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庄稼不敌毒品

①《白日焰火》拿到金熊奖以后，我随即产生了一个有趣的想法：若是将《白日焰火》和《爸爸去哪儿》放在同一档期上映，其票房会怎样？更极端点，假设《白日焰火》本就默默无闻，又会如何？

②一部获得三大国际电影节肯定的电影，品质必定有其过人之处，但放在十几亿人口的泱泱大国里上映，可能获得的市场回报却远远不如一部甚至连电影都称不上的真人秀，中国电影，究竟是出了什么差池？

③其实这已经不是头一回，回想当年的《图雅的婚事》、《三峡好人》，艺术光芒灼目，国际好评如云，到了国内，产业和市场却均不待见，这已经不可能单单怪责到艺术家们的头上。

④同样一块地，种庄稼和种毒品，都可以获益，但是，理性的人肯定会抉择庄稼而不是毒品，因为他知道，毒品可能会带来短暂的巨大利润，但终究喂饱不了人的肚皮，能够活命的，终究是庄稼。

⑤同样的道理，只是换了块阵地。近三年来，中国的银幕数量几乎每年递增一倍，巨大的市场面前，几乎所有的片商都选择了急功近利和投机。无论是走山寨特效大片模式的《大闹天宫》，还是走“电视节目上银幕”路线的《爸爸去哪儿》，以及数十年如一日“屎屁尿”百试不爽的王晶式喜剧，都不过是烂片电影代表的缩影。但巨大的利润诱惑下，谁丝毫不动心？持续追问，催生这个畸形市场繁荣的源头竟然还是当前观众的观影习惯。

⑥由此可见，受众群的审美习性，实际上才是中国电影目前最大的问题，而需要什么电影去带动观众们，而不是迎合观众，也是中国电影未来最大的课题。

⑦⑴那年代的观众能欣赏到各国优秀电影，而不仅仅是好莱坞大片一枝独秀，观众对好电影有追求和热情，优秀的电影才可以层出不穷，创作者们卯足了劲去创作优秀的作品。⑵但这种良性循环在90年代初期开始随着制度环境的保守，对敢说真话的影视文学之慢性扼杀而被迫中断，形成了近十年的电影市场和文化的真空，以至于新世纪“娱乐至死”时代到来时，主流观众已经养成了对大片和雷剧的依赖。⑶当下中国普通观众对于电影的认识，已经沦落到分不清优劣，感官刺激至上，哭笑嬉闹就好，至于精神层面上更高的追求和智识上的愉悦，他们已经无动于衷。⑷且不和发达国家观众相比，就是较之80年代，现今的观众观影素质可谓没有进步，反而太多退步。

⑧如今的中国电影市场，不能仅以“观众就是上帝”的简单断定去模糊复杂的行业属性，去搪塞行业上下的反思，去掩盖受众群别之分，培养观众健康的观影习惯和素质，比“分级制”和“废除电影审查”更为迫切。而国外探索出用扶持艺术电影和建设艺术院线的举措来提高引领观众口味的手段，行之有效。

⑨资本和片商对于电影，也应该深入了解和充分尊重，电影当然是一门产业，但它还兼具媒体属性和艺术品性。电影是视觉媒介中的大海，是视听产业链的金字塔尖，它是想象力和技术造梦的汇聚。正因为它具高度造梦的秉性，融技术工业和艺术于一体的特殊属性，以及高投入高回报的商业特质，才使人类如痴如醉，将其列入“第八艺术”之列，电影创作的艺术理念和技术手段是带动整个视频行业的龙头，无数艺术家和工程师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电影行业，方让这个行业的成果再反哺给电视和其他包括互联网视频等新兴行业，如果无视这点，反而用制造概念，炮制噱头等敛财投机的办法去伤害电影本体，终究也会波及伤害到整个视听商业链上的其他链条。

⑩《爸爸去哪儿》片方所创造的模式，实际潜伏着对电影行业莫大的杀伤力。悲观地看，这种无法归类于电影的“综艺电影栏目”一拥而上，必定会冲击到真正意义上制作的电影之上映，甚至影响整个中国电影格局。发达国家视听产业确实也是尽量整合终端，打通上下游环节，也就是如今部分中国片商和发行方鼓吹的“互联网思维”，但欧美日本现在的游戏和电视剧的制作水准可以说都是奔着电影的艺术和工业品质而去，人家是把电视做成电影，而在中国这个地盘上，电影非要逼成电视，这难道是中国电影在二十一世纪对电影的“全新发明”？

⑪说到底，《爸爸去哪儿》票房火爆的背后原因，是绝大部分片商都把中国电影市场作为一个短期的套利跳板来玩，逐利和洗钱成为了第一要务，品质和艺术追求却陪居末席。真正讲求艺术品质的片商则受制于现行审查制度和工业现状而举步维艰。

⑫而中国电影市场同样是中国电影品质萎靡不前的元凶之一，它被太多制约电影的幕后黑手干预，尤其是发行和排片，《爸爸去哪儿》的制片和宣传方这次玩命式地推广投入“挤压对手”，连《冰雪奇缘》这样世界范围内都属卖相奇佳的电影都被迫挤出了相当大的份额，长此以往，劣币驱逐良币只会带动电影市场的整体沦陷。

⑬中国电影经过十余年的不断飞腾，实际上已经走到了抉择的十字路口，没有左右，只能上下。上则打磨电影独有的艺术品质带动观众品位的提高，进而带动商业环境的改善，从而真正睥睨群雄，正面抗衡好莱坞，下则以各种手段大赚快钱，消耗观众信任度，恶性循环，最终必定和中国目前的大部分产业一样，表面繁荣，但核心竞争力全无，危机到来时就颓然倒下甚至蒸发。

（作者：兰波，有删改）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时代之问”，属于国际关系的理念范畴。而国际法则是国家相互关系上行为的规范，是对国家之间的关系加以规范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理念引领方向，规则决定成效；规则服务于理念，而理念的落实也离不开规则。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时代先进性，需要放到国际法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

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的法律本质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顺应了时代要求。马克思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国际法归根到底是由其所处时代国际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深入，各国日益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命运与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各国同舟共济，共同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这要求国际法制度与时俱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正是契合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要求，指明了新时代国际法的方向与目标。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中华传统文化以整体和谐为最大特征，追求“天下大同”的理想。在国家间交往中，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兼相爱，交相利”，坚信“义利并举、以义为先”的原则，重视各国之间建立和而不同、和睦相处、平等互利的友好关系。在法治方面，也在很早就形成了一系列约束国家行为的规则和惯例。在这些规则及其背后的规则意识基础上，中国古代历经“止有‘际’而非‘国’的春秋战国和“止有‘国’而非‘际’”的王朝更迭，又在近代受到西方国际法的冲击和百年战争洗礼，逐渐形成了中国看待世界、看待自身的独特视角，这些都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文化源泉。

从国际法自身发展的轨迹和逻辑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为国际法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新的价值目标。国际法在每个历史时期所反映的价值目标，体现的都是当时国际社会的价值追求，代表的是占优势地位的国家及其统治者的利益，这又归根到底决定于经济基础和国际分工的发展程度。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提出和倡导了一系列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包括国家主权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国家平等原则等。但这些原则只适用于资产阶级“文明国家”之间，掩盖不了资本贪欲的野蛮扩张。两次世界大战后，和平成为国际社会最为关切的焦点问题。不使用武力、民族自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国际法原则和集体安全体制得以确立。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格局面临数百年未有之变局。世界日益成为地球村，和平与发展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追求，应对全球性挑战也越来越需要各国加强合作。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超越了旧的利益局限，为国际法指出了以人类为中心、以人类社会整体利益和共同的前途命运为依归的根本价值追求，反映了全人类的普遍愿望，使新时代中国国际法赢得了道义制高点。

（徐宏《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法》，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