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空和尚

老马下岗了。他的腿受过伤，做不了重体力活，表哥在天岩寺给他找了个打扫卫生的工作。工资虽不高，但是够给他读高中的儿子交学费，也够他和媳妇的生活了。老马很满意。

老马是个勤快人，总是把寺院打扫得干干净净。没事的时候，老马喜欢听和尚念经。寺里会念经的和尚有三个，念得最好的是法号云空的和尚。云空和尚念的经，让人听了心里特别敞亮，凡来寺里进香的香客，都希望听到云空和尚给自己念经。

云空和尚为人随和，容易接近，老马经常问他这样那样的问题，他从来不恼。老马很喜欢和云空和尚在一起，俩人关系也很好。

一天，云空和尚病了，吃了几天药不见好转，只好去山下医院就医，好多天没回来。

寺里少了云空和尚，显得很忙乱，香客多要求念经，两个和尚应付不过来。寺主一时找不到会念经的和尚，忽然想到经常和云空和尚在一起的老马，问他会不会念经？老马说，我念得不太好。寺主说，你念一段我听听。老马就念了一段。寺主听后喜出望外，说，太好了，从明天开始，你就代替云空和尚给香客念经。老马说，我又不是和尚，我不念！寺主说，谁让你当和尚了，你不用剃头，也不用穿僧袍，只是在两位师傅忙不过来时，帮着念一会儿就行。老马还是不同意。寺主说，不让你白念，念一天给你五十块钱。

老马有点心动，因为念经的收入比他扫院子多得多。寺主见老马还在犹豫，又说，你要是不愿意念，等云空和尚病好了，你就可以不念了。

寺主把话说到这份儿上，老马就不好再推辞了。于是从第二天起，老马学着云空和尚的样子给香客念起经来。香客竟然很喜欢老马念的经。渐渐地，来找老马念经的人越来越多。

寺院又恢复了从前的样子，寺主很高兴。有一天闲着没事，寺主跟老马说，要不，你把头发剃了吧，我一个月给你两千。老马很生气，说，我又不是和尚，干吗剃头？！说完，不等寺主再说什么，当即回了家。

媳妇见老马为这事生气，说老马，你可真傻，让你剃头又不是让你当和尚，天底下剃光头的男人多了，难道都是和尚？再说，咱儿子马上就要上大学了，我正愁没处张罗学费呢。老马叹了口气，又回到了寺院，把头发剃了，成了假和尚。

云空和尚得了不治之症，老马经常下山去看他。这天老马去医院看他时，忘了换下僧袍，云空和尚见到老马，愣了一下，说，你，皈依佛门了？

老马摸着自己的光头说，没有，我是假的，我老婆孩子都指靠我呢，我怎么能出家呢。

云空和尚笑笑，没再说什么。

老马说，对了，我一直想问你，你当初为什么出家啊？老马听别人说过，云空和尚出家前有老婆孩子的。云空和尚摇摇头，什么也没说。老马想，肯定是发生了什么让他伤心的事，要不然，好好的谁会出家呢。

云空和尚日渐消瘦，他知道自己日子不多了，所以不肯再住院，执意回到山上。老马每天照顾云空和尚的饮食起居，还问他想不想见家人，云空和尚总是摇头。

云空和尚圆寂前，把他那件最好的袈裟和那串他挂了一辈子的佛珠，还有一柜子的经书都给了老马。老马为云空和尚的离去流了很多眼泪。

老马想好了，等儿子毕业工作后，他就不在这干了，回家享受天伦之乐去。他可不想像云空和尚似的，到最后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

儿子终于毕业工作了，老马很高兴。正打算回家享清福呢，媳妇来找他，说儿子想买个房子结婚用，让咱们帮筹点钱。老马说，我上哪筹去？

媳妇说，你去寺里问问。

老马问寺主能不能借点钱给他。寺主说，一万以内可以，多了不行。老马又问，那能不能给我涨点工资？寺主说，涨倒是能涨，不过有条件。老马问，什么条件？寺主说，你得做真和尚。老马说，我现在和真和尚有什么区别？寺主说，当然有。真和尚要守清规戒律，不能有老婆。老马说，做真和尚，一个月给多少？寺主说，五千。

老马默默地走回家，把这事跟媳妇说了。媳妇听后，也沉默了。老马说，你要是没意见，我就去当真和尚了。媳妇就哭了。老马说，你别哭，我还能还俗的。媳妇说，我等你，我一定等你。

老马和媳妇离了婚，在头顶烧了戒疤，成了真和尚。那天老马第一次穿上云空和尚送给他的那件袈裟，戴上了云空和尚送给他的那串佛珠，大家都说，老马的身形和气度，俨然另一个云空和尚。

老马每天念经诵佛，但他心里仍想着老婆孩子。有一天，他隐隐地听说他老婆在和一个胖男人来往。他不信，回到他原来的家一看，果然看见了他不想看见的一幕。那一刻，老马心痛不已，万念俱灰。

不知过了多久，一个女人和一个年轻人来到天岩寺找老马。老马面对他昔日挚爱的妻儿，像不认识似的。凝视很久后，只说了一句话：贫僧法号云空。

（摘自《世界微型小说选刊》）

“相对于共享经济中的增量，我更关注存量部分的资源盘活。”全国政协委员汪浩然在调研中发现部分国有企业、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大量闲置资源以及公共资源共享还存在瓶颈，无法得到充分利用，造成社会财富的很大浪费。目前一些租赁模式的共享经济在资本炒作下增量过快，一味通过从增量中找增量的方式，出现了无序投入、资源浪费的情况。共享经济想要健康发展，还须“从存量中找增量，而不是从增量中找增量”。江浩然呼吁，“国家应该在鼓励共享破除瓶颈上出台政策措施，让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共享经济要发展更要健康》人民日报）

共享经济的萧条似乎是在一夜之间降临的。2018年12月，大概是ofo最难捱的日子。自中旬起，ofo总部就遭到讨还押金的用户的围堵，队伍从五楼排到一楼，又从大堂延伸到马路上。曾与ofo分庭抗礼的摩拜单车的状况也好不到哪去。在被美团收购后20多天时间里，摩拜毛损人民币4.07亿元，平均每天亏损1500多万元。

仅在几年前，共享单车发展的速度如同搭上火箭。2015平10月底，ofo投放单车数量仅2万辆，到2017年，这一数字迅速攀升至2300万。疯狂扩张的背后，是投资者们不断输送的融资血液。数据显示，2016年有超过20家共享单车企业共存，融资总额超过30亿元。用户规模也呈指数级增长，2016年共享单车的用户1886万人，同比增长700%。

但到2017年底，共享单车死亡名单越来越长，悟空单车、3Vbike单车、小鸣单车、酷骑单车等皆上榜。市场洗牌、管理失控、烧钱恶性循环、资本逃离，甚至挪用押金填补缺口，这些因素汇聚起来，像一把把锋利的刀子，刺向还未成熟的共享经济。

（《共享经济大败局》）

共享单车出现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公司管理不善，“罪魁”或许来自共享单车商业模式无底线的炒作和国民素质的全面挑战。

当资本把分段式租赁炒作成共享经济后，这种商业模式就注定无法实现盈利。正如德国一家媒体为共享单车算的账所显示：每辆单车成本250欧元，按照每个用户4天使用一次的平均值及每小时12欧分的价格，想要依靠用户的租金收回成本，实在遥遥无期。它不但不能激活闲置资源，反而增加了共享单车的运维负担。

从人性角度看，共享单车挑战了国民素质。之前有报道称，共享单车是一面“国民照妖镜”。它们就那样几乎无监管地放置在街头巷尾，你可以把它破坏了，或是据为己有。监管和追查的成本都不低，而惩处的力度却不高，这就助长了一些人的侥幸心理，破坏与损毁的行为也就随之而来了。低监管、低惩罚的现状确实构建了一个道德陷阱，引诱人们往里跳。

共享经济或许在中国真的很难实现，它不仅考验创业者的胸怀，同时也挑战了人性黑暗面。当急功近利、烧资本成了许多创业者的通病后，这种商业方式犹如闪闪流星，转瞬即逝。

（《共享经济始于炒作，毁于人性》）

哈啰出行联合创始人李开逐表示，共享单车是重线下重投入的行业，相比毫无节制、粗放的大规模投放，这个行业能够持久性地健康地运行下去，必须加强精细化管理，提高成本控制能力。去年10月，哈啰单车陆续投入使用了具备五重定位、自适应蓝牙组网、智能语音等功能的第五代智能锁，通过技术手段提高共享单车的运营效率，可以有效降低车辆的闲置率。比如自适应的蓝牙电子围栏，单车须要停放在蓝牙划定的范围内才能锁上；针对车辆容易堆积且有去无回的“城币黑洞”，哈啰通过AI算法和大数据，自动找出“黑洞”区域并设置为“禁停区”。

共享单车的运维服务商说，限于政策规定，哈啰单车在北京地区的投放总量是不占优势的，但为了提高每辆单车的使用效率，线下运维人员会将单车来回捣腾。“即使是在热点的地铁口，哈啰也不是每个出口都投放，而是会选择那些人流量更大的出口。”

（《共享单车比拼精细运营》）

我曾以为自己像火箭一样被发射出去了呢；我曾以为我高开了地面；我曾以为我离天空很近很近了一一当我同隔绝的风在一起的那些瞬间。

我们走出透明的铁匣子，阳光似乎仍然是那么不冷不热。天空仍然是那么不远不近。巴黎城，安然无恙地静卧在绿丛带似的塞纳河两岸。只是小轿车变成了玩具，房屋变成了模型，人呢？可惜我没有带望远镜。

于是我知道铁塔究竟有多高了(虽然我永远也弄不清那个数字)——我有多高铁塔就有多高。那是一座有弹性的铁塔呀。

于是我知道铁塔究竟有多大了，——“那是巴黎圣母院！”“那是蓬皮杜艺术中心！”“那是蒙马特教堂！”“那是小纽约！”

巴黎多大铁塔就有多大。也许还不止。一本书上说过，万里远无云时，塔顶上可望到外省……从神经中解放出来的风，无忌地挑逗着铁塔，摇撼它、敲打它。

我曾以为那历经一百多年风雨的朽铁会呻吟，会晃悠颤栗……据说它的最大摆度是十八厘米，此时它却纹丝不动，不必担心它会断裂倒塌。这在工业革命的辉煌中屹立的巨人，似乎雄心勃勃地要同那天边席卷而来的新浪潮作一番耐力的较量。它不会退出，不会退出的，虽然它已是上一个时代的标记，一百年前它却曾经是一个标新立异的怪物，在一片嘘声里，诞生于巴黎城的古迹之中。

塔顶平台上游人如云，这威严古板的铁塔。我原以为你是拒人之外，高傲无情的——我却发现你是一个不露声色的老父，将那各种肤色各种头发的孩子都拥在你的怀里，一任他们纵情玩乐、观赏，又走散去，天涯海角，只留下一个模糊的影，在你的视野里……

有一对少年在塔顶的窗边接吻，多么高的吻。有一对青年在电梯里接吻，多么快的吻。铁塔是仁慈的，温暖的。假如我不到铁塔来，我将永远对它存有那么无知的偏见和戒心……

我不知我应该怎样下去，或者说，我希望永远也不要再下去。人到达过那样的高处，对地面便有了淡漠；人有过那样的恐惧，对安全便有了蔑视；人走近过那蓝色的梦想，又不得不回到原处，便尝到探险的悲哀。因为那不是山的高度，不是悬崖的恐惧，而是人在一个世纪之前的真实创造，是一个永远矗立的丰碑。你没有接近过它，你便没有权利轻视；有一日它终会化成一堆废铁，但它曾独一无二地存在过。

当它存在的时候，在巴黎城挤挤撞撞的建筑物中，它雄奇，却也孤独。它没有对话者。只有风，只有云，只有飞鸟，是它寂寞的伴侣。无数双温热的手抚摸它冰凉的铁杆，它的内心却依然孤独。

宰牛本是一项谋生的技能，而庄子笔下的庖丁解牛却升华为精妙的艺术表演。庖丁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技者，技术与技巧也；道者，内在规律也。人只有领悟内在规律、顺势而为，才能在行动中表现得天机自运、出神入化。文艺创作境界之高下，往往与创作者重“技”还是重“道”密切相关。

诗有诗法，画有技法，对创作者来说，掌握“技”并不太难，只要勤学苦练，便能驾轻就熟。而“道”的境界，则绝非常人所能企及，它需要极精微的感受、极透彻的洞察、极忘我的投入，即所谓“不疯魔，不成活”。就文艺作品而言，“技”表现为形式、工巧，“道”表现为内涵、神妙。同样写夏景，“荷风惊浴鸟，桥影聚行鱼”是“技”，“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则入“道”；同样是画“深山藏古寺”，在重峦叠嶂中露古刹一角是“技”，老和尚以瓢舀泉水入桶则为“道”……

究竟如何超越“技”的层面，抵达“道”的化境？重视美育是一条切实的路径。蔡元培说：“美育者，应用美学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美育以情感为核心，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使人们具有美的理想、美的素养，具有欣赏、创造美的能力。我国传统文化里儒、道、佛三家，审美旨归总体上都是“和谐”。儒家侧重人与人关系的和谐，道家侧重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佛家侧重人与自我内心关系的和谐。雅正、飘逸、宁静之美，表面上各有不同，但究其实质，皆为“和谐”。仁爱、宽恕、谦恭、诚信的道德追求，对立统一、周而复始的圆形思维方式，刚柔并济、阴阳相生的强身健体之道，一同滋养华夏民族的身心与情感，化育“文质彬彬”的完美君子人格。先学做人，后学为文，有坚实的“美育”作为基础，“美术”方能事半功倍、水到渠成。

那么，艺术创作之“道”，当如何体察、如何感悟？“道”蕴藏于广阔的社会生活深入体察民生民情，努力开阔视野胸襟，作品才会有深刻的内涵与蓬勃的生命力。生活，是创作的“源头活水”，有了它，才情方能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一代有一代之文艺，无论形式，还是内涵，都会随时代的发展而更新、嬗变，只有投身于时代洪流，感受时代的风云变幻，才能产生充沛、澎湃的激情，才能创作出有血有肉的动人篇章。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时代风貌，引领时代风气。在阔步走向民族复兴的新时代，文艺工作者要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就要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道”蕴藏于博大精深的优秀文化遗产。要多读多学，从中汲取丰厚的营养。一切文学艺术都离不开孕育它的文化传统。歌德曾说：“每逢看到一位艺术大师，你总可以看出他汲取了前人的精华，正是这种精华培育出他的伟大。”一个人的品格、修养、才思，离不开前人作品的潜移默化。只有善于从前人的精神财富中汲取营养，才能强大自己的心灵、高尚自己的品格、丰沛自己的才情、敏锐自己的艺术感受力与表现力，创造出与伟大时代相匹配的“大艺术”。

文艺创作，离不开“技术”的训练，但更得益于“道”的体悟。

（摘白赵海菱《文艺的“技”与“道”》，《光明日报》2018年12月l1日）

黄德鸿：“学者”的意义

“成为一名学者”，是黄德鸿一生矢志不渝的追求。在广雅中学读高中时，黄德鸿受国文老师梁同寅的影响颇深。一个人的生命有限，荣华富贵及身而止，但学术之成就，可以垂及久远，嘉惠后人——梁同寅这样强调做学问的好处。此番声情并茂的讲解深深感动了黄德鸿，他内心开始憧憬学术之光。

大学时代，黄德鸿在求学志愿表上填上了“学者”二字，入读中山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以为社会学就是一门改造社会的科学，于是就报了社会学。”毕业后，他考上了当时的“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社会部”，从事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的研究。

之后，他又从社会学转到经济学研究，黄德鸿的说法是：“在当时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对经济学的研究比社会保险更有意义。”鉴于当时国家正处于抗战的社会环境，面对着社会保障在中国难以真正实行的残酷现实，他认为所学的理论都是舶来品，还存在一个中国化的问题，理论层面上的研究并没有太多用武之地。黄德鸿师从的卓炯老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在他的影响下，我对经济学比较了解，所以学校很自然安排我进行工业经济的教研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黄德鸿先后执教于中山大学、中南财经学院、湖北大学、暨南大学，撰写了许多学术论文，这些文章后来结成论文集出版，书名为《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

站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面对变幻莫测的经济风云，黄德鸿积极探索广东经济发展方向。他目光如炬，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一篇篇论文分量十足，对广东省甚至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黄德鸿就开始研究工业投资效果问题，提出了影响社会主义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经济效果的四大因素。80年代初期，他又具体地提出了提高工业经济效益的六大基本途径，在充分肯定了广东改革开放以来工业成就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广东工业发展“大而不强”的整体判断，从技术、资源、体制、文化和发展模式上提出了促进广东工业发展由大到强的战略构想和对策措施。

黄德鸿十分重视对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及企业活力的研究，他在《论增强企业的活力》一文中提出了五项战略措施，同时注重对珠江三角洲现实经济问题和南中国区域经济及产业结构等问题的研究。

1985年，黄德鸿担任《中国企业管理百科全书》编委兼分编《计划管理与经营决策》主委及条目撰写人，这是我国首部企业管理百科全书。1988年，他参加《中国工业经济管理》高校文科教材的编写，该书1991年获“光明杯”社科著作荣誉奖。

黄德鸿潜心研究华南经济区域，他认为这是一个特殊的经济区域，既不同于欧盟那样的区域联盟，又不同于一国之内各地区间的经济联合，以往的区域经济理论和经济一体化理论不能解释这个区域现存的经济整合，必须从新的角度进行研究。他建议把这个特殊的区域称为“沿海地区经济长龙”，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这个提法，不但有利于区域各成员扩大市场、增进贸易，也有利于加强区内分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对推行联合开发计划，实行联合研究发展，促进科技交流也有帮助。

在暨南大学，黄德鸿建立了产业经济学博士点。他说：“没有这个点，广东的经济发展就会少很多精兵强将。”从事高教工作50余年，他培养了一届又一届产业经济学专业的高级专门人才。即使年事已高，他也仍然坚持在教研第一线，经常带着研究生们挤公共汽车，顶着烈日暴雨跑工厂。

学术生涯七十余载，且漫且长，黄德鸿不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培养人才的系统思想与方法。他主张要先学做人，后学做学问。黄德鸿经常告诫学生，为人处世要谦虚，治学更要谦虚，骄傲自满在学问这部字典中是永远查不到的。他以身作则，甘当人梯。他常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要树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思想。

历经一个世纪的风雨沧桑，一生倾注学术研究的黄德鸿教授，为广东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他像一本厚重的百科全书，读之使人明智；又如清澈见底的泉水，观之可以鉴照世人。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