

苏轼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文人们最喜爱的对象，其实，苏轼的文艺成就本身并不算太高，比起屈、陶、李、杜要逊色一筹。然而他在中国文艺史上却有巨大影响，是美学史的重要人物，道理在哪里呢？

我认为，他的典型意义在于他把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苏轼一方面忠君爱国，学优则仕，抱负满怀，谨守儒家思想，无论是他在熙宁变法中的温和保守立场，还是其他许多言行，都表现出这一点。这上与杜、白、韩，下与后代无数士大夫知识分子均无不同。但苏轼留给后人的主要形象并不是这一面，而恰好是另一面。这另一面才是苏轼之所以为 苏轼的关键所在。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且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它不是对政治杀戮的恐惧哀伤，而是对整个人生纷扰的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这当然比前者又要深刻一层了。前者是可能做到的，后者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如果说《春江花月夜》之类的对人生的自我意识只是少年时代的喟叹，虽说感伤，并不觉重压，那么苏轼的情况就刚好相反，尽管没有多谈，却更感沉重。这种整个人生空漠之感，这种对整个存在、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尽管不是那么自觉，却是苏轼最早在文艺领域中把它充分透露出来的。正是这种对整体人生的空幻淡漠感，求超脱而未能，欲排遣反戏谑，使苏轼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于是，行云流水，初无定制，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苏轼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把这一切提到某种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无怪乎在古今诗人中，就只有陶潜最合苏轼的标准了。直到苏轼这里，陶潜才被抬高到了独一无二的地步，千年以来，陶诗就一直以这种苏化的面目流传着。

在散文《方山子传》中，苏轼表达了不要富贵，不合流俗的愿望。在当时的“太平盛世”，苏轼却憧憬这种任侠居山、弃冠服仕进的“异人”，不也如同他的诗词一样，表达着一种独特的人生态度么？尽管苏轼不断地进行自我安慰，时时流露出随遇而安的“乐观”情绪，“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但与陶渊明、白居易等人毕竟不同，其中总深深地埋藏着某种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无怪乎朱熹、王船山最不喜欢苏轼，他们都感受到了苏轼这一套对当时的社会秩序具有潜在的破坏性。

苏东坡生得太早，他没法做封建社会的否定者，但他的这种美学理想和审美趣味却对从元画、元曲到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起到了重要的先驱作用。直到《红楼梦》中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更是这一因素在新时代条件下的成果。苏轼在后期封建美学上的深远的典型意义，其实就在这里。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

材料一：

据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图书出版发行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实现从“书荒”到“书海”的巨大跨越，出版物销售总额近四千亿元，成为名副其实的出版发行大国。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5日）

材料二：

改革开放前，我国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版低谷期。改革开放是一个历史性节点，出版社数量迅速增长，出书规模成倍扩大，发行渠道单一、流通体制落后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出版社有了更多的自主权，由此进入发展高峰期。出版业的春天也让当时的人们告别了阅读饥渴。在这个阶段，国人刚刚从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渴望能够放眼看世界，各出版社开始大量重印中外文学名著，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等大师的作品进入国人的阅读视野，中华大地上掀起了强烈的阅读热潮。

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业迎来市场经济大潮，读者开始有了自己的阅读需求，并懂得了选择。在市场竞争中，出版社积极把握读者喜好，及时发现具有畅销潜质的图书。如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优质的内容加上有效的营销宣传，不仅让该书热卖，也在当时社会上掀起一阵“文化大散文”的热潮。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出版业迎来了一个繁荣和阅读分化与过剩的时代。图书品种越来越多，但单品种效益越来越低，加之读者对图书轻松与速食化的偏好，使得图书的上架周期越来越短，出版业竞争日趋加剧。这对出版社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现象级的畅销书频出;另一方面，经典的常销作品难以脱颖而出。

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产品的普及，我国国民数字阅读率逐步上升，很多经典和畅销书被制作成电子书，网络文学也得到迅速发展。相比于纸质书，数字阅读产品廉价、便捷，对纸质书的销量形成冲击。尽管数字阅读接触率不断提升，但对于经典文学、专业知识等内容的“深阅读”，大部分读者仍首选纸质阅读形式。此外，纸质书也具有数字阅读所不具备的收藏价值，数字阅读对纸质书的冲击并非颠覆性的，而是要求行业参与者去探寻两者结合的新商业模式。面对读者群的细分、阅读需求的多元化、产品形态的日渐融合，出版业必须一直处于自我更新的状态，而且近几年的“变”不仅体现在出版物的内容质量上，更多地体现在形态、渠道与技术方面。

（摘编自《出版商务周刊》2018年11月19日）

材料三：

改革开放初期，利用一切机会向国外出版同仁学习，成为我国出版业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的主流。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版权贸易逐步开展起来，据统计，1992——2001年，我国引进图书版权3.8万种左右，占当时新书出版总品种的5.3%;输出图书品种5000余种，占新书总品种的0.7%。

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我国政治、经济影响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出版业也逐渐迈出了走向世界的步伐。16年间，出版“走出去”工作取得了辉煌成就：一系列重点工程项目陆续实施，版权贸易逆差不断缩小，出版物实物出口总量和金额稳步增长，数字出版产品海外销售势头强劲，印刷加工服务出口顺差优势明显，企业和资本“走出去”步伐加快，海外布局得以优化，打造出一批颇具影响力的内容品牌。

十九大以来，出版业将“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等作为新时期“走出去”工作的重点之一，进一步推进版权输出和资本输出等既有模式，不断创新深化国际合作，通过多种方式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充分发挥出版业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的文化纽带作用。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8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