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文化自信问题，在当下的中国再次凸显为重要的实践问题和学术课题，这是历史、时代、现实多重因素促成的。这一问题的求解方式、求解向度等与我们的文化走向、社会发展，与我们的文化梦想，复兴伟业深深融涵一体。

②涤除仍客观存在的文化上的不自信，是一个现实课题。中华民族有着早醒的文化自觉、骄傲的文化自视，曾长期饮誉潮头。然而，近代以来接踵而至的外力侵犯，使得中华民族的自信心不断遭遇重创。“忍见铜驼卧荆棘，神州遍地劫灰飞。”民族命运的困厄消顿，使得自信心的丧落、缺乏，逐渐成为面积不小的、笼盖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阴霾。在顽强抗争、拼搏、逐梦中站起来、强起来的中华民族，改变着现实命运，也改变着精神面貌和文化心理。但漫长历史积淀而成的文化心理，其调适提升绝非旦夕之功。

③要引导我们的文化自信由自发恢复走向自觉成长，要涵养应对当今时代激烈展开的文化竞争的精神底气。随着我们国际影响力的迅速提升，当下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也不断恢复、增强。这是与民族振兴进程必然伴行的文化自信的自发恢复。强调文化自信的涵养，就是要引导这种自发恢复走向自觉成长。一方面， 要引导人们克服一时的虚骄、自负的膨胀等非理性的成分；但另一方面，更要引导人们认识当代中国向前向上的大局，认识增进文化自信之于文明重振、民族复兴的意义，促进国人民族自信、发展自信、文化自信的普遍性增进。虽然我们的文化实力在不断增强，但文化的魅力还亟待增强。提振我们的文化自信，在新的时代场景中展现有着悠久文明底蕴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新创造新风采，赢得优势，展现魅力，时不我待。

④我们所要涵养的文化自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构成，推进这样的文化建设，需要的是与之相应的文化自信。这是我们所要涵养的文化自信的本质所在。

⑤我们所要涵养的文化自信是立足当下、继往开来的文化自信。辉煌璀璨的历史文化，是我们文化自信的重要底气。但是，这种底气只有在旧邦新命的历史接续重、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当下实践中，才会更加充盈浩荡。对本民族优秀传统的高扬，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清“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对于在当代文化境遇持守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不过，现实中不同文化猛烈激荡，如果我们迎对现代的西方只能求助于古老的传统，那即是对当代国人文化责任的逃避。当代中华民族，不能做望“洋”、望“古”兴叹者，而要有承于古、强于今的雄心和作为。

⑥我们所要涵养的文化自信是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不等于文化上的自我迷恋、自我封闭，它既要体现在对自我文化的确信，也内含着开放包容的气度。既要坚守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作出具有中华民族主体性原创性的文化开拓，又要注重对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吸纳镜鉴。

⑦立足当下继往开来、 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当今时代中华民族向新而行的文化自信，也是我们的自觉追求。当代中国所需要的文化自信，既体现在对自我文化的确信，也内含着美人之美的雅量、开放包容的气度、择善而用的从容。

⑧涵养向新而行的文化自信，重要前提是普遍性地增进、提升对于我们自己文化的认知、理解，进而走向认同与确信，增强传承好、发展好自己民族文化的自觉，增强推动当代中国文化创新发展的责任意识与使命感。概言之，文化自信立基于文化自知之上，包括对优秀传统文化之“知”，对近代以来革命文化革命传统之“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知”。系统推动中国文化的社会化普及，澈发普遍的文化建设的当下意识责任意识，需要我们基于时代特点、受众特点顶层规划与落地设计。同时，还需要聚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这个核心，抓住全民族文化能力建设这个关键，用好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这个最大的教育资源。

(摘自沈壮海《涵养向新而行的文化自信》，有删改)

坐在小巷中

虹珊

要离开丽江的前一天，我在它的一个小巷子里坐了整整一个下午。

回想这一路，每一步，我似乎无时无刻是在听从内心的调速。内心掌控着语言和行为，演绎出丰富多彩的个性特征。我奔丽江而来，原以为没有任何刻意，其实，在内心深处，我希望的是能够一脚踏进远古，与精神上所追求的所谓安静、古典、明净、幽雅等等高度契合或相印。因为，一直以来，我以为，这些就是我最为崇尚的个性特征。

那么，在丽江，在最接近远古的驿途中，我究竟收集到了什么?春天花朵般密集的脸庞，夏天河流一样不息的语音，这些我都看到了听到了，然而，它们的无休无止和循环往复，使得耳闻目睹的这一切最终竟虚幻得像晃动在夜空下的水中月，是那么地令人生疑。

我，是否真的走进过这座古城？

似乎没有答案。东河从我的眼皮底下淌过，绿色的水草像美人扭动的腰肢。在我的身后，就是中河，在那里，茂盛的垂柳顺着长满青苔的石壁长长地弯向浅浅流淌的水中。而在这两条河之间，横亘着无数条被踩磨得化石般闪亮的石板路，上面正行走着来自五湖四海缤纷的脚步。

我有些弄不明白自己了，为什么要追踪几千里，去经历一个看似重复的经历？其实，仔细想想，它与以往的许多情形并无二致，甚至，与我坐在家里游历于虚拟的网络世界也有几分相似。

对此，我一直耿耿于怀，以至于在离开丽江很久以后，我仍然无法落笔。我不时问自己:曾经，坐在那个小巷中的人究竟是谁？是自己？是别人？还是踏进丽江古城的任何一个人？

后来，发生了汶川地震。我看到那么多人与我一样，为灾区的人民泪流满面、痛彻心肺、倾力相助，那种真情实意，就像灾难是降临在自己的身上。当人类面临着突发事件时，责任、义务、团结等等诸多人类的同一性很自然就过滤掉了个性中极为尖锐的部分，温情与和谐开始大幅度呈现。这时，我们像医生号脉一样，准确地捕捉到了彼此血脉的深处:它们首先是拥有了同一个源头，然后才开始分流，在大地上任意铺排和流淌，终而形成丰富的个体。

灾难绝对不是美，但美同样会在灾难中成长、含苞、开放——人类优秀的品质在瞬间就集结起来，向灾难发起了强大的反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总是不停地、反复地被感动着，被别人也被自己。原来，对于美，人们不约而同的习惯就是:真情实意地欣赏以及自我欣赏。

所以，才有那么多人向着丽江进发，包括我自己。

后来，读了一点点尼采。从叔本华最忠诚的弟子转而成为一个最有力的颠覆者，尼采充分宣扬的自我。当他以彻底的反叛而让自我攀上人生之巅时，却不幸坠入了另一种特殊的人类群体所具有的同一性之中---疯癫，天才最终被个性的极度膨胀而毁灭了最宝贵的天才载体一一生命。他的个性也从此转化成了后人的某些同一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模仿他，模仿他的思维、语言，模仿他个性中那些美丽的、闪光的部分。

与美相遇，欣赏之后也许就是这种无意识地模仿。当我坐在小巷的石板上，被那些古老的事物所包围时，我确信我窥见了纳西族人的凝神或者微笑。那时以为怀揣个性的我，其实也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模仿他们在淌过生活之河时，歇息的某一个片段，或者驻足的某一个瞬间。尽管这种模仿显得笨拙，但十分真诚。事实上，无论怎样标榜自己的个性，我们永远也无法逃脱这种源于血液自觉燃烧的模仿热情，它与本能相关，与继承同质，它就是同一性诞生的母腹。

我终于有所悟，我的丽江之行，其实最终还是服从了人类的同一性，也正是这种同一性，才让我保持了对这个世界最基本的感受能力。

俗就俗吧。在以后的日子里，如果可能，我还是会照样欢欢喜喜地融入人群，走向丽江。

在那里，古老的纳西族人，总会以悬置于时间之外的一些事物，比如水，比如桥，比如石头，比如语言，比如书法……安放如我一样后来者的内心。

（《散文选刊》2019.2)

中国古典诗歌是极其精炼的语言艺术，言约而意丰是历代诗人共同追求的目标。因此古典诗歌中很少有泼墨如水的长篇巨制，相反，人们对那些一字千金的精简短章更为推崇。正如刘勰所云：“规范本体谓之镕，剪截浮词谓之裁。裁则芜秽不生，镕则纲领昭畅……一意两出，义之骈枝也；同辞重句，文之疣赘也。” 又云：“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这个原则虽然对各种文体都适用，但显然对于篇幅有限的诗体更为重要。而古典诗歌的篇幅相当有限，作者又希望在有限的篇幅内承载更多的意蕴，所以不能容忍芜辞赘句的存在。从意象的角度来思考这种原则，显然会导出对于意象密度的追求。

何谓“意象”?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假如同样长短的诗句或诗篇中包含的意象或多或少，也就是意象的密度或密或疏，那么前者所承载的意蕴更加丰富，或者说所传达的信息量更大，如此更可能达到言约意丰的效果。例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温庭筠《商山早行》）这两句诗各用五个字营造了三个意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诗人只把六个意象连缀成句，除此之外不着一字。这样的写法真是干净利索，从意象营造的角度来说，也可以说意象的密度很高。它们为读者展现了一幅极其生动、丰满的早行图景：鸡鸣声声，乡村旅店的茅檐上方斜挂着一钩残月；一条板桥上积满浓霜，上面印着行人的足迹。句中虽无一字直接抒情，然而早行的苦辛、心境的寂寞皆渗透在那些物象之中，读来令人恻然心动。如果不是意象如此密集，恐怕难以在寥寥十个字中安置如此丰富的内涵。

但是，是不是意象密集的诗一定是好诗呢?或者说，是不是意象密度越大的诗就越好呢?下面以五律为例做些分析。“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李白《访戴天山道士不遇》）这是一首千古传诵的名篇，后人的赞扬之词甚多。但是它也招致了一些非议，有人就说：“‘水声’、‘飞泉’、‘树’、‘松’、‘桃’、‘竹’语皆犯重。”其实正是指此诗意象过于密集。那么，为什么意象过于密集也会是一种缺点呢?简单地说，原因在于意象过密会妨碍诗歌意脉的流动，从而显得堆垛、板滞。

从上述论述可以得出两个貌似互相矛盾的结论：对于诗句来说，意象密集往往会产生精警的名句；对于诗篇来说，意象密集则是利弊参半的，有些作品因意象密集而见胜，有些作品却因意象过密而受损。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在于人们对于名句和名篇的要求有所不同。一般说来，凡是万口传诵的名句都具备某种独立的价值，也就是说，即使把名句从原诗中彻底剥离出来，它们的价值也几乎不受损伤。

由此可见，虽然不能说所有的名句都是意象密集的，但是意象密集肯定是构成名句的重要条件。因为名句的篇幅仅有寥寥数字，如果意象的密度太低，那就包蕴不了多少意义，要想成为具有独立价值的名句也就难上加难了。诗篇的情形则与诗句大不相同。一首好诗，不但应该“状难写之景，如见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而且应有完整的意境和流畅的意脉。

那么，对于诗篇来说，什么样的意象密度才恰到好处呢？宋人范温的一段话颇有启迪意义，他说：“诗贵工拙相半，老杜诗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类如此。皆拙固无取，使其皆工，则峭急而无古气，如李贺之流是也。”范温所说的“工”与“拙”指诗歌艺术的精丽与朴拙，意即一首诗既应有精丽细密的部分，也要有相对朴拙粗放的部分，才能张弛有节，并突出重点。一首诗中的意象密度也是如此，整首诗的意象最好是“疏密相半”，也即有疏有密，疏密相济，才能恰到好处。事实上唐代的优秀诗人都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在创作实践中很好地贯彻了这种精神。他们对意象的密度是相当留意的。唐诗名句的意象密度大多较高，唐诗名篇的意象则以疏密相济为普遍规律。唐代的优秀诗人有意无意地把一篇作品内的意象密度控制在比较合理的程度，从而写出许多疏密有致的佳作。

（摘编自莫砺锋《论唐诗意象的密度》）