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如红豆

侯志明

①纪昀有言：“灯如红豆最相思。”

②夏日炎炎的夜晚，我经常会在夜深人静后走向阳台，看城市迷人的夜光。那夜光是由无数盏灯组成的。望着望着，有时会掉下眼泪来。

③是的，不止一次。因为我总会想到童年、少年时陪伴我的那盏小煤油灯。

④我们家姐妹五人，在那个困难年代出生的人，都品尝过生活的艰难。别的不说，就是一家人偶尔做件新衣和平时的缝缝补补，对母亲来讲就是一项繁重的劳作。春节前的母亲是最忙碌的。一进腊月就要夜夜坐在小油灯前，赶做新衣或者浆洗旧衣。白天辛苦一天，晚上还要干活到下半夜。

⑤有一天，我睡醒一觉，发现母亲还在灯前纳鞋底做新鞋，腿上盖着被子，身上披着棉衣。一手拿着鞋底，一手交替拿锥子和针线。先用锥子扎，再用针穿线，再在膝盖上使劲地勒紧。我看着看着，忽然看见她浑身一抖，把手里的东西一扔，然后用左手紧紧地攥住右手的食指，斜倚在了窗台上。过了五六分钟吧，她又坐了起来，拿起没做完的活儿。我想过去搂住她看看扎伤的手，想劝她去睡觉，但我一张口，说出的却是“妈，我要尿尿”。妈没有抬头，只是说“灯亮着呢，去吧”。尿完尿，我回转身，站在那儿，盯着母亲，希望她看我一眼，等来的却是“冷，快去睡，感冒了过不好年”。她仍没有抬头。“那你怎么还不睡？”“快完了，一会儿睡。”在母亲的心里，赶制孩子过年的新衣新鞋，这些活儿不但是定了量的，而且也是限了时的。

⑥年年如此。

⑦后来，我们家又有了另一盏油灯。那是一盏玻璃底座，玻璃肚子，带了玻璃灯罩的油灯。它不但比我家原有的那盏灯好看，而且也明亮。更主要的是它有个调整亮度的开关。这是父亲做了生产队会计，村里给买的。自从有了这盏灯，我们总希望父亲天天计工分，天天整理账，天天点亮这盏灯。那样不但整个家里会明亮很多，而且我们可以蹭亮光看书写作业。

⑧有一年的年底，父亲又点亮那盏灯，开始给人们算账，我又蹭光写起作业，写完我就去睡了。但我睡醒一觉，发现父亲仍然在翻本子打算盘。“爹，咋了？”“没咋。”他没有看我。“没咋，那咋不睡？”我又问。这时他转过脸，看着我说：“有两毛钱，对不上账。”“多了还是少了？”我接着问。“多了。”他说。“多了，那好呀！”我说。他又转过头并拧小灯火，走过来坐在炕沿边摸着我的脸：“不知道给谁少算了。两毛，一个壮劳力两天才能挣到。”

⑨1982年，我上了高中。虽然那时学校有了电灯，但晚上是要定时关灯的。为了在教室关灯后能多学习一会儿，很多同学都备了一盏小油灯。我也不例外。上了三年高中，如果说有几件东西是不能离开的，那么，这盏小油灯就是其中之一。多少次，当冬天的寒冷冻得我手不能拿笔想放弃的时候，是这盏小小的灯给了我些许的温暖。当笔中的墨水冻得不能写字时，是这盏灯帮我融化。假如不曾有小油灯的陪伴照耀，我想在我们那个连老师都配不齐的学校，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考上大学的。尤其难忘的是，有一个冬天的早晨，我带了灯去教室背书，可是只过了一会儿就油尽灯灭。正在我不知如何是好时，一个与我坐得不远的女同学将她的灯推到了我的面前，自己站起来走出了教室。这一举动是我万万没想到的，因为在那个年代，男女同学是连话都不说的。何况这个女同学是我们男生认为最丑且经常被嘲讽的，而且她也应该是意识到了的。从那天起，我似乎懂得了更多的东西。

⑩四十年来，陪伴我长大的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油灯，都已难得见到了。但它们却清清楚楚地记录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变迁，照耀我前行的路，给我以启迪。

⑪其实，“灯如红豆最相思”的上句是“书似青山常乱叠”。把灯和书联系起来的纪昀，忽然升华了我对灯相思的境界和品位。也许这是我思念灯的又一缘由或写完这篇短文后的意外收获吧。

（选自《人民日报》2018年10月29日，有删改）

这个时代，很多作家的名字在报刊和新媒体上频频出现，人们却想不起他写过什么，而有的作家名字一出现，唤醒的则是作品的名字及相关想象，这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与写作意义上的成功的区刖，双雪涛的“好”显然属于后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的名字将一直与《平原上的摩西》（以下简称《摩西》）捆绑在一起。

通读双雪涛的作品，不难发现，他对大历史变革与个体、群体日常生活之间的密切关联是极其敏感的，只是他不愿意把这些故事变成关于历史进程的肤浅论证材料。事实上，当我们意识到历史从未在他的故事中缺席时，才会发现，他早已把历史与人的关系编织进故事的纹理中。很显然这里挺立着由精湛技艺所支撑的鲜明的小说观和历史观，即只有在精心编制的好故事的罗网中，历史这只“怪兽”才能被一种具体、丰富也更具说服力的方式诱捕、显形。

就小说中的“虚构”来说，这里并不存在特别复杂的地方。一代又一代的人的尊严、前途和命运如何成为历史怪兽的养料，双雪涛心知肚明且有切身体会，只是他不相信历史只有一种抽象的表情，哪怕只是狰狞和吞噬，也会有具体的姿势和形态，更何况历史事件的发生，最终要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来承担。所以，在双雪涛的小说中，故事不仅是目的，也是手段，而历史不只是背景，也是以各种形态渗进故事的有机成分。两者之间如何有机融合，也就成为需要依靠智慧和技艺来成全的事情。

历史发生的时刻，最初必然表现为人的遭遇，并最终物化为文字和器物，这是历史消散后留下的痕迹。从这个意义上讲，“虚构”介入历史的方式，便是用器物和文字对人进行招魂，在这个过程中历史逐渐脱离抽象意义上的神秘性和匿名性，逐渐呈现出具体可感的形态，这正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历史祛魅，即重建历史表情，或日历史显形。帕慕克坚持一个观念：“物品既是小说中无数离散时刻的本质部分，也是这些时刻的象征或符号。”这句话虽然并未明确指向“虚构”与历史的关系，却能贴切说明双雪涛在设置历史的“诱饵”（物品或器物）时所体现出的非凡匠心和能力。

《摩西》无疑是一篇杰作，这里暂且只分析其中的一个细节，一种名为“平原”的香烟烟盒的作用。“烟盒”最显而易见的功能，就是解决了情节设计的基本逻辑问题。故事里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条线索，众声喧哗，彼此纠缠，直到“烟盒”出现，错综复杂的线索才建立一种比较牢靠的逻辑关系。由此，故事冲出迷局，开始进入令人期待的“解密”程序。

我无意宣称《摩西》必将成为未来的经典，但“诱饵”的精心设置让历史在一个好看的故事中不断具象化，于是，历史表达便言之有物，现实描绘又有纵深感。做到这一点，一部充满意义张力的小说至少成功了一半。

（摘编自方岩《诱饵与怪兽——双雪涛小说中的历史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