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过传统节日

翁敏华

过节是全世界各民族的普遍文化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英语作holiday，含有神圣（holi-ness）的意味；日语作“祭ヮ”，突出节日活动；但是这些都不如“节日”来得形象生动。2005年11月，韩国的“江陵端午祭”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这一事件让我们警醒。几年来，每到端午节，我们心里总有一丝隐痛。它让我们认识到：所谓国家意识，绝不仅仅指空间上的领土。

派定哪些日子作为节日？西方每每同历史上的人事相关，无论是圣诞节、万圣节还是情人节；中国却不是这样。你看：一月一“元旦”，一年中第一个冉冉升起的旭日；三月三上巳，蛇开始活跃了，让我们亲近春水；五月五端午，毒虫百脚需要好好对付，才能平安度夏……原来，中国的节日尽是太阳的、月亮的、星星的、山的、水的节日，其本质就是一个和谐天人的节日。我国的岁时节日还非常强调“节物”，比如，梅花是新年的节物，桃花是三月三的节物，石榴花是端午的节物，桂花属于中秋，菊花属于重阳。新年的饺子年糕、元宵的汤圆、清明的青团、端午的粽子、七夕的巧果、中秋的月饼、九月九的重阳糕，包括腊月初八的腊八粥，凡此等等，也同样是“节物”。

传统节日，历来还是国人和谐人事的一个有效的时间节点，是国人沟通人心的一个有效的平台。在孔夫子时代，人们过年，就是“乡人傩，一国皆若狂”，举国狂欢，真正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我们能以什么样的名义凝聚在一起，温习、积累和增加我们的缘分？在我看来，再也没有比传统节日更好的名义了。“缘”，大概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一个独特的命题，他国语言中很难有一个对应的译词来与之匹配了。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缘”字：相互关联的人们，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共同祭祀。多少年过去，现代人也许早已不再记得传统节日各自的崇拜对象和初始起源了，但是，一种共同血脉的感觉还在，一种“我们感”在这些日子里显得格外强烈：因为我是中国人，所以我今天过节。我们的传统节日在一年四季中分布匀称，大小交替，大致一两个月必然有一节，也就是说：“竹筒”有段时日了，该“竹节”一下了，聚一聚，聊一聊，深化一下感情。

江苏省中秋节有一个奇俗叫“摸秋”。这一天晚上，无论男女，都可以到别人家的田地里偷一个瓜吃什么的。人性中的一些缺点，比如说小偷小摸，一味的“堵”也不成，有的时候，得给它们一点出路。它是民间的一种约定俗成：平时不许偷，中秋夜允许他们稍稍地去过一下“偷”瘾。注意：只许“偷”别人家地里的东西，而且是小东西。第二天就不行了。这与西方的“万圣节”，孩子们戴着各种可怕的面具，到各家各户恶作剧，去闹，去讨糖果吃，有异曲同工之妙。平日里，西方社会是最忌随便打搅别人的。或许，安顿人们不太光彩的欲望，和谐人们疲惫的身心，原本就是节日的一个题中之义。

在一个个自古及今的节日里，我们善解天意，善解人意。明天，也许我们又要各奔东西，但至少今天，借助传统节日，我们可以温暖自己、温暖别人。

“经营之神”是怎样炼成的

---像王永庆这样做人、做事、做企业

袁飞

最近,一本叫做《筚路蓝缕———王永庆石化产业王国之路》的人物传记被各地的国企领导人争相阅读,书的主人公就是台湾台塑集团董事长、人称“塑胶大王”的“经营之神”王永庆。在新书发布会上，组织编写这本书的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直言:“我们很多企业事情做得很漂亮,但就是没什么绩效,追究下来主要是我们的企业不计成本。而王永庆先生在这方面值得我们学习。”李荣融未曾与王永庆谋面,但他对同事讲述的王永庆的一个小故事“很有感触”。那是在一次正式宴会上,餐桌转盘上有一些别人掉下的菜肴,王永庆见了,不声不响地夹起,放到自己的盘子里吃干净。

“一个产值占到台湾GNP百分之十几的集团的董事长如此节俭,他节俭得有资格,有底气,有雅量。”李荣融说。

此前在李荣融参加的编委扩大会议上,国资委请来了中石油等中央企业的负责人,以及民营企业代表——大连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徐明回忆说,起初很纳闷为什么大陆的国资委主任对台湾最大的民营企业那么感兴趣,后来明白了:企业不分属性,绩效盈利是相同的。

王永庆的很多生活细节都让人感动。一位一直负责企业改制研究的人士举例说,王永庆在外用早餐时喜欢喝牛奶和吃煎鸡蛋,为了多喝一口牛奶,他总是先喝掉一点然后再叫服务生把鸡蛋放进去,免得把牛奶溢出来。每次用完餐后,王永庆总会把牙签折断成两截来使用。

有时王老先生甚至自己修抽水马桶,“记得有一次请人来修都修不好,他自己动手反而修好了。”王永庆的高参、长庚大学商学院院长吴寿山说。吴寿山记得,还有一次公司董事会休息期间,王永庆在上完洗手间出来时,“啪”的一声就把里面的灯关了,“黑乎乎的,你想这对他身边的高管的冲击会有多大。”另外,王永庆的公文包也非常普通,“一般人难以想象他这样的大老板用这样普通的包。”

编委会成员、国资委研究中心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部部长王志钢说,王永庆很会算账,他可以把生产的玩具车的零部件拆成1000多个,来分别核算成本,“价格精确到几厘,然后再跟制造商、承包商进行谈判。”

而台塑集团的集中采购也是值得国企学习的。王志钢说,在台塑,从大宗采购比如原料、钢铁,到哪怕一张纸、一支笔,都集中采购,并且,“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一定会摆在你的办公桌上,他们通过信息化进行精细化管理。”

王永庆之女王瑞华透露的一个细节是,父亲几十年如一日地每天早晚到祖母房间请安,“除非在外出差,从未间断过,这对我们影响很大。”

也许正是这些细节之处奠定了台塑的牢固根基,使得它既在台湾经济高速增长期能快马加鞭,也能在经济低迷期依然表现出色。相关分析人士指出,这也许正是最值得大陆企业学习的地方。

尽管已经90高龄,但王永庆照样每天到办公室工作3～4小时。主要是看书,看公司是否正常运转,是否有别人不能处理的事情。其身边人透露,他甚至每周还会请吴寿山到家里给自己讲解最新的管理学思想。

汲取中华文化的精suǐ融入到企业管理中去,是王永庆在华人企业家中的创举。《大学》中的“止于至善”是王永庆在企业管理中的精suǐ,——清华大学台湾研究所黄德海说,王永庆经营管理思想的“核”,就是在思想上把“利己”与“利他”结合起来,并围绕这一思想发展出了一套“责任经营制度”,并以勤劳朴实、止于至善、回馈社会、永续经营来充实。

“责任心管理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黄德海说,王永庆特别强调责任心管理,他在这方面最大的贡献就是带头建立制度,并且从来不会带头破坏制度。其管理思想的“内核”实际上是“以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为原点,以他的管理智慧为半径,画出了台塑集团这个圆”,这个“圆”50年来运行的一个轨迹,就是合理化生产方式。

“再回头想想,最近我们还有一些煤矿不断发生矿难,这也是和企业家的责任没落实密切相关的。”黄德海说。

国资委人士称,在大陆国企多年来的改革过程中,学习港台和国外的做法上有些成功有些不成功,而国资委推行国有经济布局调整、深化企业改革、提高企业竞争力,更多是练内功。一个企业能不能立足,更多依赖于内部整合,而王永庆无疑是内部整合的高手,所以此时引进王永庆的管理思想,是非常必要的。

孝的普适性首先是因为它产生于子女对父母的依恋和爱慕之情。只要人类继续生存繁衍，就需要父母，就会产生孝。现代社会虽然“先意承志”式的赡养有违人格自由和独立，但我们仍可将孝转变成一种和谐的亲子之情，即用契约关系调节成年子女与父母的关系。不过这种契约关系不仅是利益的交换，还是利益和感情的对等，也就是用“父慈子孝”式感情对等来主导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和责任，从而避免家长制和家庭成员间的过度依赖和寄生。当然，有人可能反驳东亚之外的社会并不强调孝，特别是欧美社会，其社会发达程度高于中国。这种反驳并不能否定这些社会存在孝的情感。相反，在这些社会中，年迈的父母也常常以子女能够给予经济资助和精神关怀而骄傲，变相地说明他们也需要孝。而且，人是社会的动物，需要别人的关心和认可以获得生存的意义。儒家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用孝不但维持了家庭的温情，而且增强了家庭成员的社会生存能力。

其次，孝是仁爱他人的开端和基础。只要我们崇尚友爱和谐的社会关系，就必须从爱父母开始。基于此，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因为仁的基本含义是“爱人”。父母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最为关键，恩情最深，如果不爱父母，则这个人爱别人也值得怀疑。因此，孝是仁之根源，所有爱人的情感都是在孝之上生长和累积起来的。孝的推广就是将对父母的爱推及于家庭、家族以外的人和物。西方人施爱的对象仍然是从父母子女开始，而不是陌生人，尽管其家庭成员的关系不主要是用孝来调节。由此，我们得出结论说，只要人类家庭存在，只要人类还有爱他人之心，作为爱父母的孝的情感就会自然生起，而且外溢到家庭之外。

最后，孝与忠是两种不同质的社会关系，孝没有导致忠的必然性。因此，从批评君主专制的角度来批评孝是比较牵强的。“君明臣忠”“君义臣行”要求君臣以义或理相合，君不义不明，臣可以弃之而去。“父慈子孝”要求父子以仁爱相合。纵然原则上父不慈，子可以不孝。现实中父子关系往往因为血缘亲情的作用，而不会像君臣关系那样容易破裂。血缘上的亲近虽然可以通过“拟亲情化”扩展到君臣关系，但这种扩展毕竟是一种虚拟，经不起感情和利害变故的冲击。

明白了忠、孝的区别，我们就可以将儒家的家庭伦理从政治中分离出来，以孝来调整家庭成员的关系和美化风俗，而以契约和法律来调整官员与民众的关系，而避免那种“父母官”的专制倾向。

（摘编自谭明冉《孝的普适性与宗教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