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读沈从文

①沈从文说：“美，总不免有时叫人伤心。”这也许是他的由衷之言。他一生的命运，均与美的追求相关，为了这种追求，他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②正是为了追求美，他自湘西凤凰古城走出，一无学历，二无靠山，三无显赫声名，只身闯入陌生的北平古城。那年他20岁，住在湖南会馆的一间潮湿小屋中，冬日严寒,他用冻肿的手写小说。这时候，一个陌生人走了进来：“找沈从文。”“哎呀，你就是，原来这么小。”这人是郁达夫。因为看过报上他的文章，特来看他的。郁先生领他去餐馆吃了“葱炒羊肉片”，回来，将一条浅灰色羊毛围巾和吃饭后找回的三元二毛几分零钱留给了他。沈从文感动得“伏在桌上哭了起来”。

③这个小故事得自黄永玉先生的一篇文章，它深深感动了我，为我揭开了“一个只读过小学的人，竟成了一个大作家”这奇迹的序幕，也使我窥见了他善良温和品格的影子，以及老一辈作家对待后来者深情关怀的感人细节。而沈从文在成为“大作家”之后，对待后来者，对待每一个年轻人，包括素不相识来访者的那种平易近人、体贴入微的亲切与慈祥，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④对此，我有亲身体验。

⑤那是1981年5月，我去北京为《海鸥》月刊约稿，拜访几位曾在青岛住过的老作家，其中便有沈老。没有人引荐，事前无约定，便贸然叩开他的门。那是他新迁去的居所，并不宽绰，小小的厅，摆着张方桌，他正坐在桌边埋头写什么，原来，是为湖南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小说、散文选写序。我和同去的刘禹轩兄坐在方桌两侧，听他侃侃而谈。他夫人张兆和沏来了清茶，那茶壶很讲究，与桌上小小的烟灰缸同样精致。这时候，他已高龄，白发稀疏，脸面红润，神采奕奕。除了说明来意，我们几乎没提什么话题，他却滔滔不绝，谈锋甚健。一口湘音，细而快，许多话是听不懂的。但是他那热情，那喜悦感，那亲切如对老友的情绪深深打动了我。这哪像是对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简直像是对久别重逢的老友或亲人。当谈到白先勇、金介甫，他站起身来，走到墙边，指着壁上悬挂的他与白先勇一起照的相，喜悦欣慰之情溢于言表。外界有人说，他改行做文物研究是出于自愿，仿佛他对被切断了创作生涯毫不介意似的，从他的这种情绪可以看出，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只由于他是个心地宽宏、性格温和的人，把一种痛苦藏在内心，从不诉之于牢骚，只是独自默默忍受罢了。

⑥沈从文是位多产作家，多产而优质。他的每一篇作品都要经过反复修改，一丝不苟。他的小说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但情境优美，语言讲究，完全可以作为散文来欣赏，代表作《边城》便有很浓的诗意。欣赏他的作品，我以为可把握的两点是：内容上，如他自己所说：“我只想造希腊神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形式上呢，则是诗意美的追求。“有诗意还是没有诗意，这是沈先生评价一切人和事物的唯一标准。”这是他的学生汪曾祺先生说的。

⑦我读得较多的是他的散文。《从文自传》《湘西散记》《湘西》这些散文集子，都是以他家乡风土人情为背景而创作的，以他童年、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为题材。汪曾祺说：“沈从文是一个风景画大师，一个横绝一代、无与伦比的风景画家。”这个评价毫不过分，风景，尤其是水边风景，是他最拿手的。他自己也说，他的最好的作品都是在水边写的，却又不限于此。由于他习惯于什么都去看看，要在平平常常的生活里看到它的美，它的诗意。他的散文中有着底层人民的情感与生活细节，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况味。《从文自传》就不仅是他的个人经历，而且是湘西一带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细致、生动、质朴、感人。

⑧在他被夺去了那天才的笔，寂寞多年之后，在他过完了追求美的一生，悄然离世之后，我意外地读到他的一些书信，这便是他夫人和儿子编选出版的《从文家书》。从书信中，我读到了一些更为感人、自然的优美散文，感受到他那赤子之心的人格美。下面这段话摘自1938年他从昆明写给夫人的信：

⑨“夜已沉静，然而并不沉静，雨很大，打在瓦上和院中竹子上。电闪极白，接着是一个比一个强的炸雷声，在左边右边，各处响着，房子微微震动着，稍微有点疲倦，有点冷，有点原始的恐怖。我想起数千年前人住在洞穴里，睡在洞中一隅听雷声轰响时所引起的情绪，同时也想起现代人在另外一种人为的巨雷响声中所引起的情绪，我觉得很感动。唉，人生，这宏大声音，令人对历史感到悲哀，因为它正在重造历史。”

⑩我还想抄下《湘行书简》中的一段文字：

⑾“我轻轻地叹息了好些次。山头夕阳极感动我，水底各色圆石也极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什么渣滓，透明烛照，对河水，对夕阳，对拉船人同船，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地爱着……我看到小小渔船载了它的黑色鸬鹚向下流缓缓划去，看到石滩上拉船人的姿势，我皆异常感动且异常爱他们……不知为什么，我感动得很！我希望活得长一点，同时把生活完全发展到我自己这份工作上来，我会用我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些与透入些……”

⑿这便是沈从文，这才是沈从文。他的敏感和感动，是他身上最闪光的亮点，是他的人格美之所在，也是最值得我学习的方面，远远超过他作品的文字之美。

（取材于耿林莽的同名文章）

中国绘画传统这一体系，以笔墨为其最核心的成就。中国绘画传统有别于西方美术传统，笔墨就是最大的结构性差异所在，这也是整个东方视觉艺术传统最有价值的地方。对笔墨的分析与理解，重在把笔墨典范视作人格理想的表征系统。

所谓“笔墨典范”，强调的是历史上的大家作品所具有的典范性。在这里，笔墨绝不仅仅是用笔和墨在宣纸上画出笔道，渗化墨象，而是比这种工具材料组合运用复杂得多的文化表征系统。它在结构上具有一个表层、一个里层和一个核心。表层是“可视之迹”，也就是中国画的画面痕迹；里层是“可感之心”，也就是通过画面痕迹可以感受到的画家的情绪、状态和心境；核心则是“可信之道”，指向痕迹、心境之后的人格理想，是隐藏在表层、里层之下的理想性的人生。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格理想是在历史演进中形成的，是历代文人学士、士大夫的精神理想，这一精神理想具有群体性，不是一人、一时、一地的观念与情绪，而是代代积累的公认方向与共同诉求。中国士人画的最高境界是借山川自然之形，运用笔墨语言来书写自己，图绘自己，尤其写出自己对天地万物的体悟，以此塑造、更新自己。而这个“自己”，一定是走在追慕典范人格理想的自修之路上，是希贤希圣、法道法自然的践行者，因而不可能局限于小我。这样的人、这样的作品，才真正具有典范意义。

这种人格理想的表征系统通过动作性的心理同构把表层、里层和核心相互关联起来，这一心理运作机制是一种想象中的内摹仿。中国古人习书有“力透纸背”之说，这当然不仅是字面说的笔锋穿透纸面，更是以这种笔力贯注的意象来比喻难以传达的内心感受，这是一种带有动作性的肌体感受。以内摹仿作为生命修炼的有效手段与操作过程，可以更好地体会、领悟理想人格的深度与广度，同时也就有助于自身人格的丰富与完善。在此意义上，锻炼笔墨就成为人格磨砺、境界参悟的过程，笔墨与心性通过不断琢磨、锻炼，构成互动互证的关系。这样一种卓有成效的修为，在历史上已为无数典范所反复验证。

基于动作性同构的内摹仿，关系到审美，也关系到求真与致善。中国文艺自古以来所追求的，正是以文艺作品来唤起人的内摹仿能力，经由长时间的气质变化、生命修炼，完成自我塑造、自我实现，一步步趋近于典范的理想人格。以艺树人，是中国文艺的宗旨。更进一步说，中国画的笔墨不仅在将来仍能提供独一无二的审美愉悦，仍然具有必不可少的文化价值，而且以其对于人格理想、人格信仰的重要作用，还有可能参与未来社会精神价值的重树，从而产生重大、深远的社会意义。

（摘编自潘公凯《论笔墨典范：人格理想的一种表征系统》）

妈妈手上的花瓶

苏丽梅

高考成绩揭晓了。

男孩垂头丧气地走进家门，母亲正擦拭桌子，看到男孩脸上阴暗的表情，母亲把抹布扔一边，搭着男孩的肩走进屋，示意男孩在沙发上坐下。母亲小心翼翼地问道:“成绩怎么样?”

“妈，我没考上，我…”男孩话没说完，眼泪却从眼眶里涌了出来，滴落在沙发上。

“没事没事，没考上就没考上，咱明年再读一年，啊?”母亲说。

“我不想复习了妈，太艰辛了，我觉得自己不是考学的料。”

不急着做决定，假期还长呢。”

第二天，母亲上班之前，敲开了男孩房间的门。母亲对男孩嘱咐道:“孩子，妈妈上班去了锅里有豆浆，冰箱里有蛋糕，你待会起来吃。”男孩“嗯”了一声，转身又睡了过去。

母亲下班时，男孩的脸色更加阴郁:“妈，他们都考上了。

“考上就考上，没事的。”母亲知道，他们是指男孩一块玩的伙伴们一强强和巍巍。平时三人一起上学，一起打球，还相约考取同一所大学。如今，他的伙伴们同时考上了，只有他没考上。母亲知道这消息对儿子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劝慰未必有用，只是用力按了按儿子的胳膊。

第三天中午，母亲下班回来，放下包就直接来到厨房准备做饭，一眼瞥见锅里的早点，原封未动。母亲看了，心略嶝了一下，她推开男孩的房间门，里面根本没人。

母亲告诚自己不能慌，她拿起手机给男孩打电话，电话没有人接;她又打电话给孩子外地的父亲，他也没有收到孩子的信息;于是她一边给强强、巍巍打电话，一边决定自己出去找一找孩子。同学们也没有男孩的消息，但是给她提供了几个男孩可能去的地址。

母亲稳下心神决定先去篮球场，她在篮球场里转了一圏，并没有找到男孩，又继续去网吧寻找，几个小时后，她在网吧里找到了正在打游戏的儿子。

男孩已经累得头晕眼花，一眼看到母亲，先是低下了头，嗫嚅道:“妈，你下午没上班?”

“我这两天调休，正好陪你散散心，明天我带你去个地方。

男孩“嗯”了一声，带着不安和好奇跟着母亲回家了。

转过天来，母亲带男孩来到一家“陶陶吧”，男孩从没来过这种地方，好奇地看着周围的人专注地做陶瓷，那个老板模样的人似乎在等待他们，径直带他们来到一架机器前，顺手拿给男孩一块泥巴，说:“会捏泥吗，小伙子?”男孩平时很擅长做手工的，他轻视地笑了一下，用劲捏了捏泥巴，可泥巴瞬间粘在了他手上，他放松了手劲轻轻揉搓，却也不起什么作用。母亲似乎也不在行，建议儿子说:“不然把泥巴放在板上揉?”她看出男孩有些小恼火，微笑着接了一下他的手臂。

男孩沉下心来了，他琢磨出来捏泥力道是个关键，几番捣鼓，终于把泥巴捏得可以拉坯了。

老板问他想做什么，他脱口说想做一个花瓶送给妈妈，母亲有些吃惊脸也有些红，老板开始示范:先把一块泥巴固定在转盘中心，然后打开电闸使转盘转动，在这同时耐心细致地塑造花瓶的形。男孩这次不敢掉以轻心，仔细观摩着老板的动作…

制作要领了然于心之后，男孩自信地把双手固定在转盘边沿，双手放在泥巴表面，轻轻往上提，转盘转起来了，母亲紧张地看着，感觉花瓶的形已经出现了，可就在这时，那团泥巴很不配合地飞了出去，落到了盘子里，功亏一畴。男孩儿泄气地甩了甩手，老板哈哈笑着说:“这没啥小伙子，还没有哪个顾客是一次做成的呢!”男孩看到母亲沉静的笑容，又把双手放到转盘上。

不知过了多久，当男孩把一个小巧的花瓶放到母亲面前时，母亲含着泪花喃喃地说:“谢谢儿子，你其实就是妈妈手中的花瓶。”

从陶吧出来，男孩认真地看着母亲说:“妈，我明年再复读一年吧。”母亲晃了晃手里的花瓶，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有删改）

土司文化是土司制度创建和推行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它是根植于土司制度之中的。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中央政府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推行的一种特殊的管理方式，即由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担任世袭地方官，通过他们对少数民族的管理，达到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统治的目的。

土司有专门的机构，如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土府、土州、土县等。土司地区实行的是一种区域性的自治，但要归地方行政长官统一管理，并纳入国家的官制体系之内。土司制度推行之前，少数民族地区大多未纳入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辖之中，被历代统治者视为“化外”之区。土司制度带来了区域社会管理的新模式，使得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出现了相互依赖的关系，促进了土司地区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往来。其特殊的管理模式及相关的依赖交流机制、世袭制、等级制构成了土司制度与文化的鲜明特征。土司制度推行了六百多年，在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土司制度的建立，实际上是中央政府与地方首领的双方认同。一方面地方首领表示“归顺”“向化”，希望保住自身的地位和利益；另一方面朝廷在不易派官管理的少数民族地区需要寻求代理人。因此，当土酋“归顺”，朝廷即授以土司之职，通过颁发敕书及官印，使其成为可以世袭的朝廷命官，并允许他们管理自己的领地。而中央政府也经常征调土司兵作战，或抗击外寇，保卫疆土；或镇压内乱，稳定地方。明嘉靖年间的抗倭战争，明廷就调集了大量土兵。因此，土司制度是一种地方行政管理制度，体现了元明清中央政府“齐教修政”、“因俗而治”的统治方针，同时采取这样一种过渡性的管理方式，将其纳入中央政府的管理体制之内，也为日后的郡县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与其他国家中由少数民族统治的行政中心更多体现其强势的当地民族特征是完全不同的。

作为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土司制度创建了一种区域社会管理的新模式，即在行省之内实行双轨制，既有流官管理的府州县，又有土司自治的地区。这种管理模式体现了两个特点：其一是体制的稳定性。土司制度推行长达六百多年，虽经三个朝代的更迭，这一政策仍得到有效的实施，其基本点在于维持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其二是政治运作的协同性。在土司制度推行过程中，中央政府与该地区少数民族之间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一定的和济与协调的。它的运作，对于国家的统一和稳定，社会文明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土司制度是在保留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建立的。当地民族的宗教信仰、传统文化、生活习俗继续保留、发展，形成了促进该地区社会稳定以及民族和谐共处的长效机制，从而促进了多民族文化的共处与包容，保护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传承。清代在四川等地新设土司，不强求那里的少数民族剃发易服。从制度层面上说，土司制度也许不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但可以肯定，它是适合当时西南等地少数民族社会实际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

（摘自《文史知识》2016年第4期，有删改）

听雨

季羡林

①“润物细无声暠，春雨本来是声音极小极小的，小到了“无暠的程度。但是，我现在坐在隔成了一间小房子的阳台上，顶上有块大铁皮。楼上滴下来的檐溜就打在这铁皮上，打出声音来，于是就不“细无声”了。按常理说，我坐在那里，同一种死文字拼命，本来应该需要极静极静的环境，极静极静的心情，才能安下心来，进入角色，来解读这天书般的玩意儿。这种雨敲铁皮的声音应该是极为讨厌的，是必欲去之而后快的。

②然而，事实却正相反。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到头顶上的雨滴声，此时有声胜无声，我心里感到无量的喜悦，仿佛饮了仙露，吸了醍醐，大有飘飘欲仙之概了。这声音时慢时急，时高时低，时响时沉，时断时续；有时如金声玉振，有时如黄钟大吕，有时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有时如红珊白瑚沉海里，有时如弹素琴，有时如舞霹雳，有时如百鸟争鸣，有时如兔落鹘起，我浮想联翩，不能自已，心花怒放，风生笔底。死文字仿佛活了起来，我也仿佛又溢满了青春活力。我平生很少有这样的精神境界，更难为外人道也。

③在中国，听雨本来是雅人的事。我虽然自认还不是完全的俗人，但能否就算是雅人，却还很难说。我大概是介乎雅俗之间的一种动物吧。中国古代诗词中，关于听雨的作品是颇有一些的。顺便说上一句：外国诗词中似乎少见。我的朋友章用回忆表弟的诗中有“频梦春池添秀句，每闻夜雨忆联床暠是颇有一点诗意的。连《红楼梦》中的林妹妹都喜欢李义山的“留得枯荷听雨声暠之句。最有名的一首听雨的词当然是宋蒋捷的《虞美人》，词不长，我索性抄它一下：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④蒋捷听雨时的心情，是颇为复杂的。他是用听雨这一件事来概括自己的一生的，从少年、壮年一直到老年，达到了“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境界。但是，古今老的概念，有相当大的不同。他是“鬓已星星也”，有一些白发，看来最老也不过五十岁左右。用今天的眼光看，他不过是介乎中老之间，用我自己比起来，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鬓边早已不是“星星也”，顶上已是“童山濯濯”了。要讲达到“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境界，我比他有资格。我已经能够“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了。

⑤可我为什么今天听雨竟也兴高采烈呢？这里面并没有多少雅味，我在这里完全是一个“俗人”。我想到的主要是麦子，是那辽阔原野上的青青的麦苗。我生在乡下，虽然6岁就离开，谈不上干什么农活，但是我拾过麦子，捡过豆子，割过青草，劈过高粱叶。我血管里流的是农民的血，一直到今天垂暮之年，毕生对农民和农村怀着深厚的感情。农民最高希望是多打粮食。天一旱，就威胁着庄稼的成长。即使我长期住在城里，下雨一少，我就望云霓，自谓焦急之情，绝不下于农民。北方春天，十年九旱。今年似乎又旱得邪行。我天天听天气预报，时时观察天上的云气。忧心如焚，徒唤奈何。在梦中也看到的是细雨蒙蒙。

⑥今天早晨，我的梦竟实现了。我坐在这长宽不过几尺的阳台上，听到头顶上的雨声，不禁神驰千里，心旷神怡。在大大小小高高低低，有的方正有的歪斜的麦田里，每一个叶片都仿佛张开了小嘴，尽情地吮吸着甜甜的雨滴，有如天降甘露，本来有点黄萎的，现在变青了。本来是青的，现在更青了。宇宙间凭空添了一片温馨，一片祥和。

（选自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季羡林散文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