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创新要坚持正确方法

王曾瑜

对于任何学科发展来说，创新都是内在要求。就史学研究而言，创新主要体现为提供新的史料、进行新的论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补充、有所进展甚至开拓新的领域，形成新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甚至是推翻旧说的研究成果。创新的最大意义在于“新的”比“旧的”好，而不是相反。但从史学创新的实际情况看，并非没有在创新的名义下走向反面的情况，这是推进史学创新需要注意的问题。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创新是要突破陈规，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要一切规矩。就中国古代史研究而言，经过长期发展，在微观上已经积累了一套必须遵循的研究规矩。比如，史讳、年代、地理、职官、版本目录、古汉语训诂等一整套科研基本功或曰史学专门知识，是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时必.须遵循的，需要经过较长时期的知识积累方能了然于胸。如果在这方面想通过“创新”来规避基本功的修炼，就会出现硬伤。例如，“邱”字是清朝为避孔丘名讳而新造的字，在清代之前并无此字。清人习惯于依据自己的名讳改古书。如果今天的学者不注意这一点，在研究清代之前的史学作品中使用诸如“雍邱县”“闾邱”之类的称谓，就会成为硬伤。举此例是要说明，史学创新要有必需的基本功和细致扎实的研究，要遵循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

推进史学创新，更为重要的问题是要有正确的史观和史识。就中国古代史研究而言，近年来这方面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例如，在一些文章中出现了一种论调，认为只有摆脱意识形态的主宰，史学方能创新。所谓意识形态，对治史者而言，主要是指史观和史识。自古迄今，任何史家治史均不可能不受本人史观和史识的影响。那些主张在史学研究中摆脱意识形态主宰的人，看他们的作品，又何尝没有他们本人的意识形态在主宰呢?

就治史而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至今仍然颠扑不破。现在，有的人为了史学创新而刻意放弃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这无疑是南辕北辙。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我们可以在史学研究中分辨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共性与个性。如此，才能分析和判断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抓住历史的本质。比如，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于我们研究历史具有重要作用。

史观和史识不正确，创新还会出现许多乱象。比如，近些年来，史学界出现了一种怪现象，污蔑历史上的民族英雄。这种所谓的“创新”，事实上所要贬损和否定的是中华民族的爱国正气和优良传统。

再说一点文风问题。目前，追求文字的生僻、晦涩和朦胧甚至刻意创造一些新词，逐渐成为某些史学作品的一种时髦，成为其“创新”的一种表现。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必然需要不断创造新词。但是，新词应当含有旧词不具备或不能包容的词义。如果词义与旧词相同，那似乎无须多此一举。但目前有的学者以编造一大堆生僻、晦涩的新词为荣，似乎此类新词创造得愈多，自己研究成果的创新性就越强。这显然不是一种正确的倾向。

治史者都希望求得学术上的创新，但真正拿出经得起推敲的史学研究创新成果又很不易。正因为不易，更需治史者潜心努力。

(选自《人民日报》2019年01月14日)

网给文学经历20年快速发展,当初混沌的面容、模糊的概念,已经被网络平台细化为玄幻、都市、历史等类型,已收获丰富的作品、巨大的经济效益和各方的关注。但在爆发式增长的同时,有关其价值及合理性的质疑也不绝于耳。

网络文学起始之时,互联网对公众是一片全新天地,在线写作带有拓荒性质。开放的网络环境更是降低了发表文学作品的门槛,网络文学作家日更的过程也是接受读者的建议调整思路的过程。互动拉近了作家与读者的距离,但读者在交流互动中的批评建议多是随感式、点评式的,只言片语中有赞赏也有恶搞,专业的文学评论的声音略显微弱和滞后,缺乏正能量的导向,缺乏有深度的客观评价,无法对海量网络文学作品进行及时引导。文学评论要拉近与网络的关系,网络文学也要拉近与现实生活的关系。

对于网络文学来说,网络只是载体,文学才是核心。文学则应趋向经典,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认为,志在创作经典的作家,都逃不开前人“影响的焦虑”,而步入经典行列则必须具备挣脱影响的“陌生性”,也可以称之为原创性。“影响的焦虑”和“陌生性”两个关键概念,恰可用来讨论当下网络文学如何趋近经典的问题。

那些早期网文作者,实际都充当着经典的媒介转化者一一创作平台虽然从论坛、网页到手机,心中构想的样式,却脱不开对优秀作品的经验认知,也就是以经典为参照系,使以往媒介中的经典借他们之手向新媒体拓展。其表达方式和界面是全新的、开创性的,但核心和本质却是对经典的继承。所以,网文呈现出的新奇特异,并不来自文学革新,而是在于媒介表现形式的新颖。《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诛仙》《鬼吹灯》《明朝那些事儿》等,在网络上呈现出文学的新句式、新语体和新题材,表现出文学的新媒体面貌。它们天然具备表达的陌生性,是网文中最趋近经典的一类,它们的成功,离不开新媒介红利。

与网络文学知名度和高曝光率同时到来的,是网络文学的盈利模式对网络文学的巨大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创作题材方面,类型细化让创作范国收窄,甚至套路横行;二是在创作体裁方面,收费模式让长篇小说一家独大。如果网络文学作家以市场价值为旨归,网络文学就会陷入由盛而衰的境地。

国家相关文件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网络文艺,实施网络文艺精品创作和传播计划,推出优秀网络原创作品,这为网络文学发晨指明方向。网络文学在褪去新媒体光环后,要继续保持动力和原创性,也必须突破产业局限和利益刺激,立足长远,打造精品。当快速码字能传达出作者的审美感知,表现出内心世界的倒影,让读者回味蕴藉诗意,渗透出高尚的人文精神,网络文学精品就已经不远了。

(摘编自党云峰《网络文学需精耕细作》和《光明日报》2019年4月6日)

中国书法与传统文化

金开诚

我国的书法艺术源远流长。事实上，当中国文化开始以书面形式积累、传承时，也便有了书法艺术的萌芽。在其后的发展中，书法艺术不仅成为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和整个传统文化一起延绵发展，同步相应。因此，通过书法艺术可以看到传统文化的种种精神与实质。

文字只是记录语言的工具，而文字本身又不过是由笔画、线条组成的符号。然而我国历代的书法家却能以汉字为材料，通过想象与加工，使之成为艺术形象，从而创造出一种土生土长、高度民族化的造型艺术。由于中国人民对美的执著追求和卓越的创造能力，所以整个书法艺术表现出千姿百态、争奇斗艳，既有深刻传承又有飞跃创新的局面。

世人皆知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人们往往直觉地认为这是由于文明古国历史悠久的缘故，却不能充分注意历代人民对文化创造的自觉而顽强的追求。书法是高度个性化的艺术， “笔为心画” ，人人都有独特的风格，因此在显示个人的创造追求方面具有极大的鲜明度。而且，这种在文化创造方面高度自觉的个性化追求，至迟在汉代“八分”书流行的阶段已有了充分的表现。因为大量“八分”名碑尽管在书写中都遵循了扁方横势、逆入顺出、波礫扬厉、“燕不双飞” 等模式要求，却仍然姿彩纷呈，各有风致。由此以后，在各体书法的写作中，对艺术创造与艺术个性的自觉追求更是蔚成风气，并且日益加深。所以中国书法虽然概括说来只有篆隶正草四体，但每种字体却都有难以计数的风格与流派，各白争奇斗艳，蔚为大观。虽然由于封建科举的功令限制，出现过千人一面的“馆阁书法”，但这种书法即使在封建时代也几乎遭到所有书法艺术家与理论家的一致批判。这一事实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传统文化的发展中确有某种去芜存精的内在机能。

在历代书法创作与理论中有着鲜明的“以力为美”的倾向。胡小石先生说:“凡用笔作出之线条，必须有血肉，有感情。易言之，即须有丰富之弹力。刚而非石，柔而非泥。取警以明之，即须如钟表中常远之发条，不可如汤锅中烂煮之面条。”这段话生动明白之极，却不只是胡先生个人的见解，而是透彻地再现了历代书法中占有主导地位和普遍意义的经验总结。

但是，书法艺术 “以力为美”并不是指写字要用巨大的力气，张牙舞爪，霸气逼人:而是指书法的线条与形象要有内在的动力与活力。它的主要靠实践的功力与火候，这就叫“力由功来”。“以力为美”归根到底是要求在笔墨的运用上达到高度的艺术准确性，而这种境界若不靠深厚的功力是无法达到的:书法的“力”是练功练出来的，而不是使劲使出来的。

书法艺术“以力为美”、“力由功来”，体现了传统文化中一些更为内在而深刻的因素。传统文化的创造有无数品种与样式，而无论哪--种真创造都必然出干真功夫。所以中国人从做学问、创事业、练本事乃至养身体，都把“功到自然成”持为信念，同时也是力求达到的理想境界:而“功”也便成了中国特有的一个概念，对一切文化创造起着引导与保证的作用。

“功”的产生只有靠勤学苦练，这正鲜明地反映了中国人民勤劳勇敢的气质。同时，中国人又历来强调“学无止境”，这也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文化创造要求是始终篷勃而永无休止的，这是蕴含在传统文化中最为可贵的精神之一。这种精神在今天尤有发扬之必要。

  (选自《艺术欣赏之旅》，有删改)

在义与利之外

①“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总是围绕着义利二字打转。可是，假如我既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呢？

②曾经有过一个人皆君子言必称义的时代，当时或许有过大义灭利的真君子，但更常见的是借义逐利的伪君子和假义真情的迂君子。那个时代过去了。曾几何时，世风剧变，义的信誉一落千丈，真君子销声匿迹，伪君子真相毕露，迂君子豁然开窍，都一窝蜂奔利而去。

③据说观念更新，义利之辩有了新解，原来利并非小人的专利，倒是做人的天经地义。

④“时间就是金钱！”这是当今的一句时髦口号。企业家以之鞭策生产，本无可非议。但世人把它奉为指导人生的座右铭，用商业精神取代人生智慧，结果就使自己的人生成了一种企业，使人际关系成了一个市场。

⑤我曾经嘲笑廉价的人情味，如今，连人情味也变得昂贵而罕见了。试问，不花钱你可能买到一个微笑，一句问候，一丁点儿恻隐之心？

⑥不过，无须怀旧。想靠形形色色的义的说教来匡正时弊，拯救世风人心，事实上无济于事。在义利之外，还有别样的人生态度。在君子小人之外，还有别样的人格。套孔子的句式，不妨说：“至人喻以情。”

⑦义和利，貌似相反，实则相通。“义”要求人献身抽象的社会实体，“利”驱使人投身世俗的物质利益，两者都无视人的心灵生活，遮蔽了人的真正的“自我”。“义”教人奉献，“利”诱人占有，前者把人生变成一次义务的履行，后者把人生变成一场权利的争夺。殊不知，人生的真价值是超乎义务和权利之外的。义和利都脱不开计较，所以，无论义师讨伐叛臣，还是利欲支配众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紧张。

⑧如果说“义”代表一种伦理的人生态度，“利”代表一种功利的人生态度，那么，我所说的“情”便代表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它主张率性而行，适情而止，每个人都保持自己的真性情。你（   ）你所信奉的教义，（   ）你所占有的物品，你之为你仅在于你的真实“自我”。生命的意义不在奉献或占有，而在创造，创造就是人的真性情的积极展开，是人在实现其本质力量时所获得的情感上的满足。创造不同于奉献，奉献只是完成外在的责任，创造却是实现真实的“自我”。至于创造和占有，其差别更是一目了然，譬如写作，占有注重的是作品所带来的名利地位，创造注重的只是创作本身的快乐。有真性情的人，与人相处惟求情感的沟通，与物相触独钟情趣的品味。更为可贵的是，在世人匆忙逐利又为利所逐的时代，他待人接物有一种闲适之情。我不是指中国士大夫式的闲情逸致，也不是指小农式的知足保守，而是指一种不为利驱、不为物役的淡泊的生活情怀。仍以写作为例，我想不通，一个人何必要著作等身呢？倘想流芳千古，一首不朽的小诗足矣。倘无此奢求，则只要活得自在即可，写作也不过是这活得自在的一种方式罢了。

⑨肖伯纳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我曾经深以为然，并且佩服他把人生的可悲境遇表述得如此轻松俏皮。但仔细玩味，发现这话的立足点仍是占有，所以才会有占有欲未得满足的痛苦和已得满足的无聊这双重悲剧。如果把立足点移到创造上，以审美的眼光看人生，我们岂不可以反其意而说：人生有两大快乐，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寻求和创造;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品味和体验？当然，人生总有其不可消除的痛苦，而重情轻利的人所体味到的辛酸悲哀，更为逐利之辈所梦想不到。但是，摆脱了占有欲，至少可以使人免除许多琐屑的烦恼和渺小的痛苦，活得有气度些。

⑩我无意以审美之情为救世良策，而只是表达了一个信念：在义与利之外，还有一种更值得一过的人生。这个信念将支撑我度过未来吉凶难卜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