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态文明视角发现乡村的价值

看待乡村，人们习惯用工业文明的视角，也就是以工业化，城市化标准衡量乡村，最常见的评价指标是规模效益。在这样的视角下，乡村的生产和消费似乎都变得不“经济”，也无法成为人们获取经济利益的场域。因此，在一些人看来，乡村只能依附于城市。然而，当我们换个评价体系，以生态文明的视角看待乡村时，就会发现它在现代社会的独特价值。

事实上，跳出依附视角就能发现，乡村文明以尊重自然，敬畏自然为基础，无论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是信仰与习俗，都维系着人与环境、人与自然的和谐。乡村完全可以发展可循环利用的智慧农业，而不是依靠化肥，农药，除草剂伤害环境或“有水快流”的掠夺性农业。乡村生活，也可以相对超脱“时间就是金钱”的经济属性，寻求与大自然更合拍的生活节奏，缔造有利于生态、生活和生命健康的生活状态。更重要的是，乡村具有传统文化的保存功能，可以成为刻板都市生活的精神后花园。

如果说，工业文明理念让人们更注重生产结果，更追求财富，生态文明理念则给予生产和生活过程同等重视，因而更能发掘生命的意义，洞察生活的幸福。现在乡村建设的问题，不少是因为人们习惯于把城市文明机械地移植到乡村，诸如“用城市建设的思路改造乡村”“就地城市化”等想法，其实是把城市问题复制到了乡村，甚至用一个存在问题的模式替代了乡村最美好的东西。

比如，把城市的垃圾处置方式移植到乡村后，乡村生产与生活之间的有机循环被消灭了。在乡村，农民生产的绝大多数东西都可以得到有效的综合利用，生活垃圾以及动物的粪便，更可以变成有机肥回到农田。可惜，这一有机循环文化在错误的理念支配下被消灭了，于是出现了秸秆焚烧、动物粪便污染以及垃圾收集，运输、填埋等问题。

乡村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以生态文明的理念去理解，乡村像是一座尘封的宝库。怀着一颗敬畏的心去对待它、体会它，就会发现其中不可替代的价值。1992年，1575名科学家曾发表了一份《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开头就说：“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这正与工业时代的过度索取有关。

生态文明视角下的乡村，承载了中国传统中“天人合一”的生活哲学，始终哺育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理想。农民的明哲适度，似乎是永恒的。乡村的自然、自足、自养、自乐，是乡村生活的最大魅力；顺应自然，有限利用资源、可持续发展以及智慧产业，则是乡村的最大财富。因此，新型的城乡关系，一定是尊重城乡差异基础上的互补关系。而美丽乡村建设，也正是要把乡村建设得更像乡村，而不是用城市替代乡村，或在乡村复制城市。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文章有删改）

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进行了中国历史上过去不曾有过今后也不会再有的城市复复制——将自己的故乡丰县按原样搬迁到关中的丽邑.

原来刘邦当了开国皇帝后，将自己的父亲尊为“太上皇”，在首都长安附近的丽邑为他建造了宫殿，并完全按照丰县的样子改建了丽邑，城社、街道、商店、住宅 —一仿造，务必保持原状，又下令将丰县的人口迁至丽邑，特别是太上皇熟识的屠夫、小贩、少年、沽酒的、卖饼的一个不缺。刘邦将丽邑改名新丰，让他父亲永远不离开这个新的丰县。

从此新丰成为关中的一个名城大县，但再也没有听说有什么丰县特色„刘邦虽有万乘之享，可以动用天下的人力物力，却无法真正将故乡迁至关中。城池、術署、寺庙一类公共建建筑可以复制，民居却不能移植；人口可以迁移，却不能使迁入的人口不随乡入俗。公共建筑可以不计代价，也可以不太考虑地理环境的差异，但民居却必须让人能住、爱住、住得起，所以必须适应当地的地理环境。拿那批由丰县迁入关中的移民来说，当他们长期定居后就会发现，故乡的房屋难以适应关中的气候，原来的屠狗、沽酒、卖饼、斗鸡、蹴鞠，失去了官府的补贴也未必维持得了生活，于是他们不得不改建房屋，改变职业，新丰城的内部已经不同于丰县，随后新丰城的外貌必然也会变化，变得与周围的关中城市差不多。

古往今来，多少移民离乡背井，在遥远的他乡生存繁衍，他们千方百计保留故乡的记忆,唯独难以保持日常的衣食住行。拿“住”来说，南方的吊脚楼到了不必临水而居的北方就失去了用武之地；在黄土深厚、木材紧缺的地方，外来移民也会选择穴居。正因为如此，民居往往成为地方文化最富有特色的部分，因为它最能反映当地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 也最能显示多数人的生活方式。

上海曾经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会”，但能代表“万囯”的建筑基本都是公共建筑或高官巨商的豪宅别馆。即使是远涉重洋来到上海的外国侨民，在没有获得充足的财富或取得—定的社会地位时，一般只能利用现成的建筑。而当他们要将一种外来的民居引入上海时，必定要进行适应上海的改造。现在已被当作“海派”特色甚至“传统文化”的石库门民居，起初是为了解决租界人口激增、住房紧张、土地不足的困难，所以一方面采用了节约土地又便于施工的英囯连排式建筑，另一方面又为每幢房子增加了一个封闭式的小天井，并对内部结构作了适合中国家庭的调整。这种外来建筑能在上海落地生根，发展成为上海的主要民居形式，就是本土化的结果。

民居不能随意移植，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在上海建世界各国的建筑不会有什么困难，但要将外国建筑当民居，就得先考虑一下给谁住。本地人愿意住？住得起吗？有那么多外国人来住？他们真愿意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