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寻根

曲阜孔庙的大成殿和北京紫禁城的太和殿、泰安岱庙的天贶殿，被誉为东方三大殿。近年农历八月廿七日孔子诞辰，都要在这里奏中和韶乐，演八佾舞，向至圣先师顶礼膜拜，把今人引入远哉悠悠的春秋末岁西狩获麟的古老风气之中。

我是暮春三月到曲阜开“鲁迅与孔子学术研讨会”的，未能躬逢其盛。

站在清朝雍正皇帝手书的“大成殿”金字匾额下方挡驾的绿栏杆之外，远远地望着头戴十二旒冕、身着十二章王服，手捧镇圭，一如古代帝王威仪的孔子坐像，敬则敬矣，却没有多少亲切感。当一个人被历代权贵显儒拜至高不可攀的天云之际，我辈平民书生只有敬而远之的份儿。

记得多少年前，到处绘作“横眉冷对”的鲁迅肖像，连孩童也问他爸爸：“鲁迅爷爷很厉害吧？”圣人、伟人能否带点人情味？鲁迅晚年对此有所警觉，有所疑惑。他孝其母而爱其子，写了《答客诮》诗，自我辩解道：“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他写《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向被视为非孔之作，其行文揭示权势者的利用和后儒的僵化，使民众对孔子惟有恭谨，却不亲密，又于孔子生前落魄，身后暴荣，体悟到人生荣辱如白云苍狗的悲凉感。这对后人如何看待伟人（包括孔子和鲁迅本人）和伟人之学，是富有启迪价值的。

吾非孔门圣裔，这番曲阜寻根是要寻文化之根。中国成为数千年文明古国而不堕，成为礼仪之邦而富有风流儒雅趣味，甚至士人阶层列为“四民之首”成为历代社会的共识，孔子之功是不可没的。但圣人也是人，其学惟有与时俱进、从善如流、不断生发新机，后人寻根时，才会感到与血肉相连。在大成殿盘龙翔凤、金碧辉煌的灵光中，我感到圣人离我弥远，感到寻根的失落。惟有回首殿前一株挺拔苍翠的桧树，辨读“先师手植桧”的刻石，才渐渐辨认出孔子的身影，似乎这位身材魁伟的慈祥老人也荷锄培土，和我们一道参加植树节。

孔子植桧相传有二株，唐朝封演《封氏闻见记》称：“曲阜县文宣王庙内并殿西南各有柏叶松身之树，各高五丈，枯槁已久。相传夫子手植，永嘉三年其树枯死。”原树历经兵灾火劫，在废墟上重生，在祸难后仅存的树桩上复发新条。今存者已历二百六十年风雨，老干如铁，繁枝似盖，显示了在风火雷电中不可摧磨的生命力，其树冠已在同大成门争日光中越过大成门的屋脊了。

《孟子·万章下》载：“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孟子这段话，为孔子形象定型化。于今的孔庙，已树起“金声玉振坊”、“圣时门”、“大成门”、“大成殿”，组合成坚强的自南而北的孔庙中轴线，比生命力，先师手植桧终于日益一日地高出大成门屋脊，便是极妙的象征。因为这时存在一条深植于泥土，并不息地抽出枝叶而迎接日日其新的阳光的根。

曲阜“三孔”中引起我留连仰慕的树木，还有孔府花园的五君子柏。这株经历四百余年风雨的柏树，有若匪夷所思的巨掌伸出五指，采摄阳光和云霞，拥抱着寄居其间的一株古槐。我钦佩其博大胸襟，在树前留影。我想，柏与槐的根系是无心自立门户的，它们互相纠结，共同抗御风雨雷电。一者枝杆如虬，一者翠叶婆娑，相互掩映，相互扶持，各抒所长，荣辱与共，创造了“五柏抱槐”的旷世奇观。

由根深叶茂，我联想到水源。老根无水，其生命势必枯竭，是不能重生的。孔子的根，孔子的降生地在尼山，那里的水名曰：“智源”。我这次来去匆匆，未及踏访。据《阙里志·山川》：“沂水出鲁城东南，尼丘山是也；流下注为智源溪。”其他有观川亭，相传是孔子观五川汇流之处。孔子在川上叹光阴易逝，一川秀水融汇着多少浩茫的人生感触。

孔庙之旁有孔子故宅，大概能唤起游人的亲切感吧，但它已改作奉祀孔子先人的家庙，而且每个先人都封了王爵，宅中有孔子当年饮水的古井，据称那井水是“既清且渫”的，如今已成暗浊的止水。井旁有乾隆皇帝“故宅井赞碑”。镌刻有这位盛世群王的“饮水拜师”铭文：“我取一勺，以饮以思，呜呼宣圣，实我之师。”不过，井之四周已筑起雕花石栏、四角碑亭，俨然“圣水”的模样。这也就失去了我去年在绍兴鲁迅故居看百草园中的水井，尚能联想到少年鲁迅听蟋蟀弹琴、看云雀高飞，挖掘何首乌、采搞覆盆子的自然趣味了。

⑴文化的字义有多种，一般来说，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制度与精神。

⑵中国文化有两个基本精神，具有高度的理论价值，一是“以人为本”，一是“以和为贵”。

⑶中国文化和西方、印度的文化很不一样，中国文化有着无神论的传播，有超越宗教的人本主义倾向。从孔子开始就一直把“人”看得比“神”重要。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重道义而远鬼神，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这应当说是极有价值的。西方宗教比较发达，基督教在西方社会生活中有广泛影响。西方基督教文化可以说是“以神为本”。基督教徒也重视为他人服务，这一点当然很好，可还是要信仰一个上帝。俄国大文学家托尔斯泰，最后信了教，每天晚上跪着祈祷，要和上帝说话，中国的儒家就没有这一套。佛教讲了很深刻、很详细的哲学理论，可它同时也讲生死轮回，人死后或者上天堂，或者下地狱，或者变牛变马，这完全是错误的。佛教东来，但在中国文化史上并没有居主导地位。儒家思想的迷信成分比较少，这正是儒家比较高明的地方。孔孟偶尔还讲“天”的模糊概念，稍有一点信仰的意味，但到了宋明理学阶段，“天”就完全没有上帝的意思了，而是宇宙的本体。中国至少在知识分子阶层，宗教思想相当淡薄，有着“以道德代宗教”的传统。

⑷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强调“人”；《礼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认为人是天地的思维器官，人表现了天地的自我认识；孟子辨析“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强调了“良贵”观念，即人有道德自觉心。有人对此不了解，说中国自古是“他律”，服从于外界的压力、管束，说西方文化是“自律”。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这些观点都强调了人的价值，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以人为本”，与有神论相比，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⑸中国哲学特别重视和谐，强调“以和为贵”。春秋时期的史伯说“和实生物”，“以他平他谓之和”。所谓“和”是创新的源泉，指多样性的统一，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孔子弟子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指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合作。张载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认为和解是解决矛盾的原则。“和”是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准则。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经常相互矛盾斗争，但是，如果只强调斗争，最后将同归于尽。西方也不是不讲“和”，但更强调“争”，把利益和力量之争看得很重要。

（节选自《中国文史百科总序》，有删改）

怀鲁迅

⑴真是晴天霹雳，在南台的宴会席上，忽而听到鲁迅的死。

⑵发了几通电报，荟萃了一夜行李，第二天，我就匆匆跳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

⑶二十二日上午八时船靠了岸，到家洗了一个澡，吞了两口饭，跑到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去，遇见的只是真诚的脸、热烈的脸、悲愤的脸，和千千万万将要破裂似的青年男女的心肺与紧捏的拳头。

⑷这不是寻常的丧葬，这也不是沉郁的悲哀，这正像是大地震要来，或黎明将到时充塞在天地之间的一瞬间的寂静。

⑸生死、肉体、灵魂、眼泪、悲叹，这些问题与感觉，在此地似乎太渺小了。在鲁迅死的彼岸，还照耀着一道更伟大的、更猛烈的寂光。

⑹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⑺鲁迅的灵柩，在夜阴里被埋进浅土中去了，西天角却出现了一片微红的新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