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通常所说的“美”往往是狭义的，即指“优美”，其实美的内涵还应包括“崇高”。“崇高”与“优美”不同，“优美”通常是以形式取胜，以其精巧、明丽、和谐形态顺应人的主观目的，直接给人以耳目之娱，让人产生类似“受到奉承而顺从”的爱悦感，并借此培育人们“爱”的情感；而“崇高”一般以巨大、粗犷、雄伟、深邃的形态显现，常见于崇山峻岭、星空大漠等事物之中，并可由此推及一切英雄壮举、伟人、伟业等。它给予人的主要是心灵的震撼而非感觉的快适，所以康德认为“美在形式”而“崇高则无形式”。

崇高感的产生总是经历这样一个心理过程：初始，对象的气势和精神的强大让人感到个人存在的渺小，给人以威胁、恐怖、挫折、生命力的阻滞之感，但却能历练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激发人的自我意识和生存自觉，继而在人的内心形成张力，促使人奋发图强，化恐惧感为敬畏感以及对之追慕、神往的心情，由于有其所“敬”而驱使人不断走向自我超越。就像杜甫在《望岳》中所写的，正是泰山那“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的巍峨磅礴的气势，激发起诗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强烈愿望。所以古罗马思想家如朗吉纳斯等特别强调“大自然把人带到宇宙这生命的大会场里，不是把人当作卑微的动物，而是在人类心灵里注入对于伟大的、比我们自己更神圣的东西的爱”，它对于人的意义就在于“当一个人如果四面八方把生命谛视一番，看出一切事物中凡是不平凡的、伟大的和优美的都巍然耸立着，他就会马上体会到我们是为什么生在这世间的”，“就会把绝对的伟大建立在自己的使命中”，让人们在感知这些惊心动魄的景象中消除自身“心理的脆弱性”，提高使命意识，通过拓展情怀、提升境界培育敢于正视困难和战胜困难的勇敢精神和人格力量。一旦人们的精神提高到这样的高度，一切“事业、行动、风度、学术的品德也必然都是美的”。

这种崇高的情感培育在当今这个和平昌盛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辩证来看，矛盾的双方都处于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状态，2000多年前《周易》就提出“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提醒人们即使身处安乐也必须居安思危，时刻不忘立国安邦方面所承担的使命。但富裕和安逸的生活会使人失去生存压力而丧失对自身社会使命的敬畏感和责任感，而崇高教育恰好能呼唤这种责任。以往，由于人们有意无意地把美等同于“优美”而忽视“崇高”，以致只看重“爱”的教育而忽视对“敬”的情感的培育。其实，从培养健全人格的角度来说，这两者互相补充、缺一不可，凡是高尚的人格和伟大的功业，无不是在这两种情感共同驱使下建立的。所以康德认为崇高与优美虽然形态不同，但却是互补的，“崇高使人感动，美则使人迷恋”，“崇高的性质激发人的尊敬，优美的性质则激发人们的爱慕”，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健全人格不可缺少的心理特征。而针对当时由商业文明造成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世风，他又特别强调“没有崇高，伟大的事业就不能完成”。

（选自王元骧《美的理想不容矮化》，有翻改）

材料一(734字)

目前，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还未正式运行就新发现6颗脉冲星。中国科学家在北京发布了它取得的首批成果。

“中国天眼”是中国“十一五”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之一，基于选址方法、索网主动反射面、柔性索结合并联机器人的馈源支撑这三项中国自主创新技术，它突破了射电望远镜工程的极限。在未来可预见的二三十年内，它将是我们这个星球最先进、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

人类迄今已发现2500余颗脉冲星。但在“中国天眼”问世前，中国望远镜从未捕捉到新的脉冲星。事实证明，重大的科学突破离不开科研仪器的进步。世界各国相继认识到大科学装置在国家创新能力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中国也在不断兴建重器。包括“中国天眼”在内，仅中国科学院目前运行和在建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就有23个。2013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规划（2012 - 2030年）》对能源、生命、天文等7个科学领域进行了系统（甲）bùshǔ。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台长严俊认为，“中国天眼”调试进展超过预期、打破了大型同类设备调试周期的国际惯例，并有系统的科学产出，这得益于（乙）卓有成效的早期科学规划和人才储备。从最初不到5人的研究小组扩大到上百人团队，“中国天眼”凭借国内100多家参建单位的力量，由跟踪模仿发展到集成创新。

发布会当日，人们自发为“中国天眼”之父，项目总工程师兼首席科学家南仁东先生默哀。2017年9月15日，在“中国天眼”落成近一周年之际，曾为之奔波奋斗的南先生（丙）溘然长逝。当年他毅然舍弃高薪，回国就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副台长。1993年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上，外国科学家们提出要建造新一代射电望远镜，以接受更多来自外太空的讯息。南先生跟同事们说：“咱们也建一个吧！”从那时起，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如今“中国天眼”新发现的脉冲星（丁）yìyì生辉，人们感慨它“足以告慰老南”。

（取材于张素2017年10月10日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采访对象：李莳，“中国天眼”副总工程师，国家天文台射电天文研究部首席科学家。

李莳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他在世界各地进行观测的照片。由于长年做远程观测，在工地，或者开国际、国内电话会议，他已习惯了随时随地工作。他看王小波、马尔克斯的书，最近尤其喜欢余秀华的诗。对他而言，探测宇宙是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中国天眼”还要调试两三年

广州日报：去年9月25日竣工以来，“中国天眼”的运行情况怎样？

李莳：世界大型望远镜，没有一个在竣工时就能投入使用，最快也要两年才能正式运行。澳大利亚的平方公里阵列探路者望远镜，2012年6月举行了竣工仪式，2013年10月才获得第一条谱线；2016年10月，有三分之一的天线调试完毕，可以协同工作，并开始了早期科学计划。依照国际惯例和大型地面设备的规律，“中国天眼”至少需要两到三年的紧张调试。调试过程中也将面临大量的挑战，如高压滤波器的升级改造等。

预计发现上千个脉冲星

广州日报：“中国天眼”是不是边调试边收集数据？“中国天眼”对脉冲星和中性氢的观测目标是什么？

李莳：是的。采集数据本身就是调试的一部分。我们观测天空中的亮源，例如射电星系和脉冲星，标定系统温度、面型精度等望远镜性能。调试后期，我们期待开始产生新发现。预计“中国天眼”未来会发现上千个脉冲星，实现中国相关领域的突破，并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利用脉冲星探测引力波等天体物理前沿领域，也是“中国天眼”的目标。

通过发现原子氢，也就是中性氢，可以发现新的星系、探索宇宙的演化历史和生命起源，寻找地外文明。

广州日报：“中国天眼”的观测范围有多大？运行后，将怎样巡天？

李莳：可以看到一半的银河系，往南可以看到天赤道以南十几度的天区，比之前的世界最大射电望远镜阿雷西博的观测范围大两倍以上。

“中国天眼”的特点和独特优势推动我们创建更有挑战性的巡天模式，即多科学目标同时扫描巡天：脉冲星搜索、气体星系搜索、银河系中性氢成像和快速射电源搜索。将四大目标同时进行，这在世界上没有先例。我们已经有了方案，做了实验，希望在“中国天眼”验收前，构建出比较有效的扫描巡天模式，提供给全国的天文研究者，产生系统性的发现和重大突破。

（取材于2017年9月5日《广州日报》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10月10日宣布，经过一年的紧张调试，“中国天眼”已实现指向、跟踪、漂移扫描等多种观测模式的顺利运行，并确认了多颗新发现的脉冲星。

“中国天眼”选址在贵州平塘大窝凼洼地，是科学家们多次实地考察和综合论证的结果。这个天然洼地，5公里半径之内没有一个乡镇，25公里半径之内没有一个县城，无线电环境相当理想。射电望远镜正需要这么一处静土，因为最灵敏的天线相当于最娇弱的耳膜，轻声耳语对它无异于大喊。

对于射电望远镜来说，口径越大看得越远。全世界的射电天文学家都追求建造更大口径的“锅盖”，以提高射电望远镜的灵敏度。“中国天眼”口径500米，主反射面由近460000块三角形单元拼接成球冠，拥有约30个足球场大的接收面积。它比之前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阿雷西博的有效接收面积扩大了2.3倍，其灵敏度分别是VLA（美国的特大天线阵）、阿雷西博和印度GMRT（巨型米波射电望远镜）的5.4倍、2.3倍和1.5倍。

“中国天眼”大射电望远镜不是金属堆砌的“傻大粗”，而是最精密的天文仪器。由于采用光机电一体化的馈源平台，加之馈源舱内的并联机器人二次调整，它在馈源与反射面之间无刚性连接的情况下，可实现毫米级指向跟踪，确保精确地聚集和监听宇宙中微弱的射电信号。

对于“中国天眼”的天文学家来说，寻找脉冲星的工作，不仅是个技术活，也是个体力活。“中国天眼”目前的指向调节尚不灵活。而脉冲星信号非常暗弱，它的辐射束周期性快速扫过地球，发出的脉冲在到达地球前，会受到各种星际介质影响，出现“色散”。天文学家要经过艰难的“找周期”和消色散之后，才可以找到大量“看着好像是脉冲星信号”的候选体。

虽然有软件可以帮忙筛选，但要从这些候选体中找出脉冲星，最终还是需要天文学家用肉眼查看每个候选体相应的参数。毫不夸张地说，看过几万张数据结果图后，能找到一颗未知的脉冲星，就谢天谢地了。

（取材于2017年10月11日的《济南日报》及乔健等人的相关文章）

2016年12月20日，“汉语盘点2016”揭晓，“中国天眼”入选“十大科技焦点名词”。评选数据基于国家语言资源语料库。语料包括国内17家报纸、26家电视台以及两个门户网站，约20亿字语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