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陶器烧造上，人类表现出不约而同性，可瓷器烧造的发明权则完全属于中国人。散布在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等地的大量瓷片说明，我国瓷器开始成规模地输往国外，不晚于9世纪下半期，即唐代后期。当时，越窑青瓷、邢窑白瓷、长沙窑青釉褐彩以及唐三彩等，已经通过“丝绸之路”，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大量输往这些地区。国内外文献资料进一步证实，中国瓷器输出在宋元两代官方的大力提倡与鼓励下得到快速发展，至明清时期登上巅峰。遗憾的是，随着中国瓷器烧造技艺于17世纪在欧洲的广泛传播，在工业革命推动下，从18世纪后期开始，欧洲的瓷器烧造水平不断提升，中国瓷器的海外市场开始走弱。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瓷器独占世界市场鳌头千年的辉煌历史已然不再。

就中国瓷器输出线路与范围而言，总体上遵循由近及远、由小到大的路线。在明代初期之前，中国瓷器以输往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等地为主，明朝永乐、宣德年间，郑和虽然七次下西洋，依然没有越过这一范围。中国瓷器大量输往欧洲大约始于明代中期。这与欧洲航海家于1492年到1522年间成功开辟新航路有关。新航路的开辟，大大扩展和延伸了“海上丝绸之路”。此后，中国瓷器输往欧洲、美洲呈现日益旺盛之势。

瓷器与生俱来的实用性与审美性齐备的双重特征，预示着瓷器输出不仅是商业贸易，更是文化交流。历史告诉我们，最持久最成功的文化交流，往往是通过商业手段与途径得以实现。因此，中国瓷器输出，实际上是借助瓷器这种特殊商品的商业贸易行为，达成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文化交流，是一种中国式审美文化的输出。中国精美瓷器，不仅被中国皇宫所器重，也得到欧洲王室珍爱——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拥有明正德时期生产的印有其徽章纹的青花执壶，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父子收藏有数千件中国精美瓷器，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甚至在葡萄牙等地设代理人专门收集中国瓷器……王室收藏使在家中陈设中国瓷器成为欧洲风靡的时尚，像在十七、十八世纪荷兰静物画中，常常以中国瓷器为道具；英国作家迪福甚至有“如果没有中国的花瓶就没有第一流的住宅”的判断等。显然，中国瓷的审美已然成为一种世界性审美。

伴随中国瓷器大量输出的，还有海外审美文化对中国瓷器的影响。如果说元代中期之前，中国瓷器受海外文化影响尚少，那么从元代后期开始，海外文化对中国瓷器的品类、器形、纹饰等形成重大而直接的影响。青花瓷正是受伊斯兰文化影响而产生的瓷器新品类。到明清时期，受欧洲市场巨大反作用力的影响，中国瓷器的欧洲审美特点凸显，珐琅彩、粉彩、洋彩等都是这一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显然，域外文化已如血液般融入到中国瓷文化中，改变了中国瓷器审美取向，推动了中国彩瓷文化的产生与发展。

1800年瓷器烧造史，创造了中国制造的奇迹；1000年瓷器输出史，创造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神话。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下，在“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对瓷文化、对瓷器输出史进行客观而全面的学术研究，可谓恰逢其时。

（摘编自侯样祥《瓷，中国审美文化走向世界的代表》）

20世纪80年代的民俗学研究，以资料的荟萃和梳理为基本特征，主要呈现出两种研究模式：一种是立足事象本位，着眼于民俗事象的历时性钩沉，如民俗学的单本著作和丛书之名一般是以某种民俗事象为前缀、以“民俗（或风俗、习俗等）”为后缀，其书写模式则往往是“上下千百年，纵横千百里”；另一种是立足区域本位，着眼于某一政区范围内民俗事象的分类铺陈，著作之名则一般是以政区单元为前缀、以“民俗（或民俗志、民俗通志等）”为后缀，其书写模式追求面面俱到、不避琐细。细察之，上述成果基本上是秉持民俗即“文化遗留物”的观念而进行的文献研究，对于民俗的描述以粗线条勾勒为主，学术贡献有限，但如果将之置于当时社会语境与整体学术生态中来理解，自会发现其价值所在。

始发于20世纪90年代的田野调查热潮，意味着中国民俗学者自觉走出书斋，来到田野现场，在与活生生的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观察民众的具体行为与口述表达，由此掀开了注重民众主体之文化活用的新篇章。更可贵的是，伴随着研究方式的转变，在研究目的的设定方面也有了新的追求。特别是在刘铁梁大力推动的“走向村落”的研究范式中，将村落视为民俗传承的生活空间，以“显微镜”式的方式观察民众日常生活，就更有利于贴近民众的日常生活与心理世界，理解民众的文化创造。

民俗学既然是一门研究生活文化传承的学问，自然就应该关注民众个体的生活史、生命史以及精神世界，探索个人、群体和国家社会之间的互动态势。纵观21世纪以来的中国民俗学研究，的确努力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其中有两个学术方向尤其值得关注。

一是对“家乡民俗学”的持续深化。“家乡民俗学”似乎最早是由安德明提出的，并迅速得到了多位民俗学者的呼应。近年来，一部分研究者以自家亲属为田野调查对象，通过与他们的近距离接触以及同处一个日常生活世界中的感同身受，在细描基础上加以学术分析，兼具人文关怀色彩，引起学界广泛注意，刘铁梁称之为“注重身体感受的民俗学”。

二是在“礼俗互动”的框架中理解民俗传统，关注在国家进程与地方社会发展中的民众作为。张士闪将“礼俗互动”视为中国社会的一般性质，提倡将国家进入乡村的历史过程、乡村对于国家的想象与运用等，纳入民俗学的研究框架之中，由此开启了许多新的话题，如国家礼仪对于民众心理的潜移默化作用，“礼俗社会”中国家政治与民间自治之间的联合运作机制，礼俗互动逻辑与乡村公共机制的形成，国家政治与民间“微政治”的并置与连接，等等。

在上述两种研究模式中，无论是在“家乡民俗学”研究中对于民俗主体与研究主体的相互贴近的尝试，还是“礼俗互动”研究对于民俗概念的传统边界的拓展，都暗含着对于“民俗”的更加宽泛的理解，以及对于民俗主体——民众的心理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努力贴近。为此，上述两种研究模式都注意将国家历史进程、地方社会发展与民众日常生活的互动关系纳入研究视野，但其侧重点却有明显不同；“家乡民俗学”追求的是以小见大，礼俗互动研究则试图提纲挈领地关注民众生活整体，因此二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互补性。毕竟，应将地方社会中个体或群体之间的生活细节，视为更宽泛的社会过程的基本元素，而中国社会历史的演进也需要在地方生活的具体细节中来理解。

（选编自《边界视角：新时期中国民俗学发展脉络考察》，李海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